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里，梁鸿写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黄昏来临的时候，她和五奶奶、大姐、二姐、霞子妈、霞子，一群女人围着圈儿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聊闲天。大姐突然问起五奶奶的名字，大家面面相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叫个啥？妈呀，多长时间没提过了。”大姐又问，霞子妈叫什么名字？大家摇摇头。新来的万青家媳妇叫什么名字？大家还是摇摇头。

在梁庄系列的前两本《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谈到堂哥等男性时，梁鸿都会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写到女性的时候，她从来没想到要去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这样的称呼代替，她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

这是一个颇让梁鸿震动的事实。她说，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的时候，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的时期，她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她发现自己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似乎也没有人觉得这有问题，她没有察觉，好像读到那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她说，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与此同时，梁鸿突然意识到，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她的姐姐们、童年的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儿，终其一生，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媳妇”。她因此提议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少女时代的小伙伴，想想她们都在哪儿，生活如何，并在书里用“丢失的女儿”一节，记录了这种回忆和找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农村的女性没有名字，或者说身份的消失，是社会学研究中早有关注的问题。但是，从村庄走出来的女性开始萌生去寻找儿时伙伴的意识，并试图做出努力，却是此前没有被太多关注的现象。“《梁庄十年》在文本中所提供的真实的记录和鲜活的细节，让我们一下就能看到一个起步阶段，刺激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关注它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卢晖临进一步解释说，遵循传统观念的农村女性，在出嫁之前是原生村寨里的人，但她未来的归宿是在男方那一边的，她要试图融入到男方所在的社区和亲属体系里，对原生的家庭、社区、朋友圈做出放弃。这种“放弃”必定会在情感上带来困扰，因为对任何人来说，与儿时玩伴的相处，都是最难得、最珍贵的社会化经历。在过去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亲密的朋友出嫁后天各一方，一辈子再也见不着面，似乎已经被人们当作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一个需要掩藏的情感需求。

但是，今天的社会变迁给女性提供了条件，使她们能在适当的时机呈现出曾经掩藏的情感，并且依循这种情感需求付出努力。就像梁庄里的这些女性，不只梁鸿，都想要看看她们的姊妹们现在的状况，试图联系、见面。在她们的重新相聚中，展示出的是女性在经济上的更加独立、社会流动的增强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很多人来到北京工作，他们新组建的家庭已经脱离了男方的亲属网络，而那些仍然生活在男方村庄的妇女，与男方社区环境融入的程度、意志也都比过去低。

当以男方为中心的家庭制度在今天的社会变化之下受到巨大挑战，村庄会怎么应对？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能力增强，她们在走出原生村庄后，也许会不断地加强和原生村庄的联系，这种选择的变化又会使村庄在延续性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卢晖临认为，非虚构作品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看它能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想象。

比如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状况是乡村的极度萎缩甚至消亡，城镇和规模农场、高效农业支撑起一元化的城市社会，但在中国，我们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始终顽强，像梁庄的很多农民，虽然已经在城镇生活，却始终没有斩断过乡村的根，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村庄维持着程度不等的联系，有的人还想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再回到村庄去定居等等。

《梁庄十年》记录着这样一些人的故事，也记录了村庄里的人和人之间特有的一种相处之道，一种由伦理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活形态。这样的记录会让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城镇化进程的未来有一种思考和觉悟，甚至还可能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每一个人的认识、选择，都可能会在政策层面产生一些影响——社会形态的乡村在中国应该不会彻底消亡。在这个层面，想象是有介入作用，甚至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

梁鸿著作《梁庄十年》

在采访中，卢晖临还提到，《梁庄十年》这种通过着眼于人的生活和生命体会去记录时代变迁的写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也是特别可贵的。

对于读过梁庄系列的人来说，《梁庄十年》在写作上和此前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不同。在《中国在梁庄》中，梁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被观察和书写的，书中涵盖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使之成为所有村庄的缩影和隐喻。梁鸿在其中没有对自己的情感做更深意识的处理，所以有人会觉得它过于亲切浓烈。在写《出梁庄记》时，梁鸿到全国各地走访梁庄的亲友，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状况。面对乡亲们动荡的现实生活，梁鸿觉得，她的自然情感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如何审视自己的情感。

这两本书都带有一些整体化、问题化、事件化的书写，而在《梁庄十年》里，梁鸿更专注于描写梁庄人的日常生活。她告诉我，当一个写作者持续关注一个事物、或说对象的时候，内心的距离会慢慢发生变化。10年前她写梁庄，持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好像村庄里每个人的身后都存在很大的社会问题，10年之间她不断地重返梁庄，一年两三次，每次回去都到各家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此时，梁庄每个人的内部表情，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幽默，他们的苦楚，她变得都能体会，无法再像看社会问题一样的去审视这个人可怜，那个人幸福。

梁鸿觉得，日常化反而是更加久远，也是更加吸引人的东西：一个人生老病死，日常的欢乐从何而来，他的行动会是怎样的，等等。所以当她再写五奶奶，就不会再像前两本书那样去写生活中的波折对她的影响，而是写了最普通的一天，她让孙女骑车带着她去理发，让我们看她如何耍赖，看见她的乐观和可爱。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没什么意义，但它又的确很有意思。她说，很多时候，从一个事件化的开始回归到日常的状态，就像是池塘里被扔进一块石头又慢慢恢复平静一样，生活总还是会照常向前。在这样的日常状态里呈现的梁庄，既是这个时代的梁庄，也像是任何一个时代存在着的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