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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人设,没有明星比得上秦皇汉武

作者:admin 2019-11-06 我要评论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类似观点,相信很多读者都不陌生。这种权力史观,的确谈到了官修历史的核心问题,对目睹朝...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类似观点,相信很多读者都不陌生。这种权力史观,的确谈到了官修历史的核心问题,对目睹朝代更迭的民众有着强大的说服力。
 
连鲁迅也难以避免。1927年9月,鲁迅在夏天的广州谈魏晋风度,其中便讲到曹操和秦朝的历史评价:
 
“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因为某朝的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在这里面,谁“制造”了曹操和嬴政?是这两个枭雄,还是下一个朝代的当政者,抑或是后世不用担心文字狱的史家、小说家和吃瓜群众?
 
本期硬核读书会将介绍四本书,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谁制造了历史?
 
 
 
作者: 辛德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2019年
 
读辛德勇《生死秦始皇》一书,印象最深者有两处。
 
一处是对“偶语”这个词的解读。该词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
 
前者的语境是李斯上奏,建议对民众言论实施严厉管控,“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后者的语境是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提及秦法之残暴,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传统观点,是将“偶”解释为“对也”,“偶语者弃市”的字面意思就是民众面对面交谈将被杀头,引申为“禁民聚语”,即禁止百姓聚众交流。
 
 
山东武氏祠“荆轲刺秦王”石刻,左为秦王右为荆轲,秦舞阳伏地,还有樊於期首级。
 
辛书认为这种解释有不通之处:
 
“不管是就其狭义而论,(偶语)是指一对儿人四只眼睛两张嘴直冲着对方讲,还是再稍微引申一下,是指三位以上那么一拨人围成个小圈子后口眼结合对着这圈子上任何一人讲,刘邦讲给关中父老听的这句话(偶语者弃市),也都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秦始皇乃至秦二世要是真的这么管控社会,那么……其他人就只能对着墙角自言自语,谁都不能和别人讲话了。——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哪怕是极端集权的体制,终究也有不可逾越的极限。”
 
通过追溯词源本义,辛书认为,“偶语”“偶言”乃是“寓言”的原始写法。
 
所谓“偶语《诗》《书》”,所指乃是“借着《诗》《书》这个由头来说事儿”,也就是李斯的奏章里提到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以《诗》《书》中的内容为凭借和依据,对秦帝国的现状展开批评。
 
显然,这种解释较之传统观点,更为合理。这种合理,不仅在于考据上有其依托,也在于这种解释可以使《史记》的记载回归常识,而不再让人觉得突兀、夸张乃至难以置信。
 
最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有助于破除当代人关于“焚书坑儒”这一史实的种种质疑,比如“为何坑儒之后秦帝国朝廷中仍存在大量儒生”——
 
秦始皇所发起的坑儒暴政,乃是针对那些以《诗》《书》为依据来“偶语”,即借《诗》《书》批评讽刺当代的儒生(也包括术士,且这种针对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化);与此同时,秦帝国朝廷,也仍需要儒生们来摇尾,来歌颂。
 
 
李雪健扮演的秦始皇。/《荆轲刺秦王》
 
另一处是对秦始皇本名“赵正”的解读。
 
秦始皇叫做“嬴政”,几乎是稍知历史的中国人的一种常识。但西汉竹书《赵正书》的出现,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何西汉之人会将秦始皇称作“赵正”。
 
辛书抽丝剥茧,重新勾勒了中国的姓、氏流变,得出了秦始皇抛弃旧制、将自己改姓为赵的结论,进而认为:
 
“前人称秦始皇为‘嬴政’,是因为不了解相关姓氏演变实况而行用的一种错误说法。核实而论,若从其姓,可称作‘赵政’或是‘赵正’;若从其氏,则亦可称作‘秦政’或者‘秦正’;甚至还可以像汉明帝一样,从其生物学意义之实而呼作‘吕政’。”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给自己改名“赵正”呢?
 
辛书的论述有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正是基于出生于赵国并且还在少年时代匿身于赵国甚至赵氏人家的特殊经历,才致使当上始皇帝的他,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赵’”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国欲杀赵正母子,其母“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吕不韦和秦王的关系,古往今来都是八卦好料。/《皓镧传》
 
在“改名赵正”乃是一桩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上述“为何改名”的推测,或许还可以更大胆一点:
 
(1)在秦始皇之前,秦国王室已是“嬴姓”“秦氏”,但在更久远之时,曾因“其先造父封赵城”而短暂使用过“赵氏”;
 
(2)秦始皇的生物学祖先并非秦国王脉,而是商人吕不韦;
 
(3)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秦始皇自信爆棚,称皇帝废谥法烧诗书杀儒生,不愿再伪装做他人家的子孙,也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心理;
 
(4)这种心理与现实环境(终究不能公开自称“吕政”)相折中,改名“赵正”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以秦国王室曾用过“赵氏”为掩护,秦始皇得以在血缘上回归本源,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的“生于邯郸,姓赵氏”。
 
当然,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揣测”。秦始皇为何改称“赵”,这个问题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答。
 
 
 
作者: 辛德勇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陈宝国主演的《汉武大帝》最后一集,晚年的汉武帝到功勋乡视察民情。
 
鸾驾刚刚进村,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激动地围着汉武帝,一位伤残老兵自我介绍说:“皇上,我是骠骑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卒,漠北决战后,您在京城给我授过勋。”
 
临走时,大伙儿跪倒一地,向汉武帝哭诉:“皇上,我们还要跟您打匈奴。”汉武帝看到老兵们家徒四壁,无米下锅,眼含热泪,一字一顿地说:“不能再打啦。”
 
回宫以后,汉武帝下了一道“罪己诏”,痛陈昔日连年征战导致天下疲惫的过错。此即《轮台诏》。
 
 
图/《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的戏剧化演绎,与历史上对《轮台诏》的解读是一致的。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的大儒普遍认为,汉武帝晚年痛心悔过,决定止戈收兵,“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才有了后来昭宣中兴的事业。
 
辛德勇对这种解读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正如书名所言,辛德勇认为,汉武帝通过《轮台诏》奠定的形象是被制造出来的,最重要的三个制造者分别为南朝的王俭、北宋的司马光以及历史学家田余庆。
 
概而言之:先是王俭在《汉武故事》中以小说家言记述汉武帝的心迹和行事;
 
尔后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野史的说法,并刻意剪裁史料,以附合他的政治理念“资治通鉴”;
 
最后经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加以系统阐释,终于塑造了一个晚年痛思己过,使汉朝得以避免亡秦之祸的汉武帝。
 
 
汉武帝晚年真的不“武”了吗?/《大汉天子》
 
辛德勇认为,《轮台诏》只是对局部军事问题的策略性调整,而非改变国策的标志性文件。
 
因为“汉武帝的祸国殃民路线是一以贯之,至死未休的。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也还要安排忠实执行既定国策的接班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等)接着来祸害苍生百姓”。
 
这个观点挑战了流行已久的史学叙事,也质疑了史学界权威,自然遭到很多批评。
 
学者胡文辉认为,司马光不过是继承了前人对汉武帝的普遍看法,辛德勇的指摘无异于“厚诬古人”。
 
中兴大学的游逸飞更意味深长地指出,辛德勇虽然未能令人信服地驳倒司马光、田余庆等人的学说,但他通过这本小书,也参与了“制造汉武帝”的过程。
 
 
唐人根据汉武帝拜佛的传说在莫高窟内绘制的壁画。/wiki
 
辛德勇当然不会背这个锅,如果说只要讨论汉武帝,就是在制造汉武帝,辛德勇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了。
 
他提出来的问题是,谁建构了那个壮年雄才伟略、晚年痛改前非的汉武大帝?
 
汉武帝确实是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帝王之一,“之一”甚至可以去掉。因为他史无前例地开疆扩土,使大一统的“汉天下”成为现实,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观念。
 
但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告缗政策掠夺民间财富,“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些钱除了用来打仗,还有一大部分用来修建汉武帝陵墓。历史学家葛剑雄指出,汉武帝一生的奢侈挥霍,不亚于始皇帝嬴政:
 
“武帝的陵墓修了五十多年,每年要耗费国库三分之一的收入。......近百年后赤眉军打开茂陵,搬走的东西不到一半。直到近三百年后的西晋,陵中腐朽了的帛还堆积如山,珠宝玉器还没有盗尽。”
 
所以,汉武帝晚年全国“户口减半”的说法,基本反映了那时社会凋敝的情况,百姓逃的逃、死的死,人口大幅减少。
 
影视剧中体恤民情、下罪己诏的汉武帝,此时却制定了《沈命法》,以严刑峻法督责地方官吏缉捕盗贼、散卒、流民,镇压农民起义,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将会被处死。
 
 
茂陵,位于今陕西咸阳市。/Acstar
 
因此早有史家提出,汉朝依然因袭秦制,汉武帝独尊儒术,并非真心赞赏先秦儒家“君为轻,民为贵”的思想,而是因为董仲舒的改良版学说,“用儒家的外衣包裹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内核”。
 
用武帝时汲黯的话来说,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下罪己诏,也是“外施仁义”的一种而已。对后世君臣而言,汉武帝在这两方面都给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方面,汉武帝的赫赫功勋和空前集权,为后世君主的扩张和欲望,提供了完美的效仿对象,从明太祖到清雍正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当君主施政失误时,汉武帝正好提供了一个下台阶,也是大臣劝谕君上“引以为鉴”时最保险的道德模范。
 
至此,谁制造了汉武帝,已经不言而喻了吧。
 
 
 
作者: [美] 巴特埃尔曼
 
译者: 黄恩邻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人的历史可以被篡改,那么神可以被篡改吗?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圣经》,在基督教内被认为是受到神启而成,被奉为从无谬误,一字一句皆不可更改的经典。
 
对于美国学者巴特·埃尔曼来说,事实可能根本不是这样。
 
在《约翰福音》中,犯奸淫女人定罪一章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故事大致是说文士与法利赛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按照摩西律法,她应该被石头砸死,问耶稣“你怎么说”。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那些人一个个离开了,然后耶稣对那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多么精彩的一段故事,但巴特·埃尔曼在书中告诉我们,这段故事并没有出现在更古老且保存得好的《约翰福音》抄本之上。
 
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后人增添上去的,因为这段故事语法、遣词造句都和《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不同。
 
 
1945年,在上埃及地区拿戈玛第镇附近13本古卷被发现。拿戈玛第古卷是一系列大约在公元三至四世纪由科普特语写成的莎草纸翻页书。内容大多数为早期基督教和诺斯底主义的文献,是现代圣经考古的重大发现。
 
巴特·埃尔曼的研究确切说指向的是《圣经·新约》。他告诉我们,《新约》是经过不同人不同版本誊抄流传至今的,在早期二三世纪,最接近《圣经》成书之时,它几乎千人千面。
 
而后在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传抄之下,文本产生了巨大差异。
 
到了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米尔出版了他的希腊文《新约》,基于严谨的学风,他参考了一百份以上的希腊文《新约》,详细检查了早期教会的著作,甚至检查了叙利亚文、科普特文等早期版本与希腊文版本之间的差异。
 
米尔惊讶地发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共有三万多处。
 
这类差异包括了各种原因,巴特·埃尔曼总结了几点:1.抄写的错误;2.抄写者人为理解的篡改;3.基于神学动机的修改;4.因为社会环境导致的修改。
 
 
第一本印刷的圣经。/NYC Wanderer
 
比如《歌林多前书》5.8,“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此处邪恶的希腊文是“PONERAS”,但许多希腊文抄本抄成了“PORNEIAS”,这个词意思却变成了“不道德的性关系”。
 
有的是故意删改,比如《路加福音》5.39,“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有的抄写者把最后几个字彻底删掉了,因为二世纪时有的基督徒坚信犹太教(《旧约》)已经毫无存在的必要。
 
更有甚者,是直接篡改文字,比如《马可福音》1.41,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故事,其中一句“耶稣动了慈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场景中,悲悯的慈心是正常的反应。
 
但在现有最古老的希腊文伯撒抄本以及其他三份拉丁文抄本,这句却是“耶稣动了怒……”在巴特·埃尔曼的书里,对这两个完全矛盾的词有详细的讨论,此处就不细述。你会惊讶地发现,真正接近本源文字的很可能是“动了怒”。
 
巴特·埃尔曼给出了结论,《圣经》是被修改出来的,“我们都得承认,他们除了抄写经文,还更改经文。”今天大部分读者手中的译文,是从错误的原文文本而来,而错误的经文又使经卷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耶稣镶嵌画。/Dianelos Georgoudis
 
在书中,巴特·埃尔曼给我们讲述了一位执着较真的坚持原文的古人的故事。
 
在《希伯来书》的开头1.3这样写道:“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在梵蒂冈抄本中,却变成了“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显现万有”。
 
也许是哪位梵蒂冈的修士觉得“显现”两个字很刺眼,他涂掉原文中的“显现”改成了如今我们能看到,也是比较常见的“托住”。
 
但旁边还有第三位抄写者,他显然是个非常较真的人,他再度把“托住”擦掉,写上了原来的“显现”,并且在旁边空白处写了一句话:“蠢猪、骗徒,别乱更动旧的文字。”
 
 
 
作者: [英] 彼得·伯克
 
译者: 郝名玮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2015
 
所谓统治,就是让人服从的艺术。但服从也分为两种:真心实意的信服,和装模作样的貌恭而心不服。
 
现实中的统治,绝大多数摇摆于两者之间。但正常的统治者都明白,应该尽量把指针拨向前者,因为后者离反叛只有一步之遥。
 
但如何让民众信服呢?彼得·伯克的这本《制造路易十四》就是一本制造信服艺术的手册。
 
本书的主角路易十四,对许多统治者来说,可谓理想君主,从四岁践祚,到76岁驾崩,在位足足72年,可以说跑赢了绝大多数君主,其统治术必然让人艳羡不已。
 
 
童年时期的路易十四,约绘于1642年。/Philippe de Champaigne
 
从这一点来看,路易十四绝对是掌握了一整套制造信服的秘诀,而这套秘诀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将自己打造成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君主。
 
理想君主,就是路易十四给自己穿上的一套皇帝的新衣。归纳起来,不外乎几种。
 
首先是天赋神权,尽管这已然是历代君主屡试不爽的陈词滥调,但路易十四将它发挥到了极致。他显然发现了权力神化的核心是仪式感,因此一切仪式务求盛大华丽,以达到众星捧月的气势。
 
伯克在书中引用路易十四对加冕礼的看法很能证明这一点。路易十四说,加冕礼并非使他成为国家,只是宣布他成为国王而已,但典礼会使他的国王身份“更威严,更不可违抗,并且更为神圣”。
 
 
无论接见大臣还是私生活,路易十四都十分注重排场。/wiki
 
不过,通过仪式制造的服从,效力并不能长久。最佳的方式是把君主的形象塞进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让他们俯仰之间随处可见。
 
这就需要一整套的形象设计:小到报刊、书籍这些印刷品上的国王画像,纪念币和纪念章,大到耸立在街头的雕像、凯旋门和纪念碑。
 
通过无处不在的国王形象营销式展示,让人们将统治者的形象深深烙印在脑海里。
 
问题是,民众烙印在脑海中的应该是种什么形象呢?路易十四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自己的形象塑造和宣传,也就是所谓的“颂扬部”。
 
这个国王直属部门通过网罗各类艺术家和文人为路易十四高唱赞歌。至于如何唱赞歌,就需要发掘民众心中理想君主的形象,然后套到国王头上就可以了。
 
因此,路易十四不仅外貌英俊挺拔、庄重威严,而且勤勉工作,公正仁慈、爱民如子,他既维护了国家秩序,并且也是伟大的征服者,开疆拓土。
 
 
法荷战争中领军渡过莱茵河的路易十四,他因此战拿下了“太阳王”之称。/wiki
 
在战争中,路易十四是“超过过去几百年来最伟大的政治家”,具有“惊人的智慧”,并且身先士卒,英勇地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并且奇迹般地全身而退,毫发无损。
 
签订和平条约时,国王又是仁慈而善良的,是他把和平恩赐给跪拜在他脚下的其他国家的使节代表。
 
除了这些 “现实题材”,制造国王形象的鼓手们也非常喜欢扒下死人的衣服穿到国王身上。
 
因此路易十四乃是亚历山大、凯撒大帝、奥古斯都、所罗门、大卫王、圣路易等等早已得到民众公认的古代明君贤王的灵魂附体,转世翻生。
这套形象宣传术的效果究竟如何?公允地说,效果有好有坏。因为,越是把国王塑造成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全能统治者,民众就越是容易把国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责于他。
 
 
凡尔赛宫的建造是路易十四集中政治权力的策略之一。/wiki
 
如果国家越变越好,那么人们自然相信官方宣传的国王英君明主形象值得信服。但如果国家每况愈下,那么国王的形象宣传术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路易十四统治晚期,这种宣传起到的反效果越发明显。对外战争失利,废除南特敕令驱逐新教徒、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以及由于经济衰败导致的物价飞涨,这些都是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一切。
 
此时,“颂扬部”为了挽救显示颓势而变本加厉发动的爱民如子的伟大君主的宣传,反而成了自我打脸的绝佳讽刺。
 
为应付危机而做出的正面宣传是最糟糕的一种宣传,宣传得越卖力,起到的反效果就越明显。就像伯克引用的著名政治传播分析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说的:
 
“一个基础稳固的意识形态,并不会从事大量有计划的宣传以求自保,当人们开始思考要以什么方法和工具来说服百姓时,百姓的信心已然凋萎。”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驾崩,根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民众们与其说是高兴,倒更像是松了口气——
 
路易十四的统治已经耗干了民众耐心,民众对他的感受,既非信服,也非貌恭而心不服,乃是一种厌烦下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他赶紧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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