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半生，终究不过是饱食穷民。/《下辈子我再好好过》
“因为习惯防霾，1月初买了一盒口罩，当时平台还搞了买二送一的活动，我心想‘又不是买不到，要那么多干吗呢’，就坚定地只买了一盒。”
在当时，如此作风或许还会被称赞是克制消费的表现。但对比眼下光景，是个人都得悔出泪来。
这个春节，或许是饱受忤逆的家长们难得扬眉吐气的高光时刻。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得到了现实的映照，往年你有多嫌弃家里囤成堆的肉菜药品纸巾，有多看不上吃剩后被精心栽种的大蒜生菜豆芽，今年就对“目光长远”的爹妈有多感恩戴德。
谁又不是捂着心口点下这个赞呢？/@周玄毅
什么断舍离，那都是都市白领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如今谁坐拥空荡荡的家，谁的哭声就越大。一场疫情，能让你变回村口端着MacBook蹲在墙角办公的翠花或二柱，也能让你重新找回流淌在血液里的穷民本质。
这场浩劫求生里，没人顾得上体面
要说囤积的毛病，年轻一代也不是没有。他们还给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松鼠病”。
塑料袋、吸管、一次性餐具、纸箱，这些“指不定哪天能用上”的“破烂”，办公室里的大伙儿手头多少都存了点。
而像纸巾、卫生棉、洗漱用品这些“指不定哪天就没了”的消耗品，不趁折扣囤个一年的量，也得一次买个两三份才说得过去。
但直到这里，还只是人们为避免麻烦的需求下，靠一点小便宜来获得心理满足的行为。被快递和外卖惯坏了，就算知道柴米油盐贵，只要配送费不超5块，冰箱只装酒水却无吃食也没关系。
都有外卖了还要啥自行车。/《爱的迫降》
没想到，一场疫情的降临，直接就给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上了一课。外卖不香了，快递不跑了，所有人被迫居家隔离，一场生存争夺战拉开序幕。
类似的剧情，纪录片《浩劫求生》早已预告过。
片中提到，如需隔离三个月的话，至少要储备9千克米（碳水化合物）、22.7升菜籽油（油脂）、100罐鱿鱼罐头（蛋白质）等食物，以及消毒剂、垃圾袋、胶带、羽毛、保鲜膜、雨衣等，以备不时之需。
整个二月，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场大型求生呢？/《浩劫求生》
显然，对于我们14天的隔离观察期来说，所需物资远不需要这么多。
但顷刻之间，超市已然被搬空，只剩一排排被嫌弃的香菇炖鸡面。许多人根本不预估消耗量，埋头只顾狂买。药店门口早早挂起“口罩售罄”的招牌，不放弃一线生机的人们转而为双黄连大排长龙。
情急失智，再加上谣言的推波助澜，局面就更加混乱。
因为担心工厂不复工导致纸巾断供，香港3名口罩男子于2月17日劫走了600余卷厕纸。这种无意义的囤积行为，甚至传到了新加坡。
这一点咱也不太明白。/微博@观察者网，图中人物为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陈振声
此情此景之下，最云淡风轻的莫过于早已储备大量年货的先知者。
是隔离，让手无提锅之力的年轻人学会了四菜一汤，成为傲视朋友圈的小当家。但若没有存货，纵使是五星大厨也造不出一个饼来。
一个月前，年轻人绝不会晒出这种“抠抠搜搜”的照片。
只是，新鲜蔬菜的保质期之短暂，让囤肉者不得不直面被口腔溃疡支配的恐惧。此时，拥有一方私家菜园的户主，自然成了真正的人生赢家。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人对种菜的向往。闲得发慌的Crystal、Gavin们，放下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设，认真跟着阳台上的老母亲学起了蔬菜瓜果种植技术。
只要肯用心，砖头缝里也能孕育佳肴。最终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还是老祖宗的智慧。
道歉，现在立刻马上。/《凪的新生活》
长辈们的囤积欲与种植欲，来自饥荒岁月里深入骨髓的记忆。
以耕种来抵抗危机的习惯，不止中国人有。2018年11月在南京举办的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专家带头倡议大家在小区种菜，还点名表扬了每年都花数百万美元扶持公共菜园的巴西。
想想，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都能把白宫变成菜园，咱们在天台上捣土弄肥，似乎也没什么不体面的。
米歇尔根据自己的园艺经验出版了《美国成长》一书。/wiki
比起“要不要种菜”，能不能保住工作显然是更为严峻的问题。疫情打破了人们对职业的既有认知，那些曾经“怎么干都饿不死”的公司，成了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原本就承担着过劳压力的人们，显然更慌了。“爱情可能会背叛你，但工作不会”的箴言开始失效，看着所剩无几的余额，奋斗半生却无所倚靠的惊惶席卷而来。
而这，不过是疫情给我们敲响的警钟之一。
越苦干越不安的当代“精神穷民”
所有的不体面，都来自于匮乏。特殊时期，我们忙着囤肉菜；日常生活里，我们忙着赚钱。
隐隐的不安感，让过劳成为一种常态。但更令人害怕的是，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奔波。
上一辈人，勤劳却不富有。/pixabay
在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类似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并广受媒体关注。在当时，无需为温饱发愁，却依然陷入穷忙、被债务缠身的人，被称为“饱食穷民”。
翻开日本记者斋藤茂男所著的《饱食穷民》，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当代中国人的影子。
那个时代，微电子技术在日本正如日中天，办公自动化的浪潮袭来，效率至上的信条开始侵占每个人的大脑。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是无数个不堪重负的躯体。
职场过劳死给我们敲响警钟。/《我，到点下班》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547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1989年也达到400个小时以上。
与官方公布数字相比，现实情况更为惨烈。以银行为例，绝大多数考勤系统里，每个月的加班时长上限只有22-25个小时，多出的不再计入。
这并不是为了鼓励员工按时下班，而是为了限制加班费的支出。为了分行的评优，员工不得不免费加班。加上长达两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长，人们在家休息的时间被压榨得更为可怜。
不知到什么时候，工作和生活才能彻底分开。/《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那时的日本人中，相信“福报”的大有人在。
书中的杉崎祐二郎，是东北山村里走出来的烧炭娃。拼了命干活读书走到了东京，一边开出租一边卖保险，终于在15年后坐上了保险公司支部长的席位。
然而，此前一次又一次帮客户填坑以保业绩的行为，已经让他欠下了1400万日元的巨债。没等屁股坐热，他已经不堪信贷公司所扰，辞职并申请破产，重回一穷二白的境地。
为了还债，许多人过得还不如《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按说日本作为最著名的保险强国，其从业人员本不该如此窘迫。只可惜在1950-1970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期过后，保险业已是强弩之末。客户囊中银两不足，毁约时有发生，一时情急之下，业务员只得以肉身堵火苗。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投身于此？行业门槛低、回报率大，这对于迫切渴望成功的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也是一不小心就夺人性命的弹药。
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受时代洪流所裹挟。回望当下的中国，互联网人还未能从近两年的行业寒潮中得以喘息，汹涌而来的疫情就扑向了实体经济。
2018年的春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几乎倾尽了家产也没治好老人的流感。谁也没想到，2020年的春天，这样的故事竟在无数个家庭里同时上演。
努力工作究竟有什么用？挥之不去的疑问，没有人能回答。
再次扎心。/《我裙子去哪儿了？》
过劳之下的精神麻木，
终将毁了我们
疫情之下，唯一能让人们感受到安慰的，或许就是这难得的超长假期了。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正是这假期，拉了处于崩溃边缘的他们一把。
不妨一起回想：
既没有身体不适，也没有宿醉，但临近出门时就是不想上班；离开公司后，头脑依旧无法摆脱工作状态；在工作过于繁重或接近DDL的时候，非常希望人间消失；即便彻底离开工作，依然无法在假期里全身心地放松……
这些症状，你中了几个？
你敢这样请问领导吗？/《下辈子我再好好过》
调查显示，在1987年的日本，有以上任意一个表现的人所占比例为三到五成，可见心理疾病隐患在当时已非常普遍。
彼时日本的寻呼机，当下中国的微信钉钉，就是悬在每个人心头的紧箍咒。几乎没有人能控制它何时响起，几乎没有人真正拥有失联的自由。
严重焦虑之下，人们不由自主产生了各种怪癖。强迫症、运势恐惧症、交通工具恐惧症、利器恐惧症、绳索恐惧症、洁癖、厌食症……几乎每个人都被不同的精神疾病所控制。
繁重工作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下辈子我再好好过》
《成瘾社会》一书中提到，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体系），时刻通过某种方式逼迫我们产生成瘾现象。这原本是一种适应行为，一旦过度，就会演变为自我破坏。
其中，最普遍的表现是消费狂热。过劳让人们丧失了情感交流的机会，唯有靠消费带来精神上的冲击。人们如此压抑，以至于罔顾过度消费的风险，一心沉浸在脱轨的快感之中。
而当我们回过神来，沉重的消费贷，早已超出了我们可承受的范围。
重压之下，有些人精神垮了，逐渐抑郁甚至选择自杀；有些人身体垮了，猝死在连轴转的工作台前。随着坏消息越来越多，人们的态度也从惊诧演变为无感，最终走向麻木。
当抑郁症或“假装抑郁”成为一种流行，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在逐步走向病态。
真正抑郁的人往往不愿意求助，而假装抑郁的人无非是希望博得关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却也带偏了舆论导向，让人们难以获得对心理疾病的正确认知。
八成的抑郁症与工作有关。/pixabay
穷困的年代里，人们所思所求不过一餐一饭。资讯膨胀的当下，却没有人能说得清自己的欲望究竟为何。
当我们的社会正在往难以挽回的境地疾驶时，或许我们并没有悬崖勒马的力量。
这场疫情给国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预估也难以弥补的。然而正是它，把我们打回了生存欲望的原点。
比起深受病痛所苦的家庭来说，能健康地在家隔离已是奢侈的幸运。只希望，疫情过后的我们，能获得至少一次的机会，让自己从“饱食穷民”的桎梏中得以逃脱，寻找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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