作家们的经济状况有好有坏。赫尔曼·梅尔维尔终其一生，靠写书大约赚了一万零五百美元。他凭借第一本小说成名，然后发觉自己的风格不合大众胃口。被出版商遗弃后，他的财务状况变得糟糕至极。他最出色、最具雄心的作品乏人问津，他艰难地养活妻子和孩子，这导致他变得抑郁，据说最后患上了精神疾病。很久之后，梅尔维尔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承认，但美国文库的《梅尔维尔选集》第二册的扉页上却将他的姓拼错了。

乔纳森·弗兰岑在成为全职作家后，面临着维持生计的问题。为了打出干净的草稿，他和妻子共享一台打字机，每当这台打字机出故障，他和妻子就将其送往哈佛书店的巴伦博先生处，巴伦博先生不喜欢让客户花大钱修理，这一点令认同“每一个不够富有的人都要学习应对孱弱设备”的乔纳森非常欣慰。

他住在慕尼黑的时候，曾从一个工地偷了两颗鹅卵石，打算用报纸将它们包起来，做成书挡，这种窃行令他感觉像犯了重罪。跟学生散步经过一个垃圾堆时，他发现一把溅了油漆和灰泥、座位坏掉的木椅，之后他拯救了这把椅子：“拿海绵给它搓澡，从被弃置路边的五斗柜抽屉上拆下一片坚固的胶合板，拿八根捡来的螺丝钉将胶合板固定在座位底下，用黑色油漆笔遮盖溅上去的白漆。”乔纳森认为：“我宁愿过捡破烂与再生的日子，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较之梅尔维尔及乔纳森，村上春树的经济状况显然好很多。有人给他寄来报纸，说多伦多及旧金山书店店主都在抱怨，店里被偷的书，村上春树的占压倒性多数。

曾两度用红框围住詹姆斯·乔伊斯面孔的《时代》周刊，后来又把封面奉献给了斯科特·杜罗及斯蒂芬·金。有评论认为：“这些当然是可敬的作家，但没有人怀疑，为他们赢得封面的是他们的合约数量。”有人问斯蒂芬·金：“写书是否为了赚钱？”他说：“答案是否定的。现在不是，从来都不是。我确实通过写小说赚了不少钱，但我从来不曾为了拿稿费而写过哪怕一个字……我写作是为了自我满足。我也许借此还清了房贷，送孩子上了大学，但这些都是附加的好处，我图的是我能沉醉其中的那种乐趣，为的是纯粹的快乐。”

有时，对经济不够敏感令事情变得充满童趣。库切在给保罗·奥斯特的信中提道：“我们被告知，与几个月前相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变穷了……过去某些很高的数据，忽然之间就变低了，于是，我们就变穷了……为什么不能干脆抛开这组特别的数字……为我们自己编造一些新的能表明我们比过去富有的数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