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4日，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巡防队员和当地人合作清理出4具山地大猩猩的尸体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生活的星球正在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游客骤减的威尼斯，运河变得清澈见底，鱼类、天鹅成了河道的主宰者；海豚到撒丁岛港口码头边玩耍；美洲狮漫步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街头；狼群游览了法国滑雪胜地库舍韦尔的度假村。人类的苦难中，自然在悄然焕发生机。

疫情是一则地球发送给人类的警世恒言，它绝不只在提醒我们完善人类社会的各种应急机制。如果人类想要一个更为安全和健康的未来，那么必须重塑我们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公共卫生改善、抗生素等药品的出现曾让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传染病，但很快幻想就被来自热带雨林深处的艾滋病毒击溃。从那以后，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它们大多具有共同的特征：进入21世纪后，几次全球性的卫生危机——SARS、MERS、埃博拉、新型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无一不是人畜共患疾病。统计显示，70%以上的新发传染病与野生动物有关或者来源于野生动物。

以生态学的视角很容易解释人类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所有生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平衡，病毒也不例外。病毒很可能早在第一只脊椎动物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它们伴随着整个脊椎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演化，至今仍在相互影响。蝙蝠之所以会成为携带多种病毒的物种，正是因为它在六七千万年，甚至一亿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漫长的演化过程里，蝙蝠和大量病毒完成了共同演化，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人类打破了这种平衡。50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对植物与动物的影响力因此大为增加。大约3万～4万年前，人类发展出工具，沟通方式出现，逐步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从这个分野开始，人类对自然界的共同进化开始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响力。而到了20世纪，人类的数量优势、高耗能科技，以及精细分工下的交换经济体制，都让我们有能力全面改变所有生态系统。而打破原来的稳态，势必会为微生物交流创造新的路径。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机会。演化则抓住了这一契机，将“溢出”转化为传染病。

1798年，率先以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曾写道：“人类偏离自然原先所设定的状态，似乎已证实成为各种疾病的来源。”无数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当人类大肆食用野生动物、使用野生动物制品的时候，野生动物被从饲养场、山林野地汇聚到一起，饲养、运输、宰杀——整个过程都在为病毒的攻城略地创造条件。当城市、牧场、农田、果园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占到达一定程度，使它们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时，潜伏的病毒会开始大量复制排出，想方设法进入人类世界。我们的危险还在于，这些科学研究的发现远未成为社会共识。

今年4月初，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雌虎纳迪亚（Nadia）因为干咳接受了检查，人们发现纳迪亚被它的饲养员传染了新冠病毒。我们常常忘记的另一个事实是，在人畜共患病面前，人类不是唯一的受难者。在非洲，人类遭遇埃博拉疫情的同时，低地大猩猩在大规模死亡。2009年，由于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暴发与流行，全球斑头雁的数量下降了5%～10%。这就是我们这个星球当下的现实：世界不是平的，它更像一只混合沙拉碗，没有生物能够独善其身。在一个已经被人类改头换面的星球上，如何创造一种新的平衡，实现共赢和共存，这是人类智慧应当追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