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东边画廊前接吻的恋人

摄影/黄宇

亡者

柏林，呼唤一遍它的名字，我的视线便随记忆的轨迹被牵引至西南郊达勒姆村（Dahlemdorf）附近一个叫什拉赫滕湖（Schlachtensee）的地方。踩着街沿上轻微硌脚的碎石小径走，路侧是一幢幢掩映在院墙树影中的别墅花园。这些石头砖瓦别墅大多建于1890年左右，已有130年的历史。从雕花铁门望入，越过并非深不可测的草坪，时常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房子紧闭着一扇扇门，沉默不语。我极少遇上开门或关门的时刻，很少看到人影。有时不禁怀疑，这些从历史中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里，如今是否还住着人，又住着谁，会不会实际空无一人。

就在这片中上层阶级的别墅街区里，藏着一个包豪斯风格的朴素学生宿舍。记忆触发这个标符，浮现出一间只有一张床、一只双开门衣柜、一张书桌和一个简易书架的宿舍小房间。我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的杨树叶发呆。这里静得连耳膜都能感受到空气压力的明显变化，只有时而从外面两车道上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鸣笛声，能划破笼罩于此的绝对寂静。每天有许多时间独处，这是一个会教人品尝孤独滋味的地方。

已是13年前的情景了。这个学生宿舍有一条蜿蜒幽静的小道，通向什拉赫滕湖。同样也是碎石路，沿路的风景不再有历史老房子戒备森严的神秘，家家户户朝小街开放的小花园里，插着彩色纸风车，点缀着活泼的小动物雕塑。小街很多以德国人的名字命名，我认得出的人是哲学家叔本华。穿过一个铁路桥洞，过一条马路，就是什拉赫滕湖。湖非常大，我从未能绕湖走完一周，也未曾亲眼见到过森林深处的公共浴场遗址。柏林人喜欢沿湖在茂盛的芦苇丛与树林间散步、跑步、遛狗。到了周末，连修道院的修女也会穿着她们黑色的修女服，带着一篮子的食物，来这里野餐。湖边的露天啤酒屋在春天和夏天很热闹，傍晚太阳快落山时，人们沐浴在晚霞中喝啤酒，吃一点儿三明治和烤肠，日子平静惬意。

从什拉赫滕湖往波茨坦方向继续走，有一个同样宁静优美的湖，叫万湖（Wansee）。这里是更隐蔽私密的豪华别墅区，湖面上停着许多私人游艇。周末，有时我会乘地铁到万湖站下车，沿湖走一走，在地铁站边的咖啡厅坐一会儿。

柏林某火车站外桥上拥抱的恋人

柏林郊区的日子远离尘嚣，时间缓慢静谧地流淌，如世外桃源。直到有一天，随着词汇量扩大，我与什拉赫滕湖和万湖这两个词语的德语意义相遇了：Schlachten的意思原来是“屠杀”，而万湖就是纳粹德国对屠杀犹太人作出“最终决议”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地方。一段血腥残暴的历史通过这两个德语地名的字面含义浮现出来，隐匿的过去就这样在看似完全无辜的当下显露了自身。我问德国人，“屠杀湖”的名字是有意指向某一段历史吗？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名字远远早于纳粹德国存在，它并不暗示现实中发生过屠杀。那么为什么人们还在万湖中游泳和驾驶游艇呢？“因为万湖是个湖。”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美丽宁静的地方对我来说，已变得幽灵聚集；经由神秘命定似的地名，死者穿越进我的生活里。

实际上，柏林已成为一座死者与生者同在的城市。遍地的纪念性装置，会让历史在许多时空与当下的人迎头相撞。在犹太人博物馆，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被谋杀的犹太人的日用物品和信件，陈列着已逝拉比的犹太教律法书卷轴，上帝审判的声音在这里回响。在斯特勒斯曼街（Stresemann）、威尔海姆街（Wilhelm）与安哈尔特街（Anhalter）这些街道之间的“暴政地形”，指涉着纳粹德国时期“盖世太保”和帝国中央保安局曾经在这里存在过的痕迹和本质，即使在“二战”中被炸毁，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仅存的地基之上被整理成空间结构的纯粹形式。在6月17日大街附近的苏军攻占柏林纪念公园里，苏联雄伟肃穆的巨型英雄雕塑，如压在德国历史上的咒符。只是，正义的胜利常常有其背面和阴影：当苏联军队进入柏林进行巷战时，纳粹士兵有很多年龄不超过16岁的青少年，却只有年幼的孩子幸免于苏联人的复仇；还有许多女人被轮奸。德国人是否有资格指责苏联人当时的滥情和暴戾？作为肇事者、战争发动者和行刑者的儿子，德国人是否被允许书写受害者的被侵害？诗能否作为消逝在罅隙中的事物的证词？石板道（Spandau）和哈根雪市场（Hackscher Markt）街沿上嵌入地面的金属铭牌纪念装置刻着曾在这里居住过的犹太人的名字；库当大街（Ku’damm）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尖顶保持着“二战”时被轰炸损毁的模样；柏林墙的残垣把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的历史经脉持久地裸露在当下……柏林本身就是一座历史博物馆，随处召唤场所记忆。

在柏林公交车上弹唱的街头艺人

只不过，除了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很少有人会愿意把沉重的历史时时安置和嵌入日常生活中。柏林更是关于现在与当下的。记忆中的柏林，是夏天街头流动的红色小草莓屋；是地铁站地下通道里面包小店和土耳其肉夹馍的香气；是华沙大街夜里游走着的狂欢青年和第二天清晨地上被摔碎的啤酒瓶；是格鲁皮乌斯大街上那些格鲁皮乌斯式建筑里开派对到深夜的人，他们从一个派对赶到下一个派对，一个晚上要赶好几场，直至天明。柏林也是满是涂鸦的塔赫勒斯（Tachles）艺术家之屋里靠艺术小作坊和纪念品小店维持生活的穷艺术家；是哈根雪广场附近周末下午暂时用作舞厅的餐厅里，跳着怀旧交谊舞的中年人，他们不少来自越南和东欧，是默默怀揣乡愁的移民。柏林也是达勒姆博物馆里观看藏传佛教展览的拥挤人群，衣着考究的中老年人装腔作势地模仿着那些佛教造像的手势，解读着手语的宗教含义；在这座城市里，最时髦的休闲运动是印度瑜伽，印度哲学大师克里希娜穆提在这里很受欢迎。

从恩内斯特·洛伊特广场向动物园走，偶尔会碰到穿着短裤的女孩迎面走过来要火，但她们并不掏出烟来，浑身上下也没有一个裤兜可以装烟。柏林技术大学就在这里，在朴素的咖啡馆里，有时你能看到学生们喝着咖啡，一些人在抽着烟，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老师讲课。施彼特市场（Spittlemarkt）是土耳其人的聚居区，如果想体验热闹的异域风情，就来这里逛土耳其人的集市吧。从维滕伯格广场（Wittenbergplatz）下车，百货大楼KaDeWe就在地铁出口处。如今的KaDeWe在任何一个来自国际大都会的游客眼中，都并不显得耀眼，带着昨日流光的铅华。它曾是柏林“西方”消费主义堡垒的象征，纳粹德国时期曾被反对消费主义的破坏者们打砸抢和捣毁。

曾经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与曾经共产主义的东柏林，如今有什么不同？西柏林的汉萨区（Hansaviertel）有点缀中产阶级公寓小区的花园和绿地，那些房子轻松而无名，还带着一些冷漠；沿着原属于东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一路走到卡尔·马克思大街，则有许多承袭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石雕立面大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庄严宏伟续接，如今它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成了柏林市区昂贵的区域。在西柏林策伦多夫（Zehlendorf）这样绿树成荫、精品店林立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我喜欢在斯蒂格利兹区政府附近的亚洲商店里买粉丝、辣酱和梅子。偶尔，我会留意到一些石墙上留下的细小弹孔，战争与废墟的图像会从那小小的黑洞中浮现。苏联攻占柏林时，曾在许多街区发生过激烈巷战。

在柏林的安哈尔特老火车站玩耍的孩童

在地铁里穿梭久了，隧道中变化的光线，地铁站墙上的文字，站台上石柱的颜色，就成了时空通道的地理证据。从海德堡广场到波茨坦广场，究竟是多少年的时间跨度？一份土耳其肉夹馍与隔壁有机黑麦小面包之间，是否本隔着一个欧亚大陆的距离？近一个世纪前，当犹太人被纳粹从他们的家中带走送往集中营，他们的桌上还留着精美瓷器咖啡杯，盛着带着温度未喝完的咖啡——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噩运毫无察觉，上一秒钟与下一秒钟之间即是人间和地狱之别。柏林的时空中，是否一直藏着这样恐怖的时间旋涡，将人的命运在一瞬间裹挟、吞噬？

到足球赛季，地铁站挤满了成群结队乘坐火车，在全国流动着看球赛的球迷。他们在火车上喝啤酒，尽兴侃球。一位德国人低声对我说：“我讨厌德国球迷。每到这个季节，一些德国成年人就找到了借口，放弃他们的理性和克制，成群结队变成了幼稚小男孩，从一个城市集体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挤满火车和地铁，任由酒精操纵他们的言行，时不时大打出手。他们莫名奇妙地团结在一起，一个人当街尿起尿来，一队人，二十来个德国大男人，就像被传染似的全部尿起尿来。”火车每到一站，播音员都揶揄他们，提醒他们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切勿到站台上聚众吸烟。一些人球赛结束后变回了正常人，另一些人则无法醒来，继续寻找对手，挑衅、打架、搞破坏。“你看，这群穿红衣的柏林人到波鸿火车站了。哈，他们就跟手机响铃似的，一下车就全部唱起柏林队队歌，在警察护送下昂首挺胸地出站。”我望着他们的脸庞和背影，集体暴动的往事在其中投下了无形的轮廓。

柏林工业风格的火车站

记忆

在诺伊库恩（Neuk?lln），原来的东柏林街区，我按响了临街单元门的门铃，汉娜带着她的狗下来看门。进了楼道，穿过第一道门，是中庭。四面围合的墙上挂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她们一家在那里开辟出很小一块儿地，种了一点儿花草。穿过中庭，再推开一道门，进一个楼道，她家到了。

汉娜家有四口人，她，她的丈夫，她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和上幼儿园的儿子。在几平方米有点拥挤的小厨房里，她用天然气灶烧水，给我们泡咖啡。“奶要热一热吗？我女儿喜欢倒一大杯奶配咖啡，所以她总是让我把奶热一热。”窗外，中庭的爬山虎沐浴在夏日阳光中，风吹起叶子，如一串音符闪烁，黑猫在餐桌上踱着步。她的女儿放学回家进来倒咖啡，穿着时尚的棕黄色风衣，鼻子打了孔，戴着一对金属圆环大耳坠。

汉娜出生在萨克森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小城，属于东德。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决意要迁徙到柏林来。“在他们心中，东柏林就是文化、政治和世界的中心。”来了柏林，父亲说母亲在这儿有工作，母亲说父亲在这儿有工作，两个人就拿到了一套公寓在东柏林住下来。后来他们在东柏林真的找到了工作，父亲在诊所，母亲在一所学校。

她的童年是在东柏林东北边的普伦茨劳伯格、威森湖（Weisensee）和克罗伊茨伯格（Kreuzberg）度过的，她的父母现在还定居在威森湖原来那所老房子中。“在我眼中，柏林墙虽然是在1989年倒塌的，但许多变化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东西柏林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生活中都出现了电视机，学校老师教的是一样的课程，街上走着一样的人。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和消费这些事物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她幼小心灵的记忆里，以至在她青春期的观察中，“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每个人其实早就怀揣着一点点怀疑”。

汉娜的童年记忆是快乐的。“我们总是在外面玩耍，很多自由空间，老工厂，后庭院，全是我们的游乐场。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被限定在一些街区，绝不能超过一公里远的广播电台。即便如此，在家周围的地方，我们在街上撒开腿跑，在墙上乱涂乱画，做游戏，无所顾忌。那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童年天堂。无论东德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这些孩子的幻想没有任何界限。”今天的孩子则谨慎很多，“他们更多地待在家里玩，父母总是担心他们的交通安全，担心他们会不会遇上坏人和抢劫犯”。汉娜童年的记忆给东柏林投射了不同的解读。“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威森湖还是克罗伊茨伯格，都不断在新建超市、商场、楼房等等。我记忆中那个可以自由奔跑的、野性的游乐场渐渐消失了。每当看到一片空地被划为建筑工地，兴建起土木，我就感到内心的某个地方被改建了。每当繁华的新建筑又在某个地方拔地而起，对我来说，童年的一片幻想之地便变得空白起来，一点点被吞噬，慢慢消失。”

但这一段记忆对她的父母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们正年轻，30岁出头，对控制下的生活满是抱怨：他们渴望能自由旅行，渴望能自由阅读他们想读的书籍，渴望能自由听他们想听的音乐，渴望不必总是小心谨慎——尽管他们很爱东德，不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对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大半生的消失；对才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还对一种不同的未来有所希冀。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两年，他们的确能去葡萄牙、意大利旅行，工作上也有了跨国交换的机会。不过，墙倒那一刻，他们并非在欢呼，最初那一两年他们也并非是兴奋的。他们会怀疑：“我们还能在原来的职位上工作吗？”“事情将怎样改变？”“生活是不是将会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会不会无从适应？”对于资本主义，他们更是充满持续的疑虑。他们不停地问：“它是道德的吗？”“它会如何控制我们？”

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碑

历史发生时，身在其中的人，其实难以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也认不清楚它。汉娜的外婆在少年时代加入过纳粹德国的女子少年团。“她完全看不清楚自己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什么，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二战’结束时她16岁。那一刻，她在一种巨大的震惊中理解到自己的过去。她发誓再也不会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完完全全地退回到个人生活中，过上了一种虔诚的基督教生活。可是，谁又不是在回首时，才理解到过去的意义的呢？”汉娜说，她的外婆是祖父辈中极少数愿意和后辈讲述那段历史的人。“纵然人们都是在没有完全意识的情况下卷入到纳粹和‘二战’的，然而，一旦大家看清了过去的自己，就没有人愿意再谈论过去了。”不过，“外婆之所以能够向我们讲述，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她还很年轻，罪恶的感觉并不强烈。如果她在战争结束时已经30岁，我想，她可能也会对过去保持缄默” 。

幸运的是，汉娜的父母并未失去工作。她的父亲仍然在同一所医院做医生，母亲仍然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那些与国家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工作消失了。失去工作的东德人陷入震惊和失落中久久难以回神，对自己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什么感到迷惘。

墙倒那一年，家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对熟人和近邻的新发现。随着东德档案解密，很多人提出申请，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曾经为“斯塔西”（Stasi）和安全机关工作过的“线人”名单也流了出来。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某个平日时常往来的邻居，某个关系不错的同事，某个经常走动的亲戚，甚至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就是安插在身边监控自己的“线人”——他们曾偷偷为自己写下过日记。这一解密过程对所有亲密关系的伤害都很深，人们难以再相互信任。被发现曾经监视邻居的人不得不迁居，有一些婚姻解体了，一些子女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爸爸妈妈他们好像回过神来似的，重新认识了一个个过去的熟人，‘啊，难怪他有点怪怪的’，‘怪不得他总是不说话’，‘原来他是故意那么大声说话的’。幸运的是，我父母并未从事过这样的活动。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离开自己的国家。”回过头看，德语里有句话，“每张桌子都长了眼睛”，恰好描绘了那时政权对自身的恐惧和监视，只不过当时的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

汉娜理解，这种恐惧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一些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政府的反抗。“自由”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孩子，它在一夜间重新成为值得追求的东西。这些为自由而反抗的年轻人有的被监禁起来，政府对这类反抗行为变得敏感。那20年是一个意识形态抽象话语与现实开始产生裂缝并逐渐脱轨的过程。在此之前，一些怀旧的东德人所记住的还是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体系和高度工业化的进程。突然之间，文化层面的解释系统出现了危机：人们为什么会开始对自由和美有这么迫切的要求了？从这种欲望中，产生了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对立。这种对立让各种关系都变得紧张僵化起来，“即使是在墙倒以后，我们也习惯了只在相互了解的小圈子里发表政见，很少在课堂上、公司里公开谈论什么”。

汉娜（左一）和她的家人

僵硬感在很多东德人身上刻下了痕迹。“重新找到信任感，找到放松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漫长过程，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柏林墙已经倒塌了30年，我们到现在也难以完全放松下来。特别是对于我父母这一辈人，他们都不免有一点儿疑神疑鬼，容易紧张，性情变得乖戾。东德消失后，他们在一个新世界里成了自己过去履历的受害者。与西德人相比，西德的这一辈人有种一路高歌、一切理所当然的无所谓的感觉，他们体会不到，焦虑失去工作、失去存款、在新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感觉。在新国家里，我们依然说着带东德口音的‘方言’，听起来滞重尴尬，像是过去的人。的确很难，很难再找到自然的信任和被信任感。”汉娜新近在剧院得到了一个戏份，是一部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戏，演给孩子们看的。一位东柏林父亲去西柏林工作，墙建起来之后，无法再回家，就在西柏林建立了新家庭，有了小女儿；留在东柏林的母亲独自挣扎把儿子带大。她扮演的小女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场音乐会上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彼此很谈得来，互相倾诉父母离别这些年的故事。“希望通过这部戏，能让孩子和年轻人理解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在书中阅读的那段历史，关于家庭的离散和重聚，也关于‘新人’所能有的团结一致的未来。算是一种希望吧。”

新世界最大的惊喜是物资丰裕。琳琅满目的大型超市，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商品和食物，立等可取的轿车，没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人们不再需要像东德时代那样，忍受物质的匮乏，为申请买一辆车排上好几年的队。汉娜说，这一部分世界曾让她和家人都感到狂喜。“我们很快适应了消费主义，潜意识里出现的怀疑和不满也一闪念就消失了。”可是，然后呢？“对那些在东德消失过程中失去工作的‘受损的人’来说，消费主义无法成为新的意义和信念。许多人失去方向，陷入绝望中。他们的后代也有一种强烈的未受到公正待遇的感觉。”

汉娜小儿子上幼儿园的地方离家很远，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erg）。这些年柏林人口增长，在诺伊库恩这样的老街区上学变得拥挤又昂贵。汉娜并不富裕，有戏找她时她才能有收入。她不得不把小儿子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每天骑车接送。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前段时间她支持德国给没有工作的人每个月发放最低补助金，她的父母却坚决反对。父母辈的人仍然认为，“国家不能养闲人，会有很多人游手好闲，人必须劳动”。在汉娜看来，目睹了父母一辈经历的历史变迁，“工作”已不能成为一个人定锚存在的价值，就像消费也不足以成为存在的真实价值一样。她相信，一个人可以为许多微小的价值而存在。比如，“当我骑车穿过柏林的林荫道，我望向蓝天白云，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我会觉得这已是我所追求的，我获得了幸福”。

汉娜告诉我，对于今天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环境问题是他们非常严肃对待的话题。一切价值失落之后，归于自然是意义。

哈根雪广场附近的一家吉卜赛餐厅，这里有不少来德国定居的移民，是德国人少见的放松场所

生命

在克罗伊茨伯格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大卫·瓦格纳，一位出生于西德、定居柏林的作家。1971年，他出生在西德一个叫安德纳赫的小镇。对他来说，柏林墙倒塌以后，消失的不仅是东德，西德也随之消失了。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稳定的小世界中成长的。联邦德国曾是一个小国，首都波恩也是一个小城，不强求人必须有开阔的眼界，“我们都专注于现在，不去考虑永恒的事”。统一的德国对西德人来说同样很陌生。一夜间，它再度成为一个欧洲中央的大国，首都也迁回更日耳曼的柏林。突然间，“我们必须对欧洲负有更多的责任，不得不处理与美国、英国、俄罗斯这些大国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居一隅的独立小国了”。他迁居到柏林，爱上每个人都曾爱过的柏林独特的表情。墙倒后许多年里，它仍是两个东西泾渭分明的城市。战后的东柏林一直没有资本注入，形如废墟，只有政府大楼、电视台这样的标志性建筑，一切都是灰色的，到处都是空地，是年轻人的冒险天堂。“那些空地曾给我一种强烈的未来充满可能性的感觉。十年之前，这种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躁动状态结束了。随着一切逐渐变得‘正常化’，东西柏林之间的差异逐渐填平，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也随之终结。”

柏林墙倒塌那一年他18岁，正是青春结束的年龄，“与两个国家的终结同时发生”。不久前，他与一位同龄东德作家合作了一本书《这里，那里》，各自讲述青春时代的东德与西德。“有意思的是，30年后回望，我们那时的成长轨迹并非想象的那样差异巨大。”他们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节点工作、成家、有孩子，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女儿；今天两个人的生活样貌也有许多相似处。对瓦格纳来说，西德固然更自由，不过也是几家报纸和杂志（《明镜》和《时代》）占主导地位。西德作为东德的对立面，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过，对于许多在西德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即便认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对东德的理念心怀向往。“我从来没有觉得东德‘邪恶’，社会主义传统在德国政治中是根深蒂固的。年轻时，我们很多人都曾信奉社会市场，即资本主义不能在不平衡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条件下无限制地发展。‘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后来才盛行的。”大概15年前，工人阶级薪资不再增长，贫富差距开始不断扩大，中产阶级也不断失去自己的位置。瓦格纳所生活的街区，如今挤满了非常富裕的北欧、意大利、俄罗斯和亚洲人。

德国作家大卫·瓦格纳

要说东西德最大的不同，归结到一点，还是“东德的经济体制运行失效”。1988年，他来过两次当时的东德。“最直观的差异是生活方式上的。那时我觉得，我与法国、意大利年轻人的相似性，要大于和东德年轻人的相似性。我们有不同的‘气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嗅出彼此身上不同的这种‘气味’。”他这个年龄或者比他年长的德国人身上，都有这一套“嗅觉系统”：说话时描述一件事物所用的不同词语，这些词语组合的不同方式，语速、发音，穿着、动作、眼神，行为方式，全部烙上了各自成长的国度的烙印。“也许我们从小听的是不同的故事，阅读的是不同的教科书。”不过，这个特殊“气味系统”，在女儿这辈人身上已不复存在。瓦格纳的女儿出生在东柏林，也在东柏林长大，“我问她是否能察觉东西德人的不同，她说，她一点儿也察觉不到。她已经16岁，没有生长出这套‘嗅觉系统’”。

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东西德的统一，这个前景几乎没有人梦想过、预料过。德国历史更连续的传统是独立性很强的联邦州和城市联盟，统一帝国反倒只是近现代史中的一段。他对柏林墙倒塌的反应是“震惊”。很多东德人一觉醒来发现国家不见了，“不得不消受从天而降的、危机四伏的自由”，而在他年轻、浪漫的政治幻想中，“西德要是也一夜蒸发掉，我讨厌的保守派总理科尔也可以滚蛋”。历史转弯时，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发现自己。这个过程对“过去”在一夜间消失的东德人来说尤为艰难；对西德人来说，则是“另一个故事”：比如，德国开始需要履行更多的大国国际责任，向非洲、阿富汗派驻军队，在欧盟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等，很多西德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变化。

瓦格纳这个年龄的德国人，很多都不得不面对父辈和祖辈在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罪责。“我们这代很多人与上一代人的代际冲突很激烈，他们几乎都卷入过那段历史，我的祖父就全程参加过‘二战’。”瓦格纳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我与他们的代际冲突要弱一些，我不鄙视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反叛过他们的父辈，也许是因为他们后来赶上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情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他的一本小说里，他曾写到过“打网球、开敞篷车的母亲”，写到过看到窗外停车场里的甲壳虫汽车时，思念起母亲来——亲密关系有了新的载体。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代人来说，很难再接受民族主义，甚至很难再接受爱国主义。“过去我们有了太多这些情感，才导致了自己的毁灭”，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们才逐渐在足球场上重新体验到爱国的集体情感”。

他的成名作《生命》（Leben）是他的第七本小说。Leben，一个朴素简单的中性词语。在德语中，它却难以摆脱历史宿命的纠缠，诱发幽暗的联想。比如，有一个支撑纳粹德国扩张的概念，叫“Lebensraum”（生命空间），它的外延笼罩在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阴影下。“生命”，这个德语词，如今是否能摆脱过去意义的浸染？

书中，他以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冷静语气，叙述身患绝症的自己处于死亡边缘的思考感悟。这是一个器官移植的故事。在病床上，他倾听身边变换着的病友的命运和自白，周游记忆和梦想的空间，思考自己爱过谁，为了谁值得继续活着，是谁的死让他活下来；他也思考，活下来的自己是否已是另一个不同的人。他的叙述中不带一丝情绪波澜的平静，让我想起另一些德语作家对死亡独特的描述和记录。

一位是德国作家恩内斯特·威切特，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这本书中提到过他。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在整个“二战”期间处于半隐居状态，把所写的东西埋在了他的花园里。这位作家坚持留在德国，以便作为一名诚实的人为流亡的人和那些或许会幸存的人，记录下德国一直是什么样子。

在《死者的森林》中，他以平静的语气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看到的一切。平静，是希望用赤裸裸的真实让恐怖事实喊叫。他平静地写犹太人在沉重的石块下被折磨死去，平静地写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在警犬的追咬下死去。他也平静地描述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田园牧歌式日子的1938年，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因恐惧和饥渴沿路嚎叫，许多之前对自己生活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德国人应该听到了这些嚎叫——不能说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全无意识。战争结束，他把这些埋在花园里的手稿挖出来，于1948年出版。平静是证词的可信度。

与德语作家平静的死亡描写相呼应的，是希伯来语作家写下的记录。其中一位作家是查伊姆·卡普兰，一位希伯来语历史教授和散文家。他在1939年的历史暗夜中写下日记：“只要如实、不夸大、不扭曲地书写，只要没有丧失希望，那么，哪怕犹太人的个体会被摧毁，犹太民族也不会。”在此后的年月里，他身处地狱中心，坚持以极度精确的观察抵达深刻。死亡迫近时，他以平静克服恐惧和仇恨，剖析纳粹主义作为“灵魂疾病”的病理现象。面对死亡和施虐，平静本身就是对疯狂堕落行为的反驳。这样的平静，以及与它相伴的智慧和优雅，是一种业已失落的特定情感传统和语言实践传统。这种传统随着这类特定类型的人在大屠杀中灭绝，人类历史的一种可能未来版本也被剥夺。卡普兰的日记写到1942年8月4日终止，随后他们一家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遇害。他在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我的日记该怎么办？”好在，他的声音战胜了历史尘埃和遗忘。

行走在柏林的街巷上，我常恍然觉得那段历史与现在并未隔着70年光阴这么久，仿佛仍近在咫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之后，德语是否有了变化，以至于德国人能够摆脱历史罪行和“行刑者后代”身份的囚禁，自由地使用德语来谈论生与死？今天的德国人，与我在历史书中认识的德国人，是否还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瓦格纳不再观察和记录他人的死亡。他从再正常不过的时间——在厨房里打开一瓶苹果糊，边吃边翻看着厨房桌子上有关蚊子的文章，猝不及防地在下一秒落入死亡时间——嗓子痒，进浴室，突然呕吐，浴缸里全是血，立即反应过来是食道静脉爆裂，住院。人依然会毫无预料地深陷死亡旋涡，寻常的生存与死亡一刻的来临之间依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这不仅是历史的模式，也是时间的模式。

他平静地凝视自己的死亡。他记录自己的种种濒死体验，与家族的亡灵隔河相望；也记录自己灵魂出窍，从高处俯瞰自己和众生的见闻。他记录对许多瞬间——一束花、一阵微风、一缕光线、一个脚步、一种声音、一阵香水味的感受，以让漂浮的自己抓住存在的感觉。他记录下在记忆空间里游走的思绪，病床延伸到柏林的大街小巷，意大利的海边、墨西哥丛林和巴黎的公寓。他也写医院病房微型世界里的时代，革命、战争、种族、杀戮、富裕、贫困、技术的幽灵，全都在擦身而过的人寥寥数语的交谈中呈现模样。他与自己生病的器官交谈，与自我交谈，慢慢看着自己在药物作用下变成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出现自杀幻觉，注意力无法再集中，悲伤和所有情感都不再由自己生成，而成为药物的化学反应。“Leben”这个词，渐渐不再仅是一个名词，也成了一个动词：活着，活过来，活下去。

书中有一份“死亡档案”，罗列了几十起当代死亡事件，事故、凶杀、惨案、殉情。他以诗歌的句子拼接铺陈它们，就像《死亡赋格》。他回忆起曾经的朋友吕贝卡，在许多次的阿富汗旅行全身而归，避开了绑架和暴力，却在一天把两岁半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后走向柏林的办公室时，被一辆送货车碾过，当场死亡。死是生的一部分，它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即兴地与生命擦肩而过，让活着成为偶然。这种生命的偶然性不再是历史的谬误和人的罪责，而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无常。他的邻床，一位民主德国海军驱逐舰上的厨师，留给他一条生活的秘诀：每一天都是新的，现在即永远，每道菜只会吃一次，错过的机会不会回来。

瓦格纳经历了重生。他最终因器官捐赠得救，通过另一个人的器官而继续活下去。他不再是过去的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与器官原来的主人一起吃饭睡觉，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一起躺在身体的筏上，漂洋过海。固然过去的自我已然消失，可是，这样的重生难道不值得赞叹欢呼吗？他需要一个动作、一个行为来重新开始，来做点什么，找到实在的感觉。他揭开钢笔帽，写作。

死亡与痛苦不再是《圣经》中抵达天堂需要穿越的前院。活着本就值得惊叹，生命自身就是美好的。瓦格纳绝处逢生的一跃，跃出了“死亡大师”浓得无法散开的沉沉暮霭，难以消解的滞重变得轻盈。他平静地述说个体的死亡，这生死体验在历史上不占据任何特殊之点，但对经历过的人来说，记录仍是一种责任，以留下生命证据。在数百万次相互映照的死亡叠影中，生命获得了自己的正当权利，它的火焰将过去的噩梦燃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