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真男人”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舆论场中回响一次。可什么是“真男人”？这大概是当下社会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插图：伪田力人）
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江紫涵
“直男癌”与娘娘腔：“真男人”形象的迷思
我有一位男同事，家有正上中学的儿子。他曾好几次向我们感慨为人之父深感释然的两个瞬间：其一是儿子10岁的时候跟妈妈讲，他有女朋友了；其二是儿子不久前问他，可否认识“黑社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想要跟人干仗”。同事嘴上阻止，心中点头：“是个像我小时候的小爷们。”释然的背后是对现实的不安与困惑：在老父亲成长的年代，屏幕上的男人是高仓健和史泰龙，当花样美男与小鲜肉占据热搜，男孩还能成为“男人”吗？
呼唤“真男人”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舆论场中回响一次。可什么是“真男人”？这大概是当下社会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前两年，央视《开学第一课》请来了几位流量男明星，网络舆论炸开了锅，拒绝“娘娘腔”的呼声高涨，“少年娘，则国娘”的说法兴盛一时。
关于性别的种种争论，存在一个相似的陷阱：人们常常忘记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对“娘娘腔”的避之不及往往是因为人们在外形特征与精神品格之间虚构了某种联系：一个外表阴柔、举止动作轻柔的男性必然是软弱的、无担当的。
然而，性别的道具、姿势和剧本绝非一成不变。在中世纪欧洲，紧身裤是上流社会男性的标配。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最爱红色高跟鞋。17世纪，将昂贵的蕾丝点缀在衣领和袖口是男性贵族的风潮。直到启蒙运动后，为了体现理性精神，上流社会的男人们才抛弃了穿着浮夸之风，把蕾丝和高跟鞋扔给了女人。
某些性别气质标志的产生甚至还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在今天，外表最阳刚的“钢铁直男”都会对粉色避之不及，但粉色曾经属于欧洲上层社会精英男性。直到1918年，美国最权威的妇女杂志《女士家庭日报》还在为母亲们提供这样的建议：“粉色适合男孩，蓝色适合女孩。”因为“粉色更加坚定强烈”，“蓝色更精致讲究”。在美国，粉色变成女性的代表色发生在距今并不遥远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关键转折点是在1953年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艾森豪威尔的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穿了一件粉裙。此后，全球化的消费市场将这一新的性别规范安置在了世界各地。
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穿了一件粉裙参加丈夫的就职典礼，引领了粉色属于女性的风潮
高仓健主演的电影《高手》剧照。他是亚洲冷面硬汉形象的代表
1978年，由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引起轰动。高仓健的冷面硬汉形象成了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理想男性形象。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推崇的典型“男人”。儒家文化主张阴阳和谐、文武之道，并不排斥男性“柔”的一面：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将；才子往往偏于柔弱；以貌美著称的潘安、宋玉也不是负面形象。
阳刚之气逐渐成为中国男性气质的主流追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现代化进程发生的事。对抗外辱，扭转“东亚病夫”形象的民族主义诉求是背后强大的动力。影视剧里屡见不鲜的霍元甲故事就是例证。高仓健走红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也有相似的背景。1986年，剧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后又被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引起全国热议。故事里，一位大龄女青年到处寻找真正的男子汉，先后遇到公子哥、奶油小生，失望彷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好莱坞把史泰龙这样的硬汉带到了中国的银幕上。中国何以面对世界，是寻找男子汉背后的真正的焦虑。
而在和平和高速发展40年后，中国男性形象附着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我们今天的男性气质想象处在不同的话语空间里。
在审美上，一些女性青睐肤色白皙、相貌精致的男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诸葛亮一出场，妈妈就讲起演员唐国强是拍《小花》成名的，年轻的时候是全国公认的美男子。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奶油小生”这个词留下印象。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主导地位削弱，知识取代体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审美必然随之变化。
相比带有阴柔特质的男性形象的回归，对男性的集体批判才是更特殊的时代现象。“钢铁直男”在舆论场中也早已不占优势。前几年，“直男癌”一词出现，被女性们用于批评那些活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里的大男子主义者。这两年，人们干脆把“癌”省去，“直男”两个字自带负面评论效果。我有一位男同事曾自嘲三个特征使自己处于社会鄙视链的底端：直男、单身、无猫。“中年油腻叔”“老年猥琐男”……批评话语屡出新词，层出不穷，直击各个年龄段。你很难找到一个时髦的正面词语来形容男性了。
其实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儒雅书生还是西方文化里的肌肉英雄，抛开外形的差异，内里的男性气质其实都包含同样的机制：对权力掌控和等级秩序的重视。文弱书生式的“文弱”不是来源于对女性视角的迎合，而是源于科举取仕和文官制度对文人气质的推重。
史泰龙在电影《洛奇3》中的剧照。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银幕也属于硬汉
当“暖男”“小鲜肉”取代冷面硬汉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审美背后的实质是一场对传统性别关系说“不”的对抗。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方刚告诉我，在这场对抗里，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结成了同盟，用消费主义的方式投了票。
今天能够收获口碑和流量的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都是女性向作品。很多网络文学有耽美倾向。“耽美”一词产自日本，原指唯美主义，后在中国多被用于表述男同性恋的爱情。但耽美并不只受同性恋人群的追捧。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徐艳蕊和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在研究中分析了这类作品在女性中广为流行的原因：在异性恋模式中，男性、女性各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即：男性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支配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权力欲和进攻性；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则表现出被动、脆弱、易受伤害，需要有所依赖和被保护。
然而在耽美作品里，虽然主人公分为“攻”和“受”，但相对异性恋模式，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二者说到底仍然是具有同样的社会身份和生理结构的个体。他们不受固定规范的制约。对心仪的对象主动展开追求的一方很有可能是“受”；“受”也可能比“攻”能力更强、权力更大、更有智慧。相反，“攻”可能会温和脆弱，或者天真单纯、美貌无双。
最近播出的网文改编电视剧《赘婿》引发的争议凸显了两性截然不同的性别身份诉求。《赘婿》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现代金融界巨头穿越至古代，成为富商苏家赘婿，但凭借自己的能力扭转了地位，开创了事业。在电视剧里，为了吸引女性观众，男主人公一开始就因为“不守夫道”被送到了“男德学院”惩罚教育，学习煲汤做菜、育儿喂奶，稍有差池就要被罚站、罚跪，放学之后还需妻子接回，不得独自闲逛。主人公还说：“夫妻双方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分高低贵贱。”
但事实上，网文小说准确定位受众性别，分成男频文和女频文两种。《赘婿》的原著本是男频文，它的背后是近两年兴起的一批广受欢迎的“赘婿文”。它们都有同样的套路：男主低开高走，前期受到女主一家的打压，后绝地反击，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阅读软件“疯读小说”2020年9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赘婿文占据了一个月内增长榜单TOP10中的3席，甚至包揽榜单前两位。喜欢赘婿文的用户，18%在30岁以下，27%的人处于31～40岁之间，35%的人在41～50岁之间。在小说《赘婿》里，主人公成功的标志是坐拥天下与后宫。
女性对理想伴侣的评判标准变了，她们期盼对方温柔、会安慰人
“大男人神话”的破灭
在今天，很少有男性真的以“坐拥天下与后宫”作为自己的追求，但赘婿文的流行显示出了传统的大男人身份期待：隐忍、有能力，坚忍不拔，竞争性强，种种特质的结果使男性在社会生活、家庭和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赘婿文的开端才真正显示了男性的现实焦虑：理性与现实之间是巨大的鸿沟。
“大男人神话”的破灭是人类社会过去几十年普遍存在的现象。20世纪20～30年代，男性气质研究开始在西方出现。当时男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工业革命使家庭作坊中的劳动力走向社会，进入工厂，男女的劳动分工差异加大，男人成为家庭的主要养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男性的勇敢和强壮的身体也提出更高要求。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性角色理论（sexrole theory）是男性气质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人们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扮演人们对某一性别的一整套期望。社会塑造和男性女性的生理性别是相结合的。对于不同的性别来说，都有一个心理标准，体现为不同的行为、态度、特性和兴趣。男性气质意味着身体强壮、技术熟练、勇敢、进取心、主动、竞争力、理性，而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亲和力、被动等等。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研究者挑战了这些看法。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主导了之后西方的男性研究。康奈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其实都没有一个单一的男性气质，但都存在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一个集团可以凭借支配性男性气质来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身体强壮、技术熟练、勇敢、有进取心、主动、竞争力、理性”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男性的“理想类型”。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男性被认为能够成为合格的生产者和家庭的供养者。男性在职业选择中占据了主动。各种职业往往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别倾向，妇女即使从家庭里走出来，也会分流到权威水平低下、收入也相对更低的职业中，比如家政和服务业。在情感关系里，男性占据主动，女性是被选择的一方。社会的权力关系则显示出传统的父权制。
但如今，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瓦解了。工业革命时代男性体力上的优势被知识经济和服务性经济所瓦解。女性走出家庭，男女之间职业角色的鸿沟越来越小。
1974年的美国工人。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在影响男性气质，在“铁锈地带”，制造业的衰落最终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格局
《经济学人》杂志曾将“男人”（man）和“衰退”（recession）组合成一个新词——“男性衰退”（mancession），以此证明经济变迁对男性精神气质、社会地位和公共形象的致命打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说，观察美国“铁锈地带”，就很容易看到“大男子气概”的终结。“铁锈地带”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受重工业衰退影响最深的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在这些地方，繁荣的制造业让男人们在工厂上班，薪水不错，下班后回到家，妻子已料理好一切。如今，男性大量失业，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两性产生了社会地位和角色上的互换。美国现实主义保守派建立的网站amerika.org甚至发起过一场讨论，主题是“哪里能找到好女人？”，答案是“在‘铁锈地带’”。
事实上，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女性在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从1970年到2007年，女性收入增长44%，而男性收入增长仅为6%。2010年在美国，获得学士、硕士和MBA学历的女性分别占60%、60%和42%。22～30岁的单身女性比同年龄段的男性平均工资高8%。全部管理岗位和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中，女性员工占51.4%。美国性别问题研究者汉娜·罗森（Hanna Rosin）2010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写道：“后工业经济对男性的体型和力量漠不关心。如今最有价值的特质——社交能力、开放的沟通、静坐和专注的能力，并不是由男性主导的，而且事实还可能正好相反。”
传统男性气质也在经历制度化危机。婚姻、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养老、福利制度的发展都使得男性支配女性的合法性被削弱。和平时期，勇武不再是受推崇的品质。对新西兰的一项研究显示，19世纪末，白人移民男性相互争斗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英国殖民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婚姻等方式约束这些“过分张扬”的男性气质。但到了20世纪初，面对布尔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了动员新西兰白人男性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呼唤粗暴勇武的男性气质。
对男子气概的塑造还受到婚恋和亲密关系的影响。“理想男性气质”在女性心目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妻子会吐槽丈夫不理解她。”心理咨询师宫学萍记得，小时候妈妈嘴里念叨的总是谁家的男人带回家的钱多。她的爸爸是司机，借职业之便能够跑比较远的路，把便宜新鲜的海鲜买回家，这让妻子和女儿感到满意。但在今天的心理咨询室里，幸福家庭的需求变了。女性们谈论的是丈夫不够温柔、不会安慰。“实际上，这在传统上是女性、母亲的力量，不是传统父亲、男人的力量。”
用“男性气质的衰落”来描述今天男性气质的变化，往往带有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但事实上，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今天的男人不那么“男人”了，是现实的要求、男性社会适应的结果，并不能理解为一件坏事。
《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2014年发表过一篇有趣的研究。智人，或者说现代人类的化石纪录首次出现的时间是大约20万年前；但是人类发展出现代行为（modern behavior），比如制造具有象征性的人工制品和先进的工具，则是仅仅5万年前的事儿。研究者对两个时期共1400枚人类头骨进行分析后发现，5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合作、复杂的交流等现代行为后，睾酮激素水平明显降低了。
睾酮是一种类固醇荷尔蒙，在男性体内由睾丸分泌，能够促进男性附性器官成熟及第二性征出现，并维持正常性欲及生殖功能。在保持肌肉的力量和质量、骨密度和力量方面也有重要意义。研究显示，睾酮水平高还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和主动性。换句话说，睾酮令男人很“男人”。通过观察化石，研究者们发现在现代行为出现后，人类的面孔逐渐向着更加女性化的方向发展。科学家们推测，人类进化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睾酮水平的变化，可能是因为人口密度提高更有利于睾酮水平较低的人。因为人们必须更多地采取合作的方式来获取胜利，此时侵略性高的人将不再具有优势。在倭黑猩猩与黑猩猩族群中，较低的睾酮水平代表着更高的社交宽容度和合作意愿。“无论睾酮水平降低的原因是什么，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得以更好地从彼此那里学习知识，进行合作，这就加速了文化与科技创新，最终帮助现代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取得成功。”
心理咨询师史秀雄（拾越 摄）
“箱子”里的人
面对女性的批评，男性往往感到委屈。居住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史秀雄观察，广受吐槽的“直男癌”其实指向的是物质导向、忽视情感交流、低审美、保守求稳、不重视个人形象、认同权力等级制度，“这些特质实际上是集体无意识的适应环境行为，和审美，甚至和道德都没有必然联系。”
2019年，史秀雄推出了一个播客栏目《Man立》。他观察到性别的独立越来越尖锐，男性陷入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里，但过去的男性气质缺失什么，今天的理想男性气质应该是什么样，都极度缺乏严肃讨论。史秀雄本来想让自己的节目激发更多的男性思考和学习。但他发现，男性困惑归困惑，这个节目的收听却很有限。史秀雄还有一档成功的播客节目《Steve说》，收听量是《Man立》的数倍。而且《Man立》的收听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她们感谢节目提供了一个让她们更加了解自己父亲、伴侣的机会。
史秀雄意识到，大多数年轻男性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到开始思考的阶段，对于稍微成熟一点的男性，这些也不是他们生活中优先级最高的问题。“就像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审美是不受重视的，因为长大不能靠它吃饭。同样的，男性对自己内在的探索缺乏动力，觉得这和实现自己的社会职责、社会功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很多男性而言，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观念在性别互动中意味着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1年主持过一个调查，涉及中国中部地区18～49岁的1103名女性和1017名男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被问及是否支持男女平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生活的细节呈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73%的男性认为“男人必须强悍”；52.4%的男性认为如果受辱，可以使用暴力维护尊严；40.3%的男性说，在性爱中，如果女方要求他使用安全套，他会感到很生气；55.6%的男性认为“女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家人和做饭”；45.8%的男性会不允许伴侣穿戴某些东西；72.4%的男性认为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有更大的发言权；19.5%的男性“想掌握她的一举一动”。
在世界各国，幼儿园教育中的男性教师占比都很少，但同样是鼓励增加男教师的数量，中英两国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视觉中国供图）
研究“男性气质”的顶尖学者迈克尔·金梅尔（Michael Kimmel）有一次参加关于女权主义理论的研讨会。会上，白人和黑人女性之间的争议是：她们作为女性的相似是否高于种族差异带来的不同？“当你早晨起床看向镜子，你看见什么？”一位黑人女性问。“我看到一个女人。”白人女性回答。“这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黑人女性说，“我看到一个黑人女性。对我来说，种族在每一天都是鲜明可见的，因为这是我不能在这个文化中享有特权的原因。种族对你而言是不可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结盟对我来说一直像是虚假的东西。”
身为男性的迈克尔·金梅尔深感震惊。他意识到，当他看向镜子时，他看到一个“人”，“最基本的概括——一个相对于别的物种而言的人”。“让我们得到特权的机制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让我们边缘化的机制却让我们刻骨铭心，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痛苦。”
史秀雄也曾经有一个类似的“灯泡亮了”的瞬间。有一次他和伴侣聊天，伴侣提到她在理发店、美容院经常被店员打压和贬低，说她皮肤不好、头发不好，让她买一些更贵的护理服务。史秀雄非常意外：“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如果有谁敢这样子，我可能就会直接瞪他了。”
开始用性别的视角去看问题以后，史秀雄发现很多从前看不到的东西：“安全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约会的时候，几乎没有男生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但很多女生都受到过类似的训导：离开了视线的饮料就不要喝。”“本质上来说，我们看到女性热衷于自我反思和探究是因为作为不平等社会中被压迫的性别，你的经历逼迫你去反思、去探索，对于男性来说，社会的整体宽容度确实更多，允许你粗糙一点，糊涂一点。当你不用小心翼翼时，对自己的反思也就没有那么多。”
然而，认为男人就应该固守传统的男性气质，对男性自身而言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罗杰斯（Carl Rogers）用“匹配”（conguence）一词描述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这种关系。匹配就是两个自我互不矛盾，一个人的理想自我与他的实际行动相匹配。然而，理想自我常常遥不可及，只是我们或社会创造的，而真实自我才是混乱、不完美的终极真相。我们想成为理想自我，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将因此正面评价我们，于是我们拼了命维持那个根本不适合我们的形象。
美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保罗·基维尔（Paul Kivel）把传统的对男性气质的期望称为“男性行为规范箱”，遵循这些期待的男性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关在这个箱子里。
“男性气质不足”的男孩子所受到的校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项针对新加坡中学生的调查显示，高达84%的男性受访者都曾因对方的“女性气质”欺凌过其他男同学：欺凌的形式既有言语攻击，又有侮辱性更强的拳脚相加甚至拉扯内衣。而受到欺辱的男孩，则因急于展示自己并非周围人口中的“娘炮”，转而用相同方式欺凌他人的可能性增大了4倍。2016年5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第一份因性倾向而起的校园暴力全球报告。报告显示，学生因性别认同而遭受暴力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某些国家，多达85%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学生遭受到基于性别和性倾向的暴力，45%的跨性别学生因此离开校园。
在中国台湾，性别平等法案的出台和性别教育的发展中有一起标志性案件。2000年4月20日，台湾屏东县高树中学三年二班学生叶永誌倒在学校厕所的血泊中。检察官倾向于认为他是因为学校厕所的水箱漏水，滑倒死亡。但他生前的遭遇也足以让台湾社会敲响警钟。
叶永誌的声音比较纤细、讲话的时候带有“兰花指”的习惯动作，他喜欢烹饪和织毛衣，常常和女同学在一起玩。这导致他长期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校园欺凌：有人长期强迫叶永誌代写功课；有的同学强迫叶永誌脱裤子，要看他到底是男是女，好“验明正身”；还有同学在上下学的路上殴打他。叶永誌害怕上厕所时有人欺负他，甚至不敢和一般同学一样上厕所。叶永誌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妈妈带去高雄医学院找心理医生做性向测试。医生告诉叶妈妈，他并没有问题，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那有问题的是父母。
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有许多研究证明固守传统的性别观念是男性暴力犯罪的重要因素。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高凌通过研究中国男性家暴者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下，“面子”在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展现脆弱、失去男性气质则意味着失去面子，意味着更大的压力。这成为了很多家暴发生的心理动因。
青海省西宁监狱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二级警长、心理治疗师杨小莉对某重刑犯监狱原判刑期为10年以上的185名男性罪犯进行了访谈和研究。近40%的人“参与打架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懦弱无能”，“当使用暴力时别人会怕自己，这种感觉很好”。杨小莉观察到，社会对男人“成功”与“失败”的认识决定了罪犯成了“最失败的人”，这样的标签和定义是对男性角色最大的瓦解。在男性罪犯失去自由进入监狱时，面对监狱系统内的权力结构，处于绝对强势的男性民警群体，很容易致使罪犯出现悲观失望、自杀、自残等人身高危情况。这些男性罪犯的另一层心理困境在于，他们发现再也无法通过事业或是暴力等任何方式凌驾于女性之上，就感到自己“不像一个男人了”。新入监已婚男犯会主动提出离婚，内心的深层原因是以采取主动挽回“男人”形象的一种挣扎。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是对“不像男人”的强烈恐惧和“无法控制局面”的失控不安。
杨小莉发现，在监狱里，半数罪犯曾经被伤害而处于痛苦中，却说“没关系”。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显得很迟钝、冷漠、无情甚至没有责任心、同情心，对情绪、感受等被认为是“感性”的词语几乎不出现反应，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也无法表达。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无动于衷。如果民警或心理咨询师进行深入的人际互动，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不为人所知的匮乏感和孤独感就被感知并且反馈回来。
事实上，这源自传统“男性气质”最普遍的规训：男儿有泪不轻弹。世界各地的传统的男孩成年礼都有类似的内容：在埃塞俄比亚，男孩要接受鞭子的重击，在胳膊上烙下疤痕；在南美的印第安部落，年长者会将蚁群迷晕后放到一个手套中，要举行成年礼的男孩就要把这个手套戴上，这些蚂蚁清醒之后会变得非常暴躁，疯狂叮咬，这个过程要持续10分钟。在所有这些仪式中，流露出痛苦、表达怯懦都是被禁止的。当一个男人是战士和猎手的时候，对于部落而言，它不需要多愁善感的战士和猎手。
史秀雄观察到，很多硬汉影片都出自一个模式：男主人公从不表达脆弱。他和周围人关系一般都不太好，通常有一个离了婚的前妻和一个和继父关系不错的子女。简单来说，他们的个人生活一团糟，但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发生了。他的男性气质帮助他拯救了世界，于是他至少赢回了家人的心。“我们其实是在为传统男性气质的缺陷寻找合理性。可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世界需要拯救吗？”
史秀雄发现，很少有男性不受这样的规训。在《Man立》第一季的时候，另一位主持人仵广敏告诉他，自己即使写日记，也不会记录自己脆弱和哭泣的时刻，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史秀雄从前曾经数过，从小到大，能把他看哭的电影屈指可数。他一度把这作为骄傲的资本。
后来他意识到，一个人是否真的坚强，取决于他采取的行动，而并非取决于他情感表达的方式。不哭的背后不是坚强，是拒绝正视自己的感情。这让史秀雄遭遇过极不成功的亲密关系。“当伴侣想要跟我聊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我就是说不出口，或者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把那句话就憋在嘴边说出不来。”“哭意味着脆弱，意味着男性气质受损，情绪化就意味着你像女孩子一样。男性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就会让你逐渐形成一个习惯，就是所有的情绪来的时候都是想向你构筑一堵墙。你就成爱无能了，你没法去爱一个人。”
“在心理咨询的临床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一个人不允许自己哭，甚至如果他都不愿意去接纳，或者甚至都不愿意去看见自己内心的脆弱面的话，这样一个人在心理健康上出问题的概率，大大超过一个能够哭，敢于哭，更能够接纳自己脆弱面的人。”
根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调查，在美国至少有600万男性患抑郁症，而实际的数字还会更高一些，因为很多男性都不会报告自己的抑郁情绪。NIMH在2003～2005年曾发起了一场叫作“真正的男人，真实的抑郁”的行动，希望男性能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从传统束缚下走出来。
从男孩到男人
在今天的教育中，对男孩的成长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迷思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男人，我们需要更多的男教师吗？
这场讨论存在很多含混不清之处。两年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需要给她买什么样的衣服：粉色，还是蓝色。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几乎都穿男女皆宜的童装。她不喜欢玩娃娃，对各种工程车、拼图很感兴趣。她摔倒的时候不大爱哭，狂热地迷恋运动，精力无限充沛。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叹：你真像一个男孩子呀！对于一个女孩的母亲，我完全不为她所呈现出来的“男孩味”感到焦虑，甚至还有一点骄傲。我希望这一点一滴“男孩化”的成长，能让她突破性别的藩篱。我希望她勇敢、健壮、敢于探索，我想那是未来成为一个独立人的素质。有趣的是，当一个男孩喜欢照顾布娃娃，表现得敏感、善解人意的时候，父母们往往会在心中打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之视为他在突破男性性别的藩篱，为未来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非常有限。过去的神经科学研究喜欢谈论男性的大脑、女性的大脑，这些结论在近些年大多被推翻了。一个常见的谬论是，男性的大脑决定了他们的空间认知能力更强。但科学家们发现，这是因为父母从小给男孩女孩玩的玩具不同。脑扫描图证明，在3个月里集中玩俄罗斯方块的女孩们，她们的空间认知能力提高了。我们的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伦敦出租车司机，他们需要记住查令十字街6英里半径内阡陌交错的大约2.5万条伦敦街道和不同路线。他们的大脑不同于那些实习出租车司机、退休出租车司机，甚至是那些在固定路线上行驶的公交汽车司机。
认知神经学专家吉纳·里彭
认知神经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吉纳·里彭（Gina Rippon）2019年在《被性别化的大脑》一书中指出，不是因为大脑有差异才有性别化的文化，而是“一个性别化的世界会孕育出性别化的大脑”。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达芙娜·乔尔（Daphna Joel）和她的同事们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找到了女性和男性大脑科学概念棺盖的最后一颗钉子。他们在1400多张脑部扫描图中检查了100多个大脑结构的特征，研究发现，不可能将这些结构整齐地分为“典型女性”或“典型男性”这两组形式。
如果未来世界对每个个体的机会和要求是均等的，如果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对男孩、女孩的教育是否还需要有所区别？当我们抱怨男孩缺少责任心、勇气和独立性的时候，这是否是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男孩女孩之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徐玉炜博士告诉我，在世界各国，幼儿园教育中的男性教师占比都很少，但同样是鼓励增加男教师的数量，中英两国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中国是因为男孩‘女性化’，认为男生太容易哭，太娘，太脆弱，希望男老师可以拯救男孩和男性气质，江苏福建都出台了幼儿师范男教师免费教育政策，甚至男教师们会形成男幼师联盟。而英国教育部鼓励男教师的出发点在于挑战性别偏见，促进性别平等，证明男生也可以有不同的样子。事实上，英国一直在做的事是消弭性别之间的差别教育。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国内，我们常常让孩子们排队的时候，男孩子一队，女孩子一队。在幼儿园组织活动和实践当中，就开始有这样一个二元的性别划分。但在英国，老师们会刻意去避开男女的分组，我们可能会让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孩子各为一组，或者是穿红色衣服的孩子和穿其他颜色衣服的各为一组。
徐玉炜发现，一个教师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她的性别本身，而在于他们持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记得在田野调查里遇到过这样一个国内的男老师，他认为，未成年人自杀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他应该对男孩子严格，因为未来男性在社会会受到很多压力，他要用这种方式提高男孩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同时，他认为他要对女孩子很温柔，因为他觉得女孩子以后是要靠嫁人生活的，如果女孩子太强势了，婚姻会出问题。徐玉炜和一些家长们交流，发现不管是男孩家长还是女孩家长其实都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做法。那么男孩在成为男人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属于他们的独特困惑了吗？
在史秀雄看来，困惑其实很多。他观察年轻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会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交往。“炫富、秀肌肉，他们的想象力就这么窄，真没有更丰富的、更多元的参考了。甚至打开电视，剧里男主角的设定大多是高富帅，导致他们对魅力的理解特别局限。”
史秀雄曾经试着和他的伴侣聊过男性热衷在社交媒体上晒“丁丁”（男性生殖器）的行为。伴侣的第一反应是晒“丁丁”是一种求偶策略，是男人在卖弄自己的性魅力。但他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眼里，这些“丁丁”图背后，仿佛写着：“这是我内心所有的混乱。”“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最关注的就是构建自己的身份，搞清楚自己是谁，但是大家其实没有太多楷模可以模仿，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男人，更没有人和他们讨论有关自己身体、情欲和两性关系的话题。这个阶段男性接受最多的环境熏陶有两点：一个是男性身份的工具化，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工具，以及家庭经济支柱的工具；另一个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用物质满足和娱乐来定义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些影响都是在鼓励男性忘掉自己是谁，而一个缺少自我意识的男性是软弱无力的，会很容易成为自己生理欲望的奴隶，错把它当成自我的核心。我也知道许多同样处境的男性，他们不具备足够的人格力量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谜题，所以会做许多蠢事来编织成熟和有男人味的幻觉——撩妹、酗酒、嗑药、渴望暴富、打架斗殴，甚至走向犯罪。”
如何面对竞争、如何处理愤怒，这些男孩成长中常常遇到的问题缺乏学习的途径。研究者让2000个美国高中运动队的男生接受定期的心理辅导，由教练领着，每周一次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男人应该具有怎样的责任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得体的。结果是，在这些人当中，约会暴力的发生概率显著降低了；在看到其他男孩出现不恰当行为的时候，他们也更愿意挺身而出。
史秀雄发现，在中国男性的成长里，模范是极度缺失的，这集中表现在父子关系上。做《Man立》的时候，“父与子”是最常谈到的话题，大家都愿意谈，这是一种普遍的缺憾。
史秀雄也曾经有非常疏远的父子关系。一直到高中之前，爸爸基本都不参与他的生活。父子之间的日常互动很有限。他脑海里最温情的场景是爸爸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把他带上了。有一天晚上临近午夜，他肚子非常饿。爸爸背着他到街上找吃的，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一家小店还开着，吃了一碗馄饨。那一路，夜幕中，路灯一个一个从史秀雄的眼前划过，深深刻进了他的记忆里。
他很渴望和父亲的互动更多一些。父亲从小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游泳健将。史秀雄不喜欢游泳，但从不会拒绝。因为跟着父亲学游泳，然后一起吃个麻辣烫再回家是太难得的父子体验。在绝大多数时候，父亲都是一个严厉模糊的形象。到了青春期，更是一个冲突的对象。后来史秀雄花了10年的时间与父亲和解，他主动去探寻父亲的人生故事，有时候在去游泳的路上聊。有一回北海道下着雪，父亲在一个居酒屋里喝着小酒，敞开心扉。史秀雄这才发现，作为一个人，父亲经历过艰难的人生，有许多值得尊重的品质，但自己在成长的时候错过了理解这一切的机会。
父亲分享过的一件小事特别触动史秀雄：“爸爸说他小时候，爷爷对他非常严格，甚至没有肢体的接触。爸爸心里很渴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和他亲昵。爸爸说：我就记得我爸有一次摸了一下我的头，因为考试考得好。他说我这一辈子，他就摸过我那么一次。”
在《Man立》，史秀雄和仵广敏谈到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哆啦A梦》，都很唏嘘。他们发现，这个动画片里的男孩几乎都“没有”父亲。哆啦A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父亲的替代品，帮助大雄解决各种问题。片子里的几个男孩子，大雄“软啪啪的”，很没有力量；康夫喜欢用暴力，其实在家里一直被打；小夫家里很有钱，但他为人狡猾又谄媚。“这几个男孩，各自有各自的问题。他们离我们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很残缺。”
在男孩的成长中，父亲缺位是一个普遍现象
性别背后
听过女儿打算在结婚后让男朋友只做一些零散的工作，主要在家里做家庭主夫，桃子（化名）的父母以为她在开玩笑：男人不工作就废啦，男人怎么能不工作？桃子和妈妈打趣：“我乐意，我养5个男人在家里。”
桃子觉得这个安排简直天衣无缝。男朋友对职场和钱都没有什么概念，工作一年半直接抑郁了。但是他非常喜欢做家务，喜欢整理归纳。他帮桃子收拾行李，会把所有东西用袋子装好，贴好标签。他是她26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可以定期收拾屋子大半天并且沉迷其中的人。桃子完全是男朋友的另一面。她自己创业，收入不错，养得起两个人以及未来的孩子。桃子的致命缺点是家务无能，衣服脱下来挂到衣架上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遇到他，桃子觉得自己捡到了“宝”。在人生的20多年里，和许多男性的交往让她觉得并不愉快。桃子喜欢性感风，有一条花臂。因为这样的风格，她“是活在荡妇羞辱里的”。上学的时候，她患有纤维肌痛综合征，需要住院治疗，每一次都有朋友告诉她：你这次住院又被说成去堕胎了。有人加好友，上来直接发生殖器照片。身边一些比较不错的男生面对桃子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姐姐你可以多注意一下自己的风格，毕竟猥琐男还是有点多。”但男朋友会说：你想怎样就怎样，我保护你。“我真的挺欣赏这个‘原本就是应该这样’的优点。他尊重我所有的喜好，并愿意为之发声。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并没有被禁锢，反而是有依靠的自由。”
其实桃子的爸爸也是家庭主夫。多年前国企改革，父亲离开单位在家里料理家务。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母亲对桃子的选择惴惴不安。因为这么多年里，母亲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是如何在家庭主夫的角色中失控的。“我爸脾气越来越古怪，他总是说自己在家多么多么辛苦，而我们不能讲他家务哪里做得不好。因为传统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对家庭没有贡献，有一种无能狂怒。他会大喊大叫：我可没欠谁的！问题是谁也没说他欠谁的了。”
辞职回家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男朋友曾经有过担忧，害怕别人觉得他吃软饭，也有不安全感。“他说，我把他踹了他都没地儿哭。”桃子于是决定给他发家政的工资。现在，男朋友每次在桃子的住处帮忙收拾屋子，桃子都会给他发红包：“淘宝搜归纳师，按照第一家的价格给他。”一开始，男朋友特别排斥，觉得桃子算得太清楚：“你心里没有感情的吗？”桃子不这么想：“就是因为有感情所以不能白使唤他，这是他对我的付出，那我也要付出一些。你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谁都不应该理所应当占用，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付出，就用最直接的方法吧。”
“性转一下就是一个天天在家除了工作吃喝拉撒睡玩就什么都不做的男人，是不是他们的妻子就对婚姻完全没有贡献了呢？”桃子说，“我连饭都不会自己盛，除了工作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是随手乱扔，我很珍惜身后有这么一个人支持我。”
在桃子的故事里，亲密关系里两性的传统范式被打碎了，一切只因为找到了两个人都舒适的状态。
伦敦艺术大学校长、当代视觉艺术大奖“特纳奖”得主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写过一本名叫《男性的衰落》的书，呼吁摈弃传统的男性气质规约。读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佩里本人。他让我意识到，我对男性的理解和想象非常有限。佩里是异装癖，我从前一直以为，喜欢穿女性服饰的男子并不会将自己定义为男性。我以为异装癖会非常“娘娘腔”，事实上，佩里热爱自行车运动，水平非常不错。他和妻子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他不异装时，是个标准的男人。我惊诧地意识到，那些剧烈冲突的性别元素，是可以和谐地安放在一个人身上的。
当我们谈到重估男性气质的时候，并不打算重新树立一套定义真男人的规范。心理咨询师宫学萍发现，在今天，很多女性有一种隐藏痛苦，原因在于她们受到的教育是按照“男人”的方式去生活、去奋斗，因而无法悦纳自己的女性气质。“个体的差异永远大于性别的差异，不管男女，只要你被困在了一个模板之中，一定会在一些生活的碰撞中感受到限制。幸福的人是自由且有弹性的，他可以在任何状态下去和现实条件发生碰撞，然后做出选择。”
《Man立》做到第二季的时候，史秀雄很少再谈论一些纯“男人”的话题。他和嘉宾聊他们各自的人生，性别不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这是一种更真实和自然的状态。做心理咨询的工作越久，他就越感到，每个个体都在面对他们具体的问题，他们最终通向的理想状态是各异的。
史秀雄记得少年时候的自己是一个“软塌塌”的男孩，不敢和人正视，不善言谈，手心里总是攥着一把汗。当他觉得自己可以开播客谈谈“男人”的时候，他觉得让那个男孩成长起来的东西早已经超越了性别的范式。他有很“直男”的一面，骑哈雷摩托，练拳击、练太极拳、练巴西柔术。他有一套挺贵的工具箱，喜欢自己动手在家里刷墙，修修补补。但他也有很“女人”的一面。如果用很性别化的视角看，心理咨询师更像是女性适合的工作，情感细腻，说话温柔。有一次，伴侣问史秀雄他是怎么和来访者说话的。“我学了一下，她说天呢，你平时和我说话这么温柔就好了！”他发现脆弱是自己重要的一部分，“它来了之后我会抓住机会，好好地看看它”。他哭的次数比从前多了很多。他学会了在伴侣面前流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他计划，如果未来有了孩子，他愿意做温柔的爸爸，愿意抱他／她，愿意吻他／她。“当我选择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够男人，或者这样子别人喜欢，而是因为当我去试了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样子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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