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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摄影进入私生活

作者:admin 2020-10-02 我要评论

我曾经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拍下身边所有的人、所有的地点,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但事实正相反,这些照片告诉我自己失去了多少。 《詹姆斯金:超...

“我曾经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拍下身边所有的人、所有的地点,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但事实正相反,这些照片告诉我自己失去了多少。”

《詹姆斯·金:超模》

 

照片日记

1965年,南·戈尔丁(Nan Goldin)11岁,这一年她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危机。在家里与她感情最好的姐姐,因不堪家庭关系的压抑,在18岁那年选择卧轨自杀。姐姐的心理医生曾当着戈尔丁的面预言她会步姐姐的后尘,重蹈覆辙。

事实上她之后的种种选择和遭遇,乃至其创作生涯,都直接或间接与此事有关。

15岁那年,南·戈尔丁收到了一台照相机。她发现用相机拍照可以留存记忆,此后她开始不断拍摄周围的朋友,以照片的方式记下自己的日记。“我没有在18岁时死去,而是拿起了相机,我不想再次失去关于任何人的任何记忆。”她后来说,相机自此成了她的手与眼。

那些主观性强烈、充满私密性的日常生活照片,使她日后成为摄影史上“私摄影”风格的主要推动者。近日在北京光社影像中心展出的美国摄影师南·戈尔丁中国首次同名个展,就包括了她70年代至90年代的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出的诸多作品都是当年通过克罗姆印象法制作的,如今这种放相技术已经停止使用,因此观众们更可以在现场透过这些原作感受南·戈尔丁镜头下的时代感。

戈尔丁所处的那个年代确实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艺术。美国最高法院于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承认了黑人群体的宪法权利,学生运动革新了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嬉皮士运动则冲击了原本保守僵化的社会环境。“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正在他的公寓里用着老式打字机敲出《在路上》,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即将震惊文坛,罗伯特·弗兰克正准备申请古根海姆奖金以图对美国文化与美国人作一番视觉考察。五年后,《美国人》面世,颠覆了先前的摄影创作规则。出生在一个标准中产阶级家庭的南·戈尔丁因为受到姐姐自杀的影响,早早离家出走,投入到当时风生水起的嬉皮士群体中。

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是南·戈尔丁拍摄的第一个对象。两人是波士顿社区学校的同学,是戴维给她取名“南”,而她帮戴维出柜,自此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起拍照片,一起考入波士顿美术学院学摄影。

《南与布莱恩在床上》

 

当时戴维在一家书店打工,书店背后是个古着服装店。戈尔丁经常来找他玩,工作间隙,他开始尝试穿着各种女装,涂上口红和眼影,那是戈尔丁第一次看到异装皇后。后来戴维带她穿梭于波士顿的各种酒吧,认识了很多变装艺人,看着这些鲜活的身体,自姐姐去世后戈尔丁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活着。她对这些特殊的朋友如此迷恋,不得不拿起相机,拍下这个圈子的各色人等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1972年夏,戈尔丁跟着戴维和戴维的男友布鲁斯一起搬进了波士顿的一间公寓,七个人住在一起。她与这群离经叛道、放荡不羁的边缘青年过上了一种波西米亚式的自由生活,他们分享朋友、衣服、财产、毒品,偶尔还有情人。“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我那时偶尔会异装,我们吃着救济食品、花生酱和芝士,那时我们都很瘦。每次见完心理医生,会分给公寓里每个人几片安眠酮。”戈尔丁回忆说。

大学毕业后,戴维搬去了纽约,第二年戈尔丁也跟着去了纽约。夜晚降临,无论是服务生、电影人、歌手,或是一个卖鞋的人,都会投入到纽约的巨大夜生活场景之中。在戈尔丁眼里,1978年的纽约处在美国性解放运动的中心,“一切开始融合,所有的界限都变得模糊,那是那个年代最大的特质,所有的事情突然不再彼此隔绝,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夜店,而且问题不在于你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人,只要看他对哪种音乐或是哪种艺术感兴趣就可以了,与性取向无关”。

《无题》

 

戈尔丁有过很多男朋友、女朋友,她在纽约租了一间大公寓,来来往往住过的人很多,她在这间公寓里为这些情人拍照,有时坐卧,有时赤裸,她拍戴维,拍女影星库基·米勒(Cookie Mueller),也拍纽约东村的传奇变性艺术家格里尔·兰克顿(Greer Lankton)。身体对于戈尔丁而言,不是一个个人的、私密性的事物,身体承载了她对于社会、时代、个人、集体、欲望、迷失的思考。她的镜头是如此的靠近,几乎就要和这些男女的身体融化在一起。

她不相信“决定性瞬间”,认为纷繁众多的照片才能记录下生活的复杂性。这些照片既是私人照片,又带有强烈的纪实摄影风格。通常来说,纪实摄影师拍摄的都是与自己生活有距离的客观事物,但戈尔丁却将与她朝夕相处的朋友们作为拍摄对象,其中满含拍摄者的情感,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风格。“我不是生活的记录者、偷窥者,而是生活的参与者。”

当性别的界限逐渐模糊后,她透过镜头观察这些男女。“通常在我的镜头下,女人既团结又温柔,她们不会因身体接触而尴尬,而男人只有在单独被拍摄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温柔的一面,一旦他与其他男性同处一个空间,就会变得很强硬。”她也在这些拍摄实践中体会两性微妙的关系。“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性需求经常是相反的。我和女性相处得很好,好到像夫妻而不像姐妹,但我自己的某一部分却被男性和男女关系里的冲突所吸引。”

“派对已经结束”

在所经历的男男女女的感情中,戈尔丁与一个男人纠缠了最久。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好几年,“我们放任嫉妒和激情,后来我们的关系每况愈下,但谁也不想分开。欲望总会重新回来,但不满与日俱增,性执念成为维系关系最后的稻草”。

她同样用镜头探讨这段关系,满含情绪。那张著名的照片《南与布莱恩在床上》拍摄于1983年,黄昏的光线映入他们在纽约的公寓房间,男友布莱恩坐在床脚独自抽烟,而戈尔丁蜷缩在床头,躲在枕头后面偷偷盯着布莱恩。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布莱恩帅气地叼着烟的照片,那是戈尔丁给他拍的。谁都能透过这张照片看出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但戈尔丁同时也想表达男人与女人之间那永恒的矛盾:她渴望独立,又渴望与对方互相依赖,这让她备受煎熬。

“性只是性依赖的一部分。愉悦是动机,但浪漫才能真正使人感到满足。性不是什么壮举,它是一种建立在信任、赤裸和脆弱上的交流方式,并且别无他法可以替代。性让人变得既贪婪又自我满足,性成了人们关系的缩影,成了一座战场,或者一派巫术。”戈尔丁后来写道。

一天晚上,布莱恩狠狠地殴打了她,打到她几乎失明,还烧了她的几本日记。她意识到,他看了她的日记,发现了她内心深处的挣扎。

《詹姆斯·金:超模》

 

戈尔丁拍下自己被打的脸,脸上的瘀伤和左眼的充血在闪光灯下分外清晰,她发誓再也不回到他身边。不久之后,戈尔丁真的离开了布莱恩,但她却愈加发现,自己在情绪层面无法康复。“最初毒品对我来说还只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让我能够处理任何情况,让我彻底地释放自我意识和紧张感,有几年它很受用。在他打我之后,我和毒品的关系越过了那条微妙的界限,从使用变成滥用。”

她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吸毒,几个月不出门,不见天日。“很多人开始戒毒和康复的时候,我却在成瘾的路上越走越深,派对已经结束了,但我无法停止。”1988年,她来到波士顿的戒毒所,在这里接受了一年的治疗。

一年半以后,她出院,给自己自拍,重新认识自己的脸。她回到纽约,戴维也已经成功戒毒,帮助她回归日常生活,“但此时艾滋病已经深刻改变了一切,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1981年,《纽约客》杂志就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同性恋绝症的报道,这一新兴的疾病当时还处于潜伏期,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它开始四处蔓延。

女影星库基·米勒是戈尔丁挚友中最先确诊的。从戒毒所出来回到纽约后,她就经常去看望米勒,几个月里,米勒从丧失声音到瘫痪。去医院做X光检测时,米勒需要被抱下楼,再从出租车里抱出来,被人脱下衣服,摘下手上无数的戒指。戈尔丁用她的相机记录了米勒最后的这段时光,最后拍下米勒被堆满栀子花的遗体,以及墓园。

《吉米·宝莱特》

 

“在眼看米勒失去声音开始瘫痪的数个月中,我一直在绝望和愤怒的状态中抗争着。多年来,艾滋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不知为何我一直拒绝相信这种疾病会如瘟疫般蔓延,直到那一年我才开始面对现实。当我看着那么多的朋友纷纷死去,我为病中的一些人拍摄了照片,试图以此让他们继续活下去,留下他们生命的印迹。”

越来越多的朋友因艾滋病去世,或确诊为HIV阳性并艰难地生存着。戈尔丁曾经有一本电话簿,每当有朋友病了或死了,她就写下来,写到第40个的时候她停下来了。“我曾经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拍下身边所有的人、所有的地点,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但事实正相反,这些照片告诉我自己失去了多少。”

她开始整理自己这些年拍摄的照片,将底片制作成幻灯片,配上地下丝绒等乐队的音乐,在公寓、酒吧乃至美术馆里放映。她希望这些照片里的狂欢、派对、醉酒、性爱场景以及照片中逝去的人能被朋友们再次看到,共享回忆。

后来,她从这批照片中挑选了126张,于1986年以《性依赖的叙事曲》为名结集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她甚至在这本摄影集中放入了自己被前男友布莱恩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以此打破摄影者只是观看者的惯例,开创了一种大胆地将私人生活纳入纪实摄影的新型体裁。

“尽管我拍摄特定的人和场景,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也许会想:这些场景我都不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兴趣的其实是最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我希望可以保存下人们活着的样貌,将我在他们身上所看见的勇气与美丽留在我的作品里。”

南·戈尔丁近照

 

“私摄影”的遗产

专门从事摄影理论和摄影史研究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对本刊说,尽管“私摄影”这一概念源于以荒木经惟为代表的日本摄影,后者将摄影推向自己的私生活,但摄影史发展到南·戈尔丁所代表的“私摄影”时,这里的私生活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拍摄的已经不仅是摄影师的个人生活,而是其所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南·戈尔丁的作品里,常见的传统家庭关系不复存在,嬉皮士们崇尚的以当下感情和欲望为理由结合分离的“扩展家庭”成为新的风向。南·戈尔丁正是因为通过大量拍摄记录了西方现代社会家庭观念的这种转变,所以被视为纪实摄影。既是私人摄影,又具有社会性,这里的“私”,是南·戈尔丁与嬉皮士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和价值观认同。

顾铮认为,正是南·戈尔丁、辛迪·舍尔曼、芭芭拉·克鲁格等这些女性摄影家的出现,使得原本处于艺术金字塔边缘的摄影在后现代艺术框架中成为一种主流艺术形式。“这批女艺术家用本是边缘的艺术媒介摄影,来表达同样被认为在艺术资历上低于男性艺术家的女性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她们为所属的少数、边缘族群的发声。”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私摄影”进入中国艺术视野,以及顾铮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国私摄影论》,使得中国年轻人开始思考怎么拍摄自己的生活,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生死爱恨情愁,也可能具有社会意义,并成为纪实摄影的主题。编号223、任航、良秀、陈哲等中国年轻摄影师都处在南·戈尔丁的光谱中,甚至再往前回溯,上世纪90年代在圆明园拍摄艺术家群体的邢丹文和在纽约东村拍摄刘晓东、陈丹青的另外一位艺术家,一定程度上与南·戈尔丁也存在某种联系。

《性依赖的叙事曲》之后的戈尔丁依然保持着记日记和拍摄的习惯。90年代她去曼谷、马尼拉、柏林、波士顿等地为女装同性恋拍照,与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合作一同拍摄东京街头的青年。后来她在美国惠特尼艺术博物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泰特美术馆等各大美术馆举办巡回展览,因其代表的嬉皮士亚文化被青年时尚杂志所追捧,诸多品牌请她拍时尚大片。

她一生的好友戴维后来也成了一位知名摄影师,拍摄过很多时尚大片。戴维波士顿时期的前男友布鲁斯则在一家同性恋报纸任总编辑,早年在纽约与南同居的变性艺术家格里尔·兰克顿后来再也不敢回纽约,“因为纽约就像一座鬼城,但有时候,我依然会想,为什么我没有得病,我做了所有的事情,我一切坏事都做了,我应该也得病”。兰克顿饱受毒瘾和神经性厌食症所困,1996年,在芝加哥的公寓里,她因吸毒过量去世。去世一个月前她刚刚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一件木偶雕塑作品,叫《这是关于我的一切,不是你的》。

在从毒品和艾滋病的嬉皮士年代幸存下来之后,南·戈尔丁前几年又卷入了另一股洪流。2014年,她因左腕肌腱炎去看医生,按照医嘱服用奥施康定后导致药物沉溺几乎丧命。

由于具有成瘾性,奥施康定这类阿片类药物被广泛限制使用。但是从90年代起,在制药企业游说下,美国政府对它们的管制却越来越松,致使阿片类止痛药成为治疗疼痛的常规手段。而随着对这类药物使用量的增加,成瘾问题在美国愈演愈烈,根据白宫的数据,2000年至2015年,有30万美国人因为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

生产奥施康定的普度制药是个家族企业,所有者是莫蒂默·赛克勒(Mortimer Sackler)和雷蒙德·赛克勒(Raymond Sackler)两兄弟的遗孀和后人。不过赛克勒家族更大的名声来自于它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慷慨资助,包括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蛇形画廊都曾受到过赛克勒家族的资助,家族的影响力也因此进一步提高。

2015年,南·戈尔丁奥施康定成瘾康复后便在《艺术论坛》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赛克勒家族造成的阿片类泛滥,认为他们对艺术机构的资助是一种“洗白”自己名声的方式。于是她成立了处方药成瘾干预组织,要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等各大艺术馆归还赛克勒家族曾经给予的捐款。

后来的几年里她全心扑在这场新的斗争中,对她来说,这场与药物成瘾的斗争,本质上与对艾滋病的斗争,以及她的摄影作品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她曾经目睹太多朋友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现在大家还没有正视药物成瘾的问题,我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另一代人消失”。2019年,南·戈尔丁以药物成瘾患者为拍摄对象的新系列作品《失去的记忆》展出,对她来说,战斗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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