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览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2017年，大卫·普利兹克才第一次来到敦煌，但之前，其实敦煌已经无数次地出现在他对吐蕃历史的研究中。在牛津大学读博期间，大卫就开始深入研究学习吐蕃时期洞窟壁画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很快，他在莫高窟壁画与吐蕃艺术风格之间建立起了关联。

在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中，有一件来自吐蕃晚期、推测出土于尼泊尔或西藏的“金刚手菩萨鎏金铜坐像”，它的风格，与大卫在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窟北壁后侧壁画中所见的金刚手菩萨坐像非常类似：体态修长，身着轻薄天衣，线条毕显，具有印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和克什米尔造像的特点。

“这是吐蕃和敦煌佛教风格互相影响的一个例证。”大卫告诉本刊，“吐蕃时期佛像雕塑的许多艺术灵感和风格都来自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主要国家，当时他们引进了很多来自尼泊尔、印度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技艺精湛的雕刻大师来帮王室制作佛教造像等艺术品。敦煌地处古丝绸之路咽喉要地，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是世界四大文明、六种宗教、多种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吐蕃占领敦煌的那段时间，吐蕃人必然得以在敦煌学习到周边文化、艺术、宗教等方方面面。”

吐蕃时期的丝绸之路有着非常繁荣的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大卫说,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希望在敦煌举办此次展览的原因，“如今喜马拉雅艺术，尤其是佛教艺术非常受欢迎，然而其早期的吐蕃时期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但这是我们家庭在做田野考古踏察时非常喜欢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时期的作品为大家呈现一个很少被看到的新方向。”

带金饰 织锦漆木马鞍 （1 套三件）， 中亚或吐蕃时 期（608~866）， 8 世纪， 美国 芝加哥普利兹 克收藏

敦煌，连接大唐与吐蕃

1975年，大卫的父亲托马斯·普利兹克（Thomas Pritzker）与那时还是他未婚妻的玛格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脉，从此爱上了这片神秘辽阔的疆域。他们结婚并有了大卫，大卫从小便常年跟随父母行走在印度、尼泊尔和西藏地区之间，与喜马拉雅艺术结缘。

与四川大学合作进行的西藏阿里古格王国考古项目，让普利兹克一家认识和了解了这个由吐蕃王朝后裔建立的政权。1994年，在一次对札达县的例行考古调查中，大卫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佛教洞窟——帕尔嘎尔布石窟。逐渐地，他们的目光开始投向了吐蕃，这个曾经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古代帝国。

吐蕃王朝，是一个曾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的两百年间，活跃于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政权，当时是亚洲腹地与大唐、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的强大势力。它不仅逐渐统一了临近的苏毗、羊同、党项、吐谷浑各族，还在中原的陇右、河西等地与唐朝进行激烈的争夺。

贞观十五年（641）的春天，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禄东赞到长安迎接文成公主入藏，这才开启了吐蕃王朝和唐朝交流的序幕。身为右相的唐代画家阎立本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将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禄东赞的情景绘制成《步辇图》。故宫博物院现在收藏有传为阎立本所绘的这一名画，本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上也展出了其复制品。

在这幅画里，左边觐见的三人中，服饰最华丽的便是吐蕃大相禄东赞。他身穿一身丝织的小袖圆领直襟锦袍，上面饰有两种不同的图案：一种是当时流行于波斯地区萨珊织锦中的“联珠立鸟纹”，色泽艳丽；另一种则比较暗淡，团窠纹里有动物形象，不知是鹿、羊还是骆驼。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三件藏品：联珠纹对鸭纹童衣，吐蕃时期（608~ 866）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称这件华服为“小袖花锦饱”，认为它应当是《唐六典》中提到的四川一带工匠织造的“蕃客锦袍”，每年需要制作200件上贡；而根据杜佑《通典》“赋税条”的记载，扬州广陵每年也要上贡250件，这都是唐朝廷专令织造，用来赠予那些远道而来的异国使臣的特别礼物。

敦煌坐落在丝绸之路两段主要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上，在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大举东进，在公元8世纪后期到9世纪前半叶占领敦煌60余年。这期间，敦煌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但佛教却因为吐蕃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得到蓬勃发展。莫高窟在吐蕃时期新建洞窟56个，续建前代洞窟20多个，许多发现于此地的经卷文书也都来自这一时期。

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初，佛的形象常和赞普的形象合二为一，即佛造像带有王室成员的特征。普利兹克收藏这次展出了一尊尼泊尔早期的“发髻绘蓝彩的铜鎏金弥勒佛坐像”，弥勒的形象似乎就融合了吐蕃赞普的外貌。“知道吐蕃王权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对于了解吐蕃佛造像艺术风格的由来和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大卫说，在敦煌的壁画主题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国王形象与佛造像之间的这种关联。并且，莫高窟这一时期的画像中还出现了大量身穿吐蕃服装的供养人形象。

与此同时，抄写经书成为敦煌这一时期佛教兴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自从佛教传入吐蕃后，大量的佛教典籍在吐蕃境内催生了一股大规模翻译和抄写佛经的风潮。而当吐蕃进入后，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敦煌成为佛经翻译和抄写的集中地。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三件藏品：金刚手菩萨鎏金铜坐像，尼泊尔或西藏，吐蕃时期晚期（9~10世纪）

当时，敦煌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一般由寺院的大校阅师、译师主持，人数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这些负责抄写经书的僧俗往往来自汉族、粟特、吐谷浑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要遵照赞普的命令，长年累月地抄写。这些抄写好的经卷或供当地使用，或被运送回吐蕃。据统计，《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被抄写了数千部，600卷的《大般若经》也被抄写了好几部。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余件文献，其中古藏文文献有上万件，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实际上，相对于吐蕃对于敦煌这边佛教传承的影响，应该说敦煌对整个西藏佛教的影响更大。而且因为丝绸之路的交流还进入到了其他很多地域，整个亚洲的其他区域其实都受到了当时敦煌的影响。”大卫向本刊介绍道，在这次展览中，来自敦煌市博物馆的一件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手抄经卷》是其中的经典例证。

从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佛教文献看，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的经书主要是《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敦煌写卷中有汉、藏两种文字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缮写此经所作的功德是对吐蕃赞普的赞颂和祝福。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三件藏品：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吐蕃时期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

“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

除了和中原唐王朝的往来，吐蕃也借由来自大唐帝国的丝绸，与中亚的波斯、粟特和阿拉伯，以及南亚的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等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独特的“高原丝绸之路”。这导致吐蕃王朝的许多器物都反映出了各个不同国家的特征。

普利兹克收藏这次展出了一套织锦服饰实物，饰有《步辇图》中描绘的“联珠立鸟纹”图样。这是一套给小孩穿的对襟短袖衫，上衣下裙样式，属于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类似的吐蕃织锦小孩服装。衣物的式样受到了唐代中原服饰的影响，但上面的纹饰又都是当时丝绸之路上流行的西方图案。带有此类“联珠团窠纹”的对马、对兽纹样的丝织品，在展览中“吐蕃贵族盛装”这一单元可以发现许多，其中展现吐蕃贵族营地生活的一幅巨大的“对鹿纹丝织锦”尤为引人注意。

尽管吐蕃贵族崇尚使用丝绸的生活，但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与丝绸相关的种桑、养蚕和缫丝等关键技术始终没有传入吐蕃，所以吐蕃的丝绸很可能或源自中亚粟特，或来自唐中原地区。据文献记载，吐蕃曾通过馈赠、贸易，甚至战争手段来获得这种纺织品。

藏文历史名著《贤者喜宴》中写道，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唐太宗赐予了各种宝物，其中就有镶有玉片的黄金马鞍，马鞍的坐垫以绸缎制作，上面织有八种狮子和鸟的图案，外面一圈饰有枝叶宝篆纹。这段历史可以在普利兹克收藏提供的另一件藏品“带金饰织锦漆木马鞍”中找到原型。

这件吐蕃风格的马鞍是7至12世纪的常见类型，与当时突厥人、唐朝人以及东北的契丹人所用的马鞍结构类似。它保存完整、形制精美，令人赞叹。木质的马鞍表面覆盖有一层精美的丝织品，上面装饰着源自波斯艺术的团窠对鸭纹。而马鞍下面悬挂着两片装饰着对狮纹的椭圆形丝绸马衣，对称的狮纹来自拜占庭传统。

“吐蕃是西藏整个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可以说最重要的时代。它有自己的国王，以及一些著名的文化英雄。而他们在成为佛教徒之前，首先是皇室，非常有身份地位，同时还拥有很多英雄的特征，然后才变成了佛教徒。”大卫认为，本次展览的主要目的是展现这个繁荣王朝的宫廷生活，“除了文字、哲学和宗教，丝绸之路上许多其他的文化艺术交流也进入了吐蕃，包括唱歌、跳舞、喝酒等宴会形式，都是从丝绸之路不同的地方慢慢引进到了西藏”。

唐代诗人刘言史曾在《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写道：“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新西兰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20世纪40年代在西安古玩市场购得的一件唐代“鎏金铜胡腾舞俑”，也借展到了这次的展览中。在铜制的支架上，这个身着西域风情服装的小人儿，右腿伸出，准备旋转，正是胡腾舞的标准动作。

胡腾舞者行走在丝绸之路上，将这种来自粟特的独特舞蹈带到了沿途各个国家，吐蕃王廷也不例外。舞者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安伽墓与虞弘墓等粟特墓葬的石棺床上，也出现在了都兰的彩绘木棺棺板画以及拉萨大昭寺的银瓶上。

这些融合了异域特色的吐蕃舞蹈，在8世纪末到9世纪早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也能看到。比如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两排分别身穿汉装和吐蕃服饰的舞伎，舞动着长袖缓缓前行，这是典型的吐蕃舞蹈。榆林窟第25窟的壁画则描绘了另一种吐蕃鼓舞的动作，画中的乐伎腰间系着一个细腰鼓，双手展开，一脚站立，一脚向前提起。

不过，在所有这些展品中，大卫最喜欢，并且觉得最能够代表典型吐蕃王朝宫廷生活的收藏是一件吐蕃早期的黄金胡瓶。这是一款典型的来源于西域的“持壶”。它制作精美，表面镶嵌绿松石，并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浮雕式金属工艺，颈部纹有鸳鸯，足部饰有两两相对而卧的狮子和鹿。腹部的纹饰分为两层，上为双翼张开的凤凰，下面交替装饰了独角兽和有角神兽兽首，鸟兽均被花草纹构成的团窠纹包围。这件胡瓶融合了萨珊、中亚和唐朝的样式，专门迎合了吐蕃贵族的品味。

“它整体的设计风格可以看到来自很多不同地域元素的融合，文化色彩非常丰富，是能够展现当时吐蕃王朝宫廷生活的一个典型物品。”大卫表示，“如果有一件符号性的展品可以归纳整个展览涉及的所有方面跟它的内在哲理，那就应该是这件胡瓶。”他说，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方对另外一方施加“单向”的影响，而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