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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男、风姿、褒衣博带

作者:admin 2020-09-03 我要评论

美貌、美酒、美景辞赋,共同构成了萦绕于魏晋风度之上的光环。 《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美男风 古代四大美男中除了宋玉,潘安、卫玠...

美貌、美酒、美景辞赋,共同构成了萦绕于“魏晋风度”之上的光环。

 

《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美男风

古代四大美男中除了宋玉,潘安、卫玠和兰陵王三位都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潘安即西晋文学家潘岳,据说年轻时走在洛阳道上,常被“女粉丝”团团围住。他的漂亮用三个字可以概括——“美、姿、仪”。可惜虽有才情和专情,潘岳的为人却轻躁势利,为了飞黄腾达去巴结权贵贾谧,落得身首分离的下场。相比之下,卫玠生前死后都更为人所仰慕。

卫玠,字叔宝,《晋书》中用明珠和玉润来形容他的美。他不仅有风姿还有才辩。西晋名士王澄(字平子)已是才华横溢,听到卫玠谈玄理,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盛传:“卫玠谈道,平子绝倒。”东晋的刘惔评价道:“杜乂肤清,叔宝神清。”“清”从描述外貌上升到描述精神,形容卫玠的品格清明、澄澈。百姓久闻卫玠盛名,为了一睹风采将他的马车围得密不透风,卫玠一病不起便有了“看杀卫玠”的典故,听上去他是古人追星最大的受害者了。事实上,卫玠本就体质羸弱,终日思索玄理过劳成疾,“看杀”只是病情加重的导因,从侧面更称颂了他的颜值。

魏晋时期士人推崇男性肤白、纤瘦的柔美,常用“玉”和“璧”来形容男子姣好的容貌。被拿来与卫玠进行比较的杜乂同样身形消瘦,王羲之说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开创玄学先河的何晏也是一位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趣事:因为何晏皮肤太白了,魏明帝以为他是化妆画出来的,便让他大夏天吃热汤面,想看看何晏“脱妆”之后的样子。结果何晏边吃边擦汗,面容依旧白皙。

即便白如何晏,同样要化妆。从《魏略》中“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可见自恋的何晏不管到哪都粉不离手,走起路来顾盼生姿……虽说有些女性化,可士人说“傅粉何郎”时并无贬义,毕竟那时男子化妆也算不得新鲜事,据《颜氏家训》记载但凡士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

按理说履(上古时称“屦”)才是比较正规的鞋子,通常用葛、麻、皮、丝等材质制成。此前都是单层薄底,魏晋时期才出现厚底。贵族会穿纯粹用丝绳编织的全丝履。鞋头向上翘的高头大履走起路来颇有风度。木质底带齿的屐原本是用于出游和雨中行走的“运动鞋”,在魏晋时期被高门士族穿上了朝会等正式场合,虽有自我解脱的意味,不乏自恃身份之嫌。《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说王献之兄弟谒见郗愔,“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甥)礼”,在郗愔子之郗超死后,王氏兄弟再见他时,则“皆著高屐,仪容轻慢”,履和屐的转换把王氏兄弟的前后态度刻画得非常形象。

成群结队的魏晋“男子天团”中,有精致的,也有不羁的,嵇康便属于后者。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一起被称为“竹林七贤”,与阮籍并称嵇阮。不同于何晏的粉雕玉琢和卫玠的柔弱纤秀,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估算约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雄健不修边幅,即便“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也没能掩盖住他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这份优良基因遗传给了儿子嵇绍。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记载:“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鹤立鸡群就是这样来的。而王戎对此的回应是:你还没见过他的父亲呢!

山涛则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来形容嵇康形俊于外,才蕴其中。他的《声无哀乐论》是士人清谈的主要话题之一;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体现了朋友间的“忘言之契”;他的诗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像他的为人一样清峻洒脱;他刑前从容的《广陵散》终曲,令其刚烈的形象流传至今。嵇康被认为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总结了“竹林七贤”不被模式化的特立独行。

刘伶,竹林七贤之一(FOTOE供图)

 

褒衣博带

“竹林七贤”的名号从东晋时期开始广为流传,是东晋士人以及后来文士阶层津津乐道的对象。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从唐代画家孙位所作的《高逸图》中可窥见一二。如今的《高逸图》残卷只剩对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位的描绘。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左手臂上垂悬的白色“吊带”是内衣“裲裆”的挂带。这种魏晋时期的内衣背心也叫心衣,背后是裸露的,仅用布条勾肩至背。其余三位衣衫稍整,自然垂下,尽显褒衣博带之风。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南朝墓葬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对孙位的构想进行了更细致入微的补充。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分布在贵族墓葬的南北两壁,各由300余块青砖拼嵌而成,画中人均席地而坐,肆意酣畅。嵇康头梳丫角髻,光脚盘膝,腿上放置了一架古琴;对坐的阮籍高卷袖子,右手放在唇边,仰头鼓腮做啸状。啸相当于现在的吹口哨,无需依仗乐器,也不受地点和环境的限制,只要兴之所至,就可以凭风而啸。诸葛亮有心境恬淡的安逸之啸,谢安、孙绰有海上泛舟的镇定之啸,阮籍有在司马昭宴席上的傲然长啸。从“啸赋”中可以看出,作为魏晋名士行为符号的啸被寄托了多样的情绪,浑然天成的人生比丝竹之声更能宣泄自我,怪不得本有济世之志却避世而不任的阮籍如此擅长啸了。

砖印壁画中其他几位的姿态也尽显各自的“人设”,比如“守财奴”王戎倚着钱箱,“酒鬼”刘伶一手拖着酒杯,一手蘸酒想要品尝,“音乐家”阮咸弹奏着琵琶。阮咸对于音律的把握十分精准,少年时便可以做到“神解”,只要乐声钻进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都能分得丝毫不差。估计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绝对音准”吧。琵琶又名“阮咸”,可见其对音乐的贡献了。七人中多袒露上身,所着服饰逍遥奔放,具有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的特点。

如此风格并非魏晋独创,《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汉书·隽不疑传》也有“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的记载。自汉代以来,褒衣博带就是中原儒士流行的服装。魏晋时期,加上玄学清谈的风气,士人追求潇洒、自然飘逸的境界,助长了衣裳博大、广袖长裙的流行。山涛、阮咸头上系着幅巾,其他人更是舍去了冠饰,可见士风放纵,不拘礼法,所以有“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

然而,对魏晋士人尚褒衣博带的另一种解读是服石,即服用“五石散”。五石散,也称寒食散,普遍认为是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五种主要石药加以草药等辅料研煮而成。其配方可追溯至汉代,但服用的人很少,起初对它着迷的何晏自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与其同时期的学者兼医家皇甫谧在《寒石散论》中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可见,何晏对于五石散在魏晋名士中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认为五石散可治“男子五劳七伤,虚羸着床,医不能治”之症,但他也强调了这是“唯久病者”的权宜之法。五石散药性燥热,是一种慢性毒药,服用后有如火烧身的副作用,在寒冬腊月也必须赤身裸体来散热,还需吃冰冷的食物。长期服散的何晏被形容为“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或许他的肤白也是五石散造成的。士人由于服散而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才穿得褒衣博带且不能常洗澡,如此一来很容易生虱子,“扪虱而谈”便成了清谈家们的风度。至少从《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画中王戎一手摆弄着如意的形象,可以推测“扪虱而谈”确实不假。

《北齐校书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饮酒任诞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鲁迅认为药与酒,是魏晋士人用以体验生命的东西。药令人游梦登仙,酒令人醉倒花间,两者都解放着他们被现实苦苦压抑的内心。“竹林七贤”个个能饮酒。阮籍最会“借酒遁”,当司马昭想和他联姻时,阮籍日日喝得酩酊大醉,让媒人“不得言而止”。他在《大人先生传》里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阮籍看来,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他便沉湎于酒了。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源于对当政者的失望,多饮酒、少讲话,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原谅。

阮籍属于豪饮,嵇康喜欢小酌,一首《酒会诗》可以看出他们平日放情山水、饮酒弹琴的生活状态。阮咸最著名的便是“与猪共饮”,看来阮家子弟都放达任诞。山涛酒量最大,书中记载他能饮八斗,却没有人见他喝醉过。王戎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因极吝啬,爱饮酒却不爱买酒。向秀个性沉静,为人内敛,酒量也小。

论最嗜酒如命的,非刘伶莫属,一篇《酒德颂》字数不多,却广为流传。刘伶长得又矮又丑,在那个看重“颜值”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实属不易。如此“先天不足”还能“入选”竹林七贤,自然不是因为刘伶喜欢喝酒,而是因为他在喝酒之外的言行,符合名士的做派。即便在现代一些场合把裸体视为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仍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更何况是魏晋时代。刘伶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一次有客见他裸着身子便问责他,刘伶回应:“我把天地当作房子,把屋子当作衣裤,你们为什么跑进我裤子里来啊?”

竹林七贤的“任诞之风”在魏晋时很受追捧,一些附庸风雅、想攀附“名士”的人不断效仿他们的行为。《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东施效颦的例子。比如豫章郡守受人之托寄送百余份信函,渡江时一时兴起,将信函全扔进水里,美其名曰不愿做邮寄书信的投递员,实则是不负责任地耍了无赖。“任诞篇”的最后,引述了王孝伯的言论:名士不需要有奇才,只要经常无所事事,痛饮喝酒,熟读《离骚》,便可以自称是名士了。极尽讽刺。

不仅借酒咏怀,阮籍还把想摆脱礼教束缚、追求自由的理想凝聚在其音乐作品《酒狂》中。《神奇秘谱》写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酒狂》的三拍节奏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犹如饮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状态。嵇康对音乐的理念和阮籍有诸多规则的对应。在先秦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和庄子“至乐无乐”的音乐审美影响下,嵇康提出了与玄学一脉相承的“声无哀乐”。他认为,音乐本身有其自然属性,与人的哀乐无关。嵇康对听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强调是对儒家音乐“教化说”的公开叫板。儒家认为听乐者是被动的,没有主观选择的能力;“乐”是德的象征,具有“德”的音才叫“乐”,若不能表现人的善性就只能称为“音”;音乐要和“礼”一起对人进行教化,有礼的规范和制约,因为音乐的内容代表着情感的喜怒、政治的得失和一切伦理纲常。嵇康则不以为然,坚持音乐和其他声音没有任何区别,都体现了天道自然。

1927年,鲁迅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了“魏晋风度”的概念,它后被现代美学家宗白华解读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在宗白华看来,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人心里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让他联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时代,“文艺复兴”的美是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数十年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为“魏晋风度”提供了一个相对具象的解释——“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

自汉末以来,战事不断,瘟疫肆虐,人生短暂如蜉蝣。就连帝王也难逃朝生暮死的无奈,曹魏一代的五个皇帝,大多短命。曹操的《短歌行》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的《善哉行》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典型基调。魏晋文人在思索人终将逝去的必然结局,反倒令他们对死亡感到豁达。这也成了世风崇尚任诞、酗酒、服药,大行豪奢之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当陈旧礼法没能挡住新思潮,狂诞不经的新东西取代了一本正经而更加虚伪的旧事物,“竹林七贤”成了理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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