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一半在史书中，一半正在上映。
“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问题是，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
在中国古城的竞争中，平遥的表现越来越抢眼。
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在申遗成功后的二十多年里迅速商业化，“宰客”“酒托”“艳遇”等现象已成为它尾大不掉的负资产，一度被国家旅游局警告。
另一边的凤凰古城，2013年景区运营方涸泽而渔，强制围城收门票，也把中国游客心目中的文艺圣地拉下了“神坛”。
唯有平遥一直很稳。
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多达24个国家和地区的54部电影前来参展。至2017年，平遥县一年接待游客达到1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50亿元。
2018年，贾樟柯为平遥电影宫揭幕。
25年前，平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一年旅游收入不过几十万元，全中国没有多少人记得“平遥”这个地方。
在首届平遥影展的活动中，贾樟柯多次提及他要在一个山西小城举办国际级影展的雄心：“我就是要证明，我们山西人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机会。”
从今天的中国城市格局来看，这句话显示了山西人的倔强和拼劲。贾导成功了，平遥也如愿以偿变成了中国内陆最有国际范儿的古城。
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平遥从来都不缺腾飞的机会。
平遥与晋商共荣辱
1993年，余秋雨偶尔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
在十九世纪乃至更早之前，中国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并不在沿海地区，而是在内陆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几座小城里，“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烟云散聚，兴衰更迭。
用现在的话来说，平遥就是那时中国的超级一线城市，地位比今天的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平遥的地理环境来看，这个地方想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原本无异于痴人说梦。明清以来很多史料，大多记载了平遥的贫瘠，“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
很多人会据此推测：恰恰是因为平遥土地贫瘠，务农不足以糊口，才迫使当地人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成为了显赫一时的晋商群体。
用余秋雨式的话来说：“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中国有很多类似平遥这样的贫瘠之地，可它们都没有成为平遥。中国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外出从商，他们大多都没有成为晋商。
一座城的故事，是一城人写就的。
一个地方的命运，自然要靠当地人的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平遥的命运，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历史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推手。
今天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长城，始建于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遭受了“土木堡之变”后，朝廷开始在此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但城墙并未能阻挡蒙古骑兵，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他们无数次越墙而入，进入山西地区大肆劫掠。
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蒙议和，在双方边界的长城沿线开放互市，山西商人得以在对蒙贸易中大展身手。朝廷还鼓励他们运送粮草给驻边的百万兵马，以换取贩卖食盐的许可证“盐引”。
入清以后，清人不断开疆扩土，将外蒙古草原牧产、阿尔泰金沙、中亚织毯、和田玉石、恰克图毛裘等列为国家垄断商品。
内蒙古多伦一幅关于晋商生活的浮雕。
在对蒙贸易中深耕了上百年的晋商，早已在清兵入关之前就开始与满人做交易，此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半官方的经销商。
依赖贸易与票号的增长，晋商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亭台楼阁连绵不绝，富家大院遍地皆是，有人甚至将平遥、太谷等地称为“清代的华尔街”。
可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战争贸易中崛起的晋商，最终也在战争中走向衰落，而榨干他们的人，和当初扶植他们的人，是同一群人。
据历史学者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考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富到流油的晋商成为了清政府重点“劝捐”对象，山西商人的捐银占到了全国总额的37%。
“在清朝前半叶，政府用倾斜性的政策实惠了晋商，也养肥了晋商；在清朝后半叶，开始从晋商身上汲取营养，以维持自己愈加衰败腐朽的躯体。”
曾浓墨重彩的“晋商”二字，如今只剩传奇的意味。/《乔家大院》
到了宣统元年（1909），辛亥革命的前夜，晋商票号建立的金融系统和清王朝一起走向了崩溃。
在广东，当时中国第一大票号日升昌开在广州的票号，伙计收拾账簿逃到香港、澳门避难，躲到1911年，经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平遥。
“回到平遥的时候，各地来要账的人已经很多，总号无法应付，早都锁门跑了。”
几年后，《大公报》作者去山西游览，只见各大票号“彼巍巍灿灿之华屋，无不铁扇双锁，暗淡无色”。
平遥保留下来，竟是因为没钱拆？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平遥、太谷、祁县等地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了过眼云烟。
八九十年代的平遥，除了城中有很多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和中国大多数四五线小县城并无太大的不同。
现代基建几乎没有，道路是泥的，牛车马车还在跑，路上布满了来来去去的车辙，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满地泥浆，路边拴着的牛马，前面吃草，后面拉粪。
1980年，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去平遥做古城保护规划时，亲身体验过当年平遥的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
“饮食卫生状况糟糕。中午10点多饭菜烧好端到饭桌上，不久饭菜上面一片都是黑黑的苍蝇。开始我们没有注意，所有的人员都染上了菌痢，12个人都病了，大便出血。后来我就派学生坐在那里专门赶苍蝇，看管好饭菜。”
“幸存者”平遥古城。
此时三晋地区留下来的古城已经不多了，太谷、新绛、洪洞等古城都遭到了大拆大建，大批明清建筑被推倒。阮仪三在山西看到，“到处是沸腾的工地”。
平遥逃过一劫，恰恰是因为太穷了，当地政府一直没钱拆。但到了80年代，再穷的县城也在想办法搞建设，平遥此时也推出了一个总体规划。
据阮仪三回忆，如果那份规划得到执行，今天的平遥将会是这样的：古城中心开辟出一个大广场，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市楼周围建成一个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一条新的商业大街。
可想而知，有多少明清古建筑将会被拆除。为了挽救平遥古城，阮仪三和学校借了3000元，带着十几个学校去平遥勘探了一个多月，把保护方案做了出来，呈送当地政府参考。
奈何，没有多少人感兴趣。阮仪三最后去了北京，邀请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长郑孝燮、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罗哲文去平遥参观。
郑孝燮到平遥后对山西省领导建议说：“这个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 你们应该认真执行。”
在阮仪三的回忆录中，这是决定平遥命运的一刻。
他立刻建议把这句话变成红头文件，郑孝燮便在保护古城规划方案后面加了一句评语“这个规划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山西省领导随即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尽管如此，当时山西对平遥的重视依然不太够，还没有多少人可以预见到平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意味着什么。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申遗预备项目”，平遥代表却缺席了。相比之下，丽江古城就认真得多了，不但专员带队，还精心准备好了节目，向参会专家展示了丽江的歌舞和特产。
与丽江相比，平遥很“后知后觉”。
平遥有什么？一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田中淡来平遥评估申遗项目，平遥还是拿不出太多钱来修缮古城，迎接专家考察。
申遗前，时任平遥县长刘志杰对大家说：“50万人，5000万的财政，承载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无论成功与否，平遥都是赢家。”
现在看来，这句话多少有点靠情怀打动联合国专家的意思。不过，平遥有这个底气。
田中淡来了平遥后，题了七个字——“平遥古城甲天下”。
平遥的不平
今天的人在提到晋商时，无不夸耀和自豪于他们的辉煌成就。
广东人梁启超认为，是晋商证明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商业能力：“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人是怎么做到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去从明清军政史里找答案，经济学家也许会去分析票号的商业逻辑，而晋商自己，以及他们身后的家人，可能有另一种回答。
那些古旧的大宅院里，依稀还留有当年晋商的痕迹。
晋商的商业奇迹，是无数商人离乡别井铺成的。山西籍考古学家卫聚贤在《山西票号》中说到，晋商们“回家以三年为班期，若住云南、新疆等处，路途太远，六、七年不得回里”。
据山西大学博士论文《盛世繁华：晋商与晋中社会叙事》记载，走新疆的晋商还有“三不回家”之说：
“没钱，回不了家；富了，丢不下买卖，也不能回家；普通人也是有家难回，因为回一趟家，就把平时的积蓄花光了。”
听起来，这与当年南下打工，每年舍不得回家一趟的农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很多晋商常年漂泊在外，忙于生计，终生未婚，无儿无女，把大半生都献给了票号。
在晋商们的背后，婚后因为丈夫离家经商而守活寡的女性，出生后十几二十年都没见过父亲的孩子，不计其数。
晋商辉煌的背后，也有许多无奈。/《晋商》
上述论文便记载了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平遥票号协同庆的伙计赵德溥，三十多岁担当重任，奉命到四川成都创立分号，他走了20多天来到汉中，住客栈时遇到一位老者，对方听到赵德溥的口音便问：“后生可是平遥人氏？不知尊姓大名？”
赵回答：“鄙人确为平遥人氏，姓赵名德溥。”
“可是德溥厚田?”
“正是。老者是……?”
“我是你父亲赵云森啊!”
如今的平遥古城住着2万多人，全县大约有50万人，其中超过10万人在当地从事旅游业。平遥人终于不必像当年的晋商一样，为了经商谋生，离乡别井，“少小离家老大回”。
今年8月乔家大院被摘除5A景区，在山西各大景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平遥城里最近挂起了横幅，上面写上“遗产是平遥发展之源，珍惜遗产，爱我古城”之类的标语。
乔家大院被摘牌，更像是一个不详的预言。
平遥还在继续发展。游客们开始到平遥电影宫打卡，书店、咖啡店、酒吧、文艺客栈等古城标配，也都开到了平遥城里。
县长石勇曾对媒体表达他的担忧：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
然而，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是“影视城”“旅游城”，还是“博物馆城”？
阮仪三的学生、同济大学教授邵甬给出的答案是：以当地居民为主要社会支撑，集文化、旅游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区。
一言以蔽之，平遥之所以能成为平遥，不是因为那些曾经金碧辉煌的票号和建筑，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如常生活，安居乐业。
幸运的是，贾樟柯在平遥的试验没有偏离这一方向，平遥电影宫的团队70%都是本地人。他们或许能告诉未来，平遥应该成为什么样，能够成为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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