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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的古城古镇,都向平遥学着点

作者:admin 2019-11-12 我要评论

平遥,一半在史书中,一半正在上映。 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问题是,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 在中国古城...

 
平遥,一半在史书中,一半正在上映。
 
“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问题是,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
 
 
在中国古城的竞争中,平遥的表现越来越抢眼。
 
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在申遗成功后的二十多年里迅速商业化,“宰客”“酒托”“艳遇”等现象已成为它尾大不掉的负资产,一度被国家旅游局警告。
 
另一边的凤凰古城,2013年景区运营方涸泽而渔,强制围城收门票,也把中国游客心目中的文艺圣地拉下了“神坛”。
 
唯有平遥一直很稳。
 
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多达24个国家和地区的54部电影前来参展。至2017年,平遥县一年接待游客达到1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50亿元。
 
 
2018年,贾樟柯为平遥电影宫揭幕。
 
25年前,平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一年旅游收入不过几十万元,全中国没有多少人记得“平遥”这个地方。
 
在首届平遥影展的活动中,贾樟柯多次提及他要在一个山西小城举办国际级影展的雄心:“我就是要证明,我们山西人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机会。”
 
从今天的中国城市格局来看,这句话显示了山西人的倔强和拼劲。贾导成功了,平遥也如愿以偿变成了中国内陆最有国际范儿的古城。
 
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平遥从来都不缺腾飞的机会。
 
 
平遥与晋商共荣辱
 
1993年,余秋雨偶尔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
 
在十九世纪乃至更早之前,中国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并不在沿海地区,而是在内陆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几座小城里,“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烟云散聚,兴衰更迭。
 
用现在的话来说,平遥就是那时中国的超级一线城市,地位比今天的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平遥的地理环境来看,这个地方想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原本无异于痴人说梦。明清以来很多史料,大多记载了平遥的贫瘠,“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
 
很多人会据此推测:恰恰是因为平遥土地贫瘠,务农不足以糊口,才迫使当地人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成为了显赫一时的晋商群体。
 
用余秋雨式的话来说:“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中国有很多类似平遥这样的贫瘠之地,可它们都没有成为平遥。中国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外出从商,他们大多都没有成为晋商。
 
 
一座城的故事,是一城人写就的。
 
一个地方的命运,自然要靠当地人的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平遥的命运,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历史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推手。
 
今天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长城,始建于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遭受了“土木堡之变”后,朝廷开始在此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但城墙并未能阻挡蒙古骑兵,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他们无数次越墙而入,进入山西地区大肆劫掠。
 
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蒙议和,在双方边界的长城沿线开放互市,山西商人得以在对蒙贸易中大展身手。朝廷还鼓励他们运送粮草给驻边的百万兵马,以换取贩卖食盐的许可证“盐引”。
 
入清以后,清人不断开疆扩土,将外蒙古草原牧产、阿尔泰金沙、中亚织毯、和田玉石、恰克图毛裘等列为国家垄断商品。
 
 
内蒙古多伦一幅关于晋商生活的浮雕。
 
在对蒙贸易中深耕了上百年的晋商,早已在清兵入关之前就开始与满人做交易,此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半官方的经销商。
 
依赖贸易与票号的增长,晋商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亭台楼阁连绵不绝,富家大院遍地皆是,有人甚至将平遥、太谷等地称为“清代的华尔街”。
 
可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战争贸易中崛起的晋商,最终也在战争中走向衰落,而榨干他们的人,和当初扶植他们的人,是同一群人。
 
据历史学者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考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富到流油的晋商成为了清政府重点“劝捐”对象,山西商人的捐银占到了全国总额的37%。
 
“在清朝前半叶,政府用倾斜性的政策实惠了晋商,也养肥了晋商;在清朝后半叶,开始从晋商身上汲取营养,以维持自己愈加衰败腐朽的躯体。”
 
 
曾浓墨重彩的“晋商”二字,如今只剩传奇的意味。/《乔家大院》
 
到了宣统元年(1909),辛亥革命的前夜,晋商票号建立的金融系统和清王朝一起走向了崩溃。
 
在广东,当时中国第一大票号日升昌开在广州的票号,伙计收拾账簿逃到香港、澳门避难,躲到1911年,经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平遥。
 
“回到平遥的时候,各地来要账的人已经很多,总号无法应付,早都锁门跑了。”
 
几年后,《大公报》作者去山西游览,只见各大票号“彼巍巍灿灿之华屋,无不铁扇双锁,暗淡无色”。
 
 
平遥保留下来,竟是因为没钱拆?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平遥、太谷、祁县等地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了过眼云烟。
 
八九十年代的平遥,除了城中有很多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和中国大多数四五线小县城并无太大的不同。
 
现代基建几乎没有,道路是泥的,牛车马车还在跑,路上布满了来来去去的车辙,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满地泥浆,路边拴着的牛马,前面吃草,后面拉粪。
 
1980年,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去平遥做古城保护规划时,亲身体验过当年平遥的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
 
“饮食卫生状况糟糕。中午10点多饭菜烧好端到饭桌上,不久饭菜上面一片都是黑黑的苍蝇。开始我们没有注意,所有的人员都染上了菌痢,12个人都病了,大便出血。后来我就派学生坐在那里专门赶苍蝇,看管好饭菜。”
 
 
“幸存者”平遥古城。
 
此时三晋地区留下来的古城已经不多了,太谷、新绛、洪洞等古城都遭到了大拆大建,大批明清建筑被推倒。阮仪三在山西看到,“到处是沸腾的工地”。
 
平遥逃过一劫,恰恰是因为太穷了,当地政府一直没钱拆。但到了80年代,再穷的县城也在想办法搞建设,平遥此时也推出了一个总体规划。
 
据阮仪三回忆,如果那份规划得到执行,今天的平遥将会是这样的:古城中心开辟出一个大广场,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市楼周围建成一个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一条新的商业大街。
 
可想而知,有多少明清古建筑将会被拆除。为了挽救平遥古城,阮仪三和学校借了3000元,带着十几个学校去平遥勘探了一个多月,把保护方案做了出来,呈送当地政府参考。
 
奈何,没有多少人感兴趣。阮仪三最后去了北京,邀请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长郑孝燮、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罗哲文去平遥参观。
 
郑孝燮到平遥后对山西省领导建议说:“这个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 你们应该认真执行。”
 
在阮仪三的回忆录中,这是决定平遥命运的一刻。
 
他立刻建议把这句话变成红头文件,郑孝燮便在保护古城规划方案后面加了一句评语“这个规划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山西省领导随即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尽管如此,当时山西对平遥的重视依然不太够,还没有多少人可以预见到平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意味着什么。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申遗预备项目”,平遥代表却缺席了。相比之下,丽江古城就认真得多了,不但专员带队,还精心准备好了节目,向参会专家展示了丽江的歌舞和特产。
 
 
与丽江相比,平遥很“后知后觉”。
 
平遥有什么?一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田中淡来平遥评估申遗项目,平遥还是拿不出太多钱来修缮古城,迎接专家考察。
 
申遗前,时任平遥县长刘志杰对大家说:“50万人,5000万的财政,承载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无论成功与否,平遥都是赢家。”
 
现在看来,这句话多少有点靠情怀打动联合国专家的意思。不过,平遥有这个底气。
 
田中淡来了平遥后,题了七个字——“平遥古城甲天下”。
 
 
平遥的不平
 
今天的人在提到晋商时,无不夸耀和自豪于他们的辉煌成就。
 
广东人梁启超认为,是晋商证明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商业能力:“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人是怎么做到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去从明清军政史里找答案,经济学家也许会去分析票号的商业逻辑,而晋商自己,以及他们身后的家人,可能有另一种回答。
 
 
那些古旧的大宅院里,依稀还留有当年晋商的痕迹。
 
晋商的商业奇迹,是无数商人离乡别井铺成的。山西籍考古学家卫聚贤在《山西票号》中说到,晋商们“回家以三年为班期,若住云南、新疆等处,路途太远,六、七年不得回里”。
 
据山西大学博士论文《盛世繁华:晋商与晋中社会叙事》记载,走新疆的晋商还有“三不回家”之说:
 
“没钱,回不了家;富了,丢不下买卖,也不能回家;普通人也是有家难回,因为回一趟家,就把平时的积蓄花光了。”
 
听起来,这与当年南下打工,每年舍不得回家一趟的农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很多晋商常年漂泊在外,忙于生计,终生未婚,无儿无女,把大半生都献给了票号。
 
在晋商们的背后,婚后因为丈夫离家经商而守活寡的女性,出生后十几二十年都没见过父亲的孩子,不计其数。
 
 
晋商辉煌的背后,也有许多无奈。/《晋商》
 
上述论文便记载了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平遥票号协同庆的伙计赵德溥,三十多岁担当重任,奉命到四川成都创立分号,他走了20多天来到汉中,住客栈时遇到一位老者,对方听到赵德溥的口音便问:“后生可是平遥人氏?不知尊姓大名?”
 
赵回答:“鄙人确为平遥人氏,姓赵名德溥。”
 
“可是德溥厚田?”
“正是。老者是……?”
 
“我是你父亲赵云森啊!”
 
如今的平遥古城住着2万多人,全县大约有50万人,其中超过10万人在当地从事旅游业。平遥人终于不必像当年的晋商一样,为了经商谋生,离乡别井,“少小离家老大回”。
 
今年8月乔家大院被摘除5A景区,在山西各大景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平遥城里最近挂起了横幅,上面写上“遗产是平遥发展之源,珍惜遗产,爱我古城”之类的标语。
 
 
乔家大院被摘牌,更像是一个不详的预言。
 
平遥还在继续发展。游客们开始到平遥电影宫打卡,书店、咖啡店、酒吧、文艺客栈等古城标配,也都开到了平遥城里。
 
县长石勇曾对媒体表达他的担忧: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
 
然而,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是“影视城”“旅游城”,还是“博物馆城”?
 
阮仪三的学生、同济大学教授邵甬给出的答案是:以当地居民为主要社会支撑,集文化、旅游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区。
 
一言以蔽之,平遥之所以能成为平遥,不是因为那些曾经金碧辉煌的票号和建筑,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如常生活,安居乐业。
 
幸运的是,贾樟柯在平遥的试验没有偏离这一方向,平遥电影宫的团队70%都是本地人。他们或许能告诉未来,平遥应该成为什么样,能够成为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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