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款金嵌珠嘎巴拉碗

宫廷的私人信仰

雨花阁和梵华楼是紫禁城中最具特色的两座藏传佛教佛堂建筑。乾隆帝听三世章嘉说，西藏阿里古格有一座名为托林寺的寺庙，庙里有座四层楼高的经殿，代表藏传佛教修行的密宗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于是乾隆十四年，乾隆帝便命人在紫禁城中修建了一座佛堂，每层供奉着和上述四部相关的铜造像，体现了他早期对藏传佛教密宗四部的理解。梵华楼的建造时间较晚，建于乾隆三十七年，是唯一得以完整保存的六品佛楼。

六品佛楼是清宫的一组重要建筑，反映了乾隆帝对于藏传佛教格鲁派修行总体思想的深入理解。藏传佛教针对修行者的根机，将修行内容根据程度的深浅、成就的大小分为四个层次：下品根机者修事部密法，中品根机者修行部密法，上品根机者修瑜伽部密法，上上品根机者修无上瑜伽部密法。而无上瑜伽部又分为父续和母续两部，再加上大乘佛教，一共称为“六品（部）”。

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1757～1782），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六品佛楼共8处，其中紫禁城内有4座：建福宫花园内的慧曜楼，中正殿后的淡远楼，慈宁宫花园内的宝相楼，宁寿宫花园内的梵华楼。这些建筑的形制趋于统一，内部陈设更加完善、系统。位于宁寿宫北端的梵华楼，一层供有乾隆三十九年造掐丝珐琅大佛塔6座；二层明间供木雕金漆宗喀巴像，其余6间隔为6室，分别供奉各部所出的诸尊和法器，6室供佛合计786尊。

故宫藏的法器主要是以清宫的法器为主。乾隆一朝，皇宫御苑内广修藏传佛堂，大量制作佛像法器，仅紫禁城内便存有独立佛堂40处。“清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器？清军入关之后，在宫中大力推崇佛法的第一人是孝庄文皇后，也就是昭圣太皇太后。昭圣太皇太后是蒙古族，最为推崇藏传佛教，这也就影响到了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年轻的时候对藏传佛教并不太感冒，只是出于孝道支持了昭圣太皇太后在宫中的一些佛事活动，包括把紫禁城的慈宁宫花园改成佛堂，以及制作了一套康熙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康熙三十年，哲布尊丹巴活佛率喀尔喀蒙古内归大清，与康熙皇帝在内蒙古多伦进行了多伦会盟。会盟结束后，哲布尊丹巴跟随康熙皇帝来到北京，给康熙皇帝宣讲佛法10年。康熙三十九年之后，康熙的年龄增长，身体健康日益恶化，诸皇子的争权夺利让他身心疲惫，于是逐渐开始信奉藏传佛教。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和孙子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实际在位63年4个月，时间最长，根据记载，他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师，修行上乐王佛密法，在宫中修佛堂，做佛像、唐卡、法器。所以现在故宫留下来的藏传佛教遗存基本都是乾隆时期的。”文明告诉本刊。

乾隆款豆绿地粉彩勾莲八宝纹奔巴瓶

宫内佛堂是外人不能踏入的禁地，真实反映出了皇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情况。这些佛堂所用法器大多在战乱时期被转移至库房，不在原佛堂使用，所以其用途和使用场所便难以知晓。但从档案记载中可知，清宫廷佛堂的建造和内部陈设的设计，主要是乾隆帝在三世章嘉国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章嘉国师精通藏传佛教经典，所以宫内相关法器严格遵循了藏传佛教经典和仪轨进行了配备和使用，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予以管理。”文明向本刊举例说，康熙三十六年设定了中正殿念经处，专门负责安排宫里面的各种藏传佛教法事活动，包括每日诵经、上香，以及祈求吉祥、去除污秽等；宫外面则设有雍和宫管理处，负责管理雍和宫这些相关寺庙的藏传佛教活动。中正殿和雍和宫管理处都直属于皇帝管理，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

乾隆与“嘎巴拉”

乾隆晚年，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记述了在位57年的十大战功。其中两次重要的战役是平定大、小金川：第一次平大金川发生在乾隆十二年二月至十四年正月，第二次平大、小金川发生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至四十一年二月。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西北部，是嘉绒藏区通往汉族地区的要道之一。战役的起因是金川土司之间的相互并吞、仇杀。这本属常事，因为清政府“以番攻番”的策略，乾隆帝起初本无兴师问罪之意。但不料，金川依靠其特殊的地形和碉堡，迫使清军投入大量兵力、财力，劳师苦战才取得胜利。这两次出兵，被记录在故宫收藏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上。

根据宫廷记载，为以儆效尤，将金川13位首领残酷地凌迟处死后，他们的头骨和腿骨还被制成了宫廷藏密法器嘎巴拉碗5件、嘎巴拉鼓3件和腿骨号4对，供奉在宫内藏传佛教殿堂中。

嘎巴拉是梵文“kapala”的音译，意为骷髅器，是大悲与空性的象征。嘎巴拉碗、嘎巴拉鼓和腿骨号，均为藏传佛教中用人骨制作的法器圣物，此外常见的还有嘎巴拉念珠。其中，鼓由两个头盖骨黏合而成，通常是以被杀或意外死亡的人的头骨制作，外蒙薄皮；碗一般是遵从修炼有成的高僧、活佛的遗愿，待其过世后取头骨制作而成，主要用于灌顶仪式之中，或作为供养法器摆放在佛堂供桌上。乾隆帝曾在《御制文三集》中写道，月光明佛生性乐善好施，悲悯众生，最后将自己的头也施舍出去了。于是，印度和西藏的高僧大德纷纷效仿，将自己死后的头颅施舍出来，作为法器或供器使用。

那么，乾隆帝使用金川首领的骨殖制作法器的目的是什么？此举似乎匪夷所思。法器在藏传佛教中是圣物，用罪人的尸骨来制作，看起来有违常理。故宫博物院宗教科科长、副研究馆员文明对此解释道：“首先是宗教意义，乾隆帝认为这些造反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魔性很强，把他们做成法器，克服这些魔性，有助于提升自己的修为。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以此来震慑那些企图造反的分子。所以在《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里，乾隆皇帝说：‘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镇群藩而永靖，树丰碑以告成功。’‘镇群藩’是其中一个意义。”

然而，在以汉文化传统为主体的中原，若是没有对藏传佛教教义深入的理解，是不可能把罪人的尸骨制成神圣法器供奉在皇家佛堂中并经常使用的。但事实上，包括乾隆帝在内的清宫廷非常推崇藏传佛教，保留下来有近万件藏传佛教的各式法器，嘎巴拉法器便是其中一个种类。目前，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嘎巴拉碗、嘎巴拉鼓等法器就有30余件。

此次展览展出了头等、二等嘎巴拉碗各一件。清宫廷的法器制作极为讲究，头等嘎巴拉碗是金盖、金里、金座，二等嘎巴拉碗是银盖、银里、银座。这件乾隆年间的头等嘎巴拉碗，是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七件金质盖座嘎巴拉碗中的一件，曾供奉于养心殿内，外镶嵌珍珠“四百三十二颗”，并配有金质碗盖、托座和底板。托座底部分别錾有藏、满、蒙古、汉四体“大清乾隆敬制”铭文，底板则是《呢（尼）玛宁波噶布拉赞》。这与乾隆帝十全武功中的另一件——平廓尔喀——联系紧密。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第二次征讨廓尔喀王国（今尼泊尔）取得了胜利，主持军务的和琳向乾隆进献了这个“呢（尼）玛宁波噶布拉”碗，而主持藏事的八世济咙呼图克图也进碗感谢朝廷的支持（此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帝大喜，所以撰写了赞文抒发修佛心得。

“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现场

供养法器

有关清宫廷佛堂对藏传佛教的供奉情况，可以在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于1906年编辑的一部《清代北京皇城写真帖》摄影集中找到记录。这是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等人在跟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拍摄的紫禁城及其他一些宫殿园囿的照片。其中有现今留存的唯一一张反映中正殿内景的照片——1923年建福宫花园大火，中正殿也被付之一炬。虽然2005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复建了中正殿，但室内陈设已经无法恢复。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中正殿的墙壁上挂着唐卡，唐卡前的供桌上供奉着佛像，佛像前摆放着法器，可以辨识出来的有五供、七珍、八宝等。为了将被法器挡住的那尊无量寿佛立姿像拍得清楚，小川一真人为地把五供和七珍放到了两旁。“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五供和七珍应该是平行放置在佛像面前的。”文明说。

“从数量上看，故宫现存数量最多的就是这一类供养法器。每座佛堂内部都大量陈设着供器，种类丰富、工艺精湛、用料考究、装饰奢华，具有代表性的有五供、七珍、八宝、奔巴壶、奔巴瓶、满达、巴苓等。”文明对本刊补充道，“五供、七珍、八宝一共20件，这20件供养法器可以说是清宫佛堂的标配。”

这些供养法器材质多样，造型百态。比如此次展出的“乾隆款青花矾红彩云龙纹五供”，包括一个香炉、两盏烛台和两个花瓶。炉口沿、烛台和花瓶腰部均有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是景德镇御窑专门为清宫烧制的。佛教认为炉燃香既可祛除恶臭，又可提神醒脑；燃灯可破暗为明，所以灯明比喻佛法与智慧，可以照破愚痴；而花供养也源于印度佛教仪式，佛前供花可获无量功德。

“七珍”也称七政宝，在古印度神话中指的是转轮王福力所生之宝，包括轮宝、象宝、绀马宝、摩尼宝、玉女宝、主藏臣宝和将军宝。“八宝”也叫八瑞相、八吉祥，据说是释迦牟尼佛得道成佛时，古印度吠陀教的众神为祝贺佛祖证道送给他的八种礼物：金轮、右旋白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瓶、双鱼和盘肠。所以“七珍八宝”都有着吉祥寓意。

铜镀金的七珍数量最多，这也许跟铜镀金的制作相对容易有关。但展览选取了一套“青玉嵌宝石七珍”，是由整块的和田玉圆雕而成。自乾隆帝平定伊犁之后，和田玉就源源不断被进贡给朝廷，所以皇帝能够不计成本地使用和田玉制作法器。

“法器在藏传佛教中无处不在，它们既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陈设在佛堂内，成为组成佛堂的三元素之一；也能够被佛像握持在手中，成为我们辨别佛像的标识物；还可以被绘制在唐卡上。”文明表示，在故宫博物院所藏186万件文物中，法器共有1万件。

乾隆款掐丝珐琅梵文玛尼

皇帝的审美与改造

法器的来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清宫制造，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宫廷相关机构比如造办处、武备院，及中正殿的汉、满、蒙古、藏等各族工匠制作完成的，档案中甚至记载还有尼泊尔工匠的参与；二是蒙藏进贡，主要是由包括西藏、蒙古等信奉藏传佛教地区的宗教领袖或者封建领主，通过定期朝贡进入宫廷。除了在宫中佛堂自用以外，清宫自行制作的法器还会作为重要的礼物，赏赐给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地方首领。

养心殿旧藏有一件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便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贡的。它的底座上刻有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的题记：“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大利益随金盖座嘎布拉碗一件。”根据档案记载，当天六世班禅在宁寿宫向乾隆帝传授密法，这件嘎巴拉碗应该就是这次活动的见证。

六世班禅是第一个来到北京朝贡的班禅，其政治意义大于宗教意义。文明告诉本刊，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只是神交。乾隆四十五年恰逢皇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为了获得朝廷的支持决定到北京来给乾隆帝祝寿。乾隆帝认为只有国力强盛周边才会来朝拜，所以效仿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的先例，安排在承德须弥福寿之庙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之后又借去南苑打猎的机会再次会面，最后才将六世班禅迎到宫中。

六年后，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再次出现关于此嘎巴拉碗的记载：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传旨配做金碗盖一枚。“从这条档案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于西藏进贡的法器还会让造办处进行二次加工。”文明解释说。

蒙藏贡品中还有一类非常特殊，是前朝宫廷，也就是元、明宫廷赏赐给蒙藏地方的法器，到了清朝的时候，又被作为贡物重新进贡入宫。比如这次展出的一套大明永乐年款的铃杵，也是六世班禅献给乾隆帝七十大寿的祝寿礼物。

藏传佛教引入中原地区是从元代开始的。“为什么元宫廷会信奉藏传佛教？”文明说，“这就不得不提到1247年，吐蕃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帝国阔端在凉州进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议定吐蕃地区向蒙古称臣纳贡。”这是西藏第一次真正从政治意义上归入了中国的版图。蒙古王室尊崇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以萨迦派在元朝皇室中得到了广泛的供奉。而明朝对西藏、蒙古的藏传佛教多封众建，每年来进贡的人很多，皇帝的赏赐也更多，进贡产生的经济价值比贸易还多。“明永乐、宣德时期实际上是藏传佛教艺术史上一个高峰，许多精美的佛像、唐卡、法器被赏赐给地方，到了清朝地方又作为重要的贡品进贡回来。但明宫廷的法器为什么没有继承下来？因为嘉靖皇帝崇奉道教，把紫禁城中的佛殿、佛堂和法器全给毁掉了。”

白色缎绣缀砗磲珠缨络衣

“白色缎绣缀象牙璎珞法衣”是本次展览的一件重点展品，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可知是在苏州制造的。“白色缎绣缀象牙璎珞法衣”是“五色缎绣缀象牙璎珞佛衣”中的一件，除白色外，还有蓝色、绿色、红色和黄色各一件。这五色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中央白色毗卢遮那佛、东方蓝色阿辁佛、北方绿色不空成就佛、西方红色阿弥陀佛、南方黄色宝生佛。

有关“五色缎绣缀象牙璎珞佛衣”的最早一条记载是在乾隆十年，清宫提供象牙给苏州织造局，在苏州制作了一套五件佛衣。此后乾隆二十五年、三十二年以及四十一年，又制造了共计11套55件佛衣。其中乾隆三十二年为雍和宫做的5套25件，最初预计每套需使用象牙45斤，所以一共发了1125斤象牙给苏州，但完成后核算每件只使用了39斤。

“宫廷制作法器主要是由清宫造办处负责，造办处涉及的方面很广，像珐琅、金、玻璃等各种材质在造办处都能找到。而诸如苏州织造、景德镇官窑，实际上都属于清宫内务府管辖。当年清宫廷也曾试图让苏州的工匠到北京来做，结果人家来了以后水土不服，做得不好。”文明补充说。此外，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但乾隆帝还是对一些藏传佛教法器进行了设计改良。

比如铜铃，清朝本来是沿用明朝的配方，按照红铜8斤配锡2斤，铜锡比为4∶1。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皇帝突然对铸造金刚铃的配方产生了兴趣，向章嘉国师询问西藏制造铃杵的配方，章嘉国师提供了一份当时西藏比较流行的传统配方，其铜锡比是2.3∶1。几日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又向皇帝提供了一个西洋配方，其铜、锡比例约为5∶1和4∶1之间，并使用了一种产自西洋的“暗地磨牛”铜，这是拉丁语“antimonium”的音译，即自然锑。

于是乾隆帝命令造办处的工匠分别按照两种配方进行铸铃试验，最后他觉得还是章嘉国师提供的配方最好，遂下旨“现对红铜响铜高锡所铸之铃声音好，再造即照此样所对之铜铸造”。同时，蒋友仁提供的配方也受到了认同，自乾隆三十六年以后，两种配方都在清宫中得到了运用。

除了制作的配方，乾隆帝还对铜铃的尺寸、花纹和款识都进行了改造。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皇帝感觉以前做的三寸高的铜铃太大、太高，就命造办处将所铸造的三寸大铃改为两寸五分，两寸小铃依然留用。所以乾隆时期的铜铃就出现了三种尺寸。到了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发现佛堂中的一分铜法铃上的浮雕“花轮”纹饰很漂亮，便决定以后再造铜法铃时，外表均仿照这种纹饰铸造，一改以往传统的以浮雕兽面纹口衔流苏来相连或间隔佛教法物图案的外表纹饰。

乾隆帝还改变了铜铃上款识的位置，最初年款效仿了永乐时期，在铃身的内壁铸造“大清乾隆年敬造”七个字。但这七个字总是做不清楚，乾隆帝于是三次下旨，令将这七个字铸造清楚并放大，但效果仍然不能令他满意，所以他又命令造办处新铸铜铃款时，均将款识改在铃把上，刻阴纹“乾隆年造”四字款。

“总体来说，乾隆帝只是对法器按照自己的审美，进行了局部、小规模的调整，但是依旧是遵循的经典仪轨进行制作。”文明说，相较蒙藏进贡的当地制作的法器，清宫法器的制作技艺明显要高得多，“乾隆帝的审美实际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规矩。什么都要一板一眼、整齐划一，比如佛像的大小、高度都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