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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医学

作者:admin 2019-10-17 我要评论

文/王一方 一百年前的 五四 ,并非一场医学领域里的精神暴动,却是一场与医学有着诸多关联,并对近代中国医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价值肉搏战。如今,中国近代历...

文/王一方

一百年前的 “五四 ”,并非一场医学领域里的精神暴动,却是一场与医学有着诸多关联,并对近代中国医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价值肉搏战。如今,中国近代历史的过山车已经闯过激流险滩,趋于平稳,不再剧烈跌宕,但其精神轨迹给我们的启迪依然激荡,反思的诱惑依然不减当年。

二十二年前的一桩杀医案

人常说没有 “一战 ”就没有 “五四 ”,若深度溯源,应该说没有 “巨野教案 ”,就没有德国及日本在胶东的霸凌与特权,也就没有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的救亡运动,继而演变成启蒙、救亡的双重使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导火线是一桩意外的 “杀医案 ”,死者是两位德国传教士,受害者本应是传教士医生本人,但因晚上让床给朋友而导致凶手杀错了人,偶然事件的背后是当时流行的义和团意识对中西医学在眼科诊疗路径差异的荒唐误读(百姓误传番国眼科医生专门摘取儿童的眼珠,实为角膜手术)与莽撞排斥(中医治疗眼病多采取内服药物的办法,即使是外治也只是药浴或敷药,因此不认同接纳手术刀割治的外科治疗办法),夹杂了诸多教士、教民与当地百姓的利益纠葛,这桩血案迅即引发了 “胶东事变 ”。十天后,德国舰队北上强占胶州湾,次年三月六日,德国强迫清廷签署《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德国殖民地。一九一四年, “一战 ”爆发,德日在胶东开辟亚洲战场,展开决战,日军在仰口登陆,迂回攻陷青岛,德军投降,日军取得胶州湾的控制权。“一战 ”结束后,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欺人太甚,施压中国政府签订屈辱的 “二十一条 ”,同意将德国在胶东的治权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 “一战 ”战胜国却继续丧权辱国,激起国人的愤怒抗争、决绝思变。追溯 “五四 ”的前戏,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催生杀医案的义和拳式排外情绪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情怀,中西医之间身体理论,诊疗路径的差别只能通过交流互鉴来融通,而不是透过民粹主义情绪宣泄来加剧对立和仇恨。

一个医学生的毅然抉择

在当年北京的八所国立高校中,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规模较小,加之医学生学业负担沉重,对于国运民瘼的关切相对疏离。但是,一九一九年的 “五四 ”大游行中,走在队伍前面,高擎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标语的则是一群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医学生,召集人是二年级学生梁铎。梁铎,字敬宸,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江苏江都,一九一八年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次年担任北医的学生会会长。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上午,北京十三所高校代表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会商议游行示威事项,梁铎以北医学生会代表身份出席,决定当天下午即聚会天安门示威。上午的会议刚结束,梁铎就赶回北医,通知同学们下午上街游行,梁铎高擎标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组织者、亲历者与见证者。在六月的北洋军阀清算中,梁铎被捕入狱,经校方保释才得以出狱。此后他依然斗志不减,一九二一年的高校索薪抗争中又一次充当召集人,冲在前面,于是,二次被捕。因为是 “二进宫 ”,被列为重犯秘密拘押,险些丧命,后经社会各界声援及校方担保才被救出。

一九二二年,梁铎毕业,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不久评定为内科学讲师,附属医院新购 X光机,成立 X诊断室,求新好学的梁铎担任主任。一九三 ○年,北医送梁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短暂实习。一九三五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的梁铎回母校任教,担任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将放射学由诊断拓展到治疗领域。正当梁铎事业风生水起之时,“卢沟桥事变 ”爆发,国民政府安排北平的高校南迁与西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赴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辗转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含医学院)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赴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来南下汉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当时,约 80%的员工选择随校西迁,但这一次梁铎没有站在时代的潮头,他拒绝了徐诵明校长的西迁指令,选择留驻北平,加盟了由老校长汤尔和附敌后组建的伪北大医院。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这一附敌污点被光复后的北大医院限期调出,他南下去了广西桂林,任教于广西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北医召回,仍然在北大医院放射科任教。

一个医界泰斗的陨落

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九一九年,一个显赫的医学人物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英伦溘然离世,其实,他本不该那么急切地离去,只因独子爱德华殒命于 “一战 ”炮火,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极度忧伤,使他免疫力急剧衰退,无法抵御一次普通的支气管肺炎。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时代在中不断重审医学的性质,价值走向,人性归宿。

奥斯勒毕业于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早年服务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几番拼搏,成为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四大名医之一,因医学教育改革成绩斐然,受邀参与创建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他是床边医学(以病人为师)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学界无人不知,且桃李满天下。

奥斯勒一方面倡导崇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技术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是医学哲学与医学人文教育大师。他最早洞悉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及价值鸿沟,医学的人道使命与商业理性之间的冲突,反对将医学规律完全等同理化规律,拒绝将医学定义为谋生(盈利)的职业。他时时提醒他的学生,医学是使命,而非商业,要用教化引领教育,德慧点燃智慧,情怀驱动关怀。临床医生应该警惕 “冷漠、傲慢、贪婪 ”三宗罪的侵袭,自觉抵制医界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门户(宗派)主义、地域主义意识。同时,医学应该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找到落脚点,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治疗与照顾之间找到交汇点。他的名言 “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 ”(“奥斯勒命题 ”),成为当代医学思想史的哲学镜鉴。面对快速推进的医学科学化、技术化,人文的宏博诉求与技术的专精诉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旧人文与新科学之间的不匹配,他提出新人文的呼吁,那是融会在技术中的人文,充满人文化智慧的技术,而非两张皮,两台戏。面对医界流行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新思潮,他发出预警,没有人文滋养的医生是跛脚的。他极力倡导萨顿以科学(思想)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烛照学术演进的新人文主义,展现了他不凡的胸襟和气度。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医学界的根植则要滞后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

从医学纳新到医界革命

“五四 ”集聚的思想势能、思变洪流最早冲刷的河床就是医学(矛头主要指向传统中医),以及医疗市场。从医学思想史看,“五四 ”是分水岭,是中国人医学观的嬗变节点。医学生态巨变,发生坐标式漂移,医学彻底投入赛先生怀中,成为科学的医学,技术的医学,物象(客观)化,对象化。“五四 ”以降,中医逐渐被知识界质疑、批判,甚至抛弃,中西医格局大改观。由中强西弱,演变为中西并茂,继而步入西强中弱的轨道。

从一九一九年的救亡狂飙,到随后的启蒙浪潮,人们在叩问中国向何处去之时,也在叩问如何告别传统,拥抱科学,如何面对浸泡在传统儒道文化之中思辨意识浓郁的传统医学?甚至,我们该如何看病,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其实,“五四 ”前后最早哗变的还不是新锐人物,而是旧时的冬烘先生,对中医的质疑声最初来自经学领域,桐城派末代大师吴汝纶,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他鄙薄中医,崇尚西医,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故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他对中医的偏执态度延续到就医,晚年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俞樾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 ·读书余录》一书中,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基于对中医这样的理解,随后他提出“废医存药 ”论。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基本逻辑是 “卜可废,医不可废乎 ?”《废医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难免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今天看来,《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俞樾的得意门生章太炎,是俞樾观点的衣钵传承者,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中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如废止中医运动的领军人物余云岫。余云岫的早期观点也是废医存药,一九一七年,他在《学艺》第二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余云岫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空想,但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研究。他对于中药的作用,基本秉承了《医药说》的观点。

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严复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早年办《时务报》而声名鹊起的梁启超恶旧趋新,他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晚年梁启超的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姿态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误治遭遇,强忍委屈在《晨报副刊》发文为西医辩护。

一九○三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中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 “怪物”,进行全面的否定。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一文中更是表达了他对中医的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十年间迅速形成一股否定传统中医的热浪。其实,中间有两次 “接力 ”。一次是一九二四年的科玄之争,这场论战以 “玄学鬼 ”被人唾骂,广大知识分子支持、同情科学派而告终。第二次是一九二八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的 “废止中医案 ”,提案人汪企张,时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汪企张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废止中医的急先锋,鼓噪 “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 “拼绝消灭 ”。他提出的 “废止中医案 ”虽遭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 “废止中医案 ”的先兆。一九二九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余云岫提出的 “废止中医案”,全称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议案一公布,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了 “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 ”,组成请愿团,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压力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法令。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当年的最初设想是涤旧纳新,参照西方模板,建立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与法令来规范医疗格局与医学发展路径,顺应世界科学化潮流。恰恰是汹涌澎湃的科学主义思潮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进化论信仰,救亡图存舆论的巨大推动力,以及医者自身的科学主义认知与趋新求变的时代诉求叠加,才临门 “加速 ”,鲁莽 “撞车 ”,铸就了 “废止中医 ”的现实窘境。几番争斗,后来达成中西医双峰并峙的体制,中医、西医都在摸索可行的方案,在中医改良和中医革命之间容与徘徊。

余思

“五四 ”的氛围与基调都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被打倒,调和主义也基本没有市场,常常被指责为 “骑墙派 ”“和稀泥 ”。在“五四 ”学人看来,“道中庸 ”本是儒家糟粕,应该坚决剔除。不过,哲学上的基本范型就是 “正反合 ”,人类学也常常秉持文化相对主义,拒绝绝对主义,田野归来,没有哪个文化范型绝对优越,哪个文化范型绝对低劣,应该互鉴互学。费孝通老先生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十六字箴言,如今已经被广泛认同,成为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其实,中西医学也罢,东西方道路也罢,左右立场也罢,都有协商、调和的余地。当然,分歧导致的纷争甚至斗争都不可避免,但博弈的终点仍然可能是调和,历史的钟摆律就是斗争,调和,再斗争,再调和,始于左右开弓,终于左右逢源,别的领域不敢妄加预测,中西医的百年纷争大戏,未来一定会有一个调和的脚本。

调和主义的一种选择是在拥抱先锋之际,同时宽(厚)待传统,两者并非水火冰炭,可以在继承中有所发挥、创新。什么是宽厚?我的理解是积极反思而不轻率反叛,生猛进取而又清火消躁,告别过分强烈的历史功利心,不求古为今用,但求古慧今悟。在这方面,奥斯勒可谓睿智先生。在他眼里,生命认知需要整合,诊疗探索也需要整合,整合才会走向和谐。门户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不可取。

一九○五年四月,奥斯勒从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退休,准备定居英国读书写作,在马里兰州内科与外科医师年会上,他做了一个辞别美国医学界的告别演讲,题目叫 “整合、平安与和谐 ”,这篇演讲也展示了他的传统医学调和观,他十分诚恳地劝慰新派医生 “要接纳顺势疗法 ”(传统中医今天在西方仍被归于顺势疗法),虽然他们处在非主流的地位,但这个圈子里集聚了不少优秀的人才,面对医学(生命)的不确定性(无常),临床上多一种诊疗办法(临床多样性)总是有益的。他承认顺势疗法与新式医学之间有着诸多抵触,顺势与拮抗(抗争)就是一对矛盾,但顺势疗法古往今来对于诊疗的丰富性多有贡献,不能轻易就将其毁弃了,他坚信 “阿斯克勒匹俄斯(医神)的白袍 ”足够宽大,大可以互相交流,有争议可以搁置,有问题可以修正,简单地将其排拒在医学的视野之外,只会令人遗憾。对于这个演讲,那些信奉绝对主义,只会啃读《欧氏内科学》的新派医生大概未必知晓,知道了也未必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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