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超

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他们的“四大弟子”——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成为最重要的第二代甲骨学者，勾连起民国到新中国的古文字学科发展。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所著《殷虚文字类编》作序时，首次将四人并列：“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那一年，商承祚、柯昌济只有21岁，唐兰22岁，年龄最大的容庚也不过30岁。

这四人都曾受业于罗振玉、王国维，彼此间有着紧密的联系。1922年夏天，罗振玉将容庚介绍给商承祚。商承祚听后大喜，“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二人一见如故，开启长达60年的友情。1924年，商承祚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次年担任东南大学讲师，抗战期间几经辗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商承祚与容庚在合并后的新中山大学又做了同事，联名招收研究生。

容庚与“甲骨四堂”都有交往，他入读北京大学是罗振玉介绍，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与董作宾同学，后一直留在北京直到抗战结束。任教燕京大学时，容庚曾给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寄去图书资料，深受郭感激。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日曾找容庚久谈。悲剧发生后，容庚在遗体旁“不觉放声痛哭，盖上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王国维对“四大弟子”中的其他三人也都有很深的影响，除为容、商作序，他还曾亲自指导唐兰、柯昌济治学。

唐兰出身浙江商贾家庭，王国维说他“于书无所不窥”。唐兰在无锡专修国学，订正罗振玉所释甲骨文字，获罗嘉许，被罗引荐给王国维。后来唐兰北上，在天津研究诗词音韵，在故宫研究青铜铭文，在北大讲授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课。尽管因为兴趣广泛，写书常不能完成原定计划，但唐兰开拓“孤学”，让古文字学从个人研究成为能够在课堂上讲授的学科体系，对古文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柯昌济生在书香门第，其父柯劭忞是《新元史》作者。在父亲的安排下，柯昌济和兄长分别拜于王国维、罗振玉门下。王国维在书信中勉励柯昌济锲而不舍，开拓学术疆域，未来不可限量。1921年，年仅19岁的柯昌济出版《殷虚书契补释》。虽说有人统计此书的释字正误比达1∶3，但在甲骨学史上仍有其独特的地位。1925年柯昌济毕业于清华文史研究院，抗战期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师，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山东、上海等地的研究机构工作。

唐兰后半生留居北京，他往返于故宫与北大，从事研究与授课工作，学生中有朱德熙、高明等一批著名的考古学、语言学学者。

容庚的《金文编》增订本于1959年出版，共收字1.8万多个，成为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字典。与此书颇有渊源的罗振玉、王国维都没能看到容庚这一版本，但当年的罗王之学，已在学界开枝散叶。

（参考书目：《容庚传》，易新农、夏和顺著；《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黄益飞著；《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侯书勇著；《从〈殷虚书契补释〉看柯昌济早期的甲骨文研究》，范常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