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的帅气面孔，远离媒体与宣传的神秘感，锐利的思想锋芒，诊断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摆脱沉重哲学腔的清新随笔风格——即便被贬为“地铁上的哲学家”，那又如何？从风格上看，有人把他视为罗兰·巴特的后继者，至于将他与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相提并论，则是小看了他的思辨能力。

韩炳哲的书都不厚重，译成中文不过在3万至12万字之间，每本书由10篇左右的文章组成，行文晓畅，看似通俗易懂，但极富知识密度、批判力度和思想高度。

韩炳哲认为，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已经不再适用。如果说“规训社会”建立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今日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种社会形态，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基因实验室构成，这是一个“功绩社会”，需要全新的“精神政治学”。如果说“规训社会”以否定性的“你不可以”为座右铭，制造出疯人和罪犯，歇斯底里是其典型症状，那么，“功绩社会”则以肯定性的“是的，你能行”为口头禅，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兴奋剂社会”，所谓“神经增强”，而在过度的亢奋之后，生产出抑郁症患者、注意力缺乏症患者、过劳症患者乃至厌世者。

传统的自由主义是福柯所说的“生物政治学”，与资本主义规训模式联系在一起，在终极意义上是最广义的“肉体政治学”。但是，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精神”作为第一生产力，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晚期福柯所构想的“自我技术”，也已经完全被纳入到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政权中——对于性感和健美体魄的强制命令，将身体降格为需要被优化的功能客体。当“规训”让位于“功绩”，个人作为自己的“雇主”主动并狂热地进行自我剥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学通过“肯定”而不是“否定”来运行，它不用“苦药”，而是通过“点赞”达到目的，它认真记录灵魂的愿望、需求和期许，对人的行为进行预判，这是一种智能的政治，它不去压迫而是去努力讨好和成全。

同质化的恐怖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援引了边沁的“全景监狱”，全景监狱中的囚室彼此隔绝，犯人不能彼此交流，由于有分隔墙，所以犯人们看不见彼此。为了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犯人必须面对孤单。韩炳哲提出，当代社会是“数字全景监狱”，与此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居住者是彼此联网的，他们交流密切。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空间和交流上的隔绝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而是联网和“超交流”。数字化全景监狱的运作方式是无视角的，无视角也就没有盲区，远比有视角的监控更为有效。狱中人生活在自由的假想中，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并且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着数字的全景监狱。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监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全景监狱。

在韩炳哲看来，当代社会的大部分问题，在于“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由于同者缺少能限定它、塑造它的辩证的对立面，所以同者成了没有固定形态的、彼此无差别的、一团蔓生的东西，最终形成同质化的恐怖：“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如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和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

也正是因为“他者的消失”，有着悠久传统的“爱欲”也已经死亡。黑格尔曾经指出，只有在爱情中，精神能够体验对自我的消灭，“让自我在死亡中得以保存。因为真正的爱表现为自我的不复存在，以便他者出现”。爱情是双人舞，除了自我，必须有他者，哪怕这他者让自我痛苦万端。但是当代人的“自恋”，意味着只关注自己，无法产生对异己他者的爱欲，流连于独舞的单人舞台。“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

在专业研究者看来，韩炳哲未免有些“轻盈”：判断太多，论证太少；杂糅太多，独创太少；核心论题经常重复，以至于十余本著作可以算作一部大书。尤其是，像所有那些批判派学者，对于社会精神症候的诊断颇多，而给出的药方又太含糊其辞。的确，若从“厚重”和“系统化”的学术角度衡量，韩炳哲与福柯那辈哲学家不可同日而语。好在读者们作为数字全景监狱的住客，早已注意力涣散，韩炳哲的著作在长短上“刚刚好”。而正像麦克卢汉等“先知”，要待后人的不断注疏才能得成正果，连百度词条都还没有的韩炳哲，等待着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和传播学系的学生们。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师需要分析对象，精神分析师也需要其他精神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