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到明年正好150周年，正是美学引入日本的时间。经过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十字路口，日本先全面向西，然而最终没有入欧，也无法脱亚，并存优越感与劣等感，近年又走向了回归。福泽谕吉的现代化与夏目漱石的现代化不同。强调内心本位的夏目漱石越来越被知识界提到了前面。这两种现代化形成作用力的成果是：工业化，全面教育。

像不像中国？对日本近一步的观察，为中国今天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日本是全世界对传统保留得最好的国家，也带动了“断舍离”。这对看似矛盾的关系并非新事物。小泉八云早就发现，日本人可以毫无怜惜地丢弃一切，什么也不需要就能生活得好好的。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址上安顿新事物。让新旧并行不悖，让不同的文化出现在同一时空。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住持，彼此之间没有大的冲突，好像早就心照不宣地商议好的似的。婚礼在神社举办，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住持。

在这面精美无匹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许多触动人心的美景：正仓院的唐物让我想起敦煌的飞天，奥之细道的山水让我想起《诗经》。但吃饭时有一元硬币掉进缝隙，店员马上主动多给找了一元；穿着不太合脚的拖鞋走路有些晃，旅馆经理追过来送上一双大一号的鞋。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象，收纳、家居、便利店、美食和服务精神等等让我们的粗线条神经不断被触动。日本独有的细枝末节，是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传统与现代结合造就的产物。我们很容易在现代空间里，感受到来自过去的时间的召唤。日本直到1871年才确立神道教的国家地位。在此前提下，美学以宗教的名义，承担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重角色。

让我惊讶的是即使很小的地方，也没有放弃本地的一点点文化特色，我们去一个小镇看了“火祭”，去另一个小城看了烟火大会，数不清的图书馆、美术馆几乎不断有各种活动，再寥落的车站都会有清晰的信息指示，告诉你怎么玩。情绪和感性这些日本式的美学本源，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被强烈地感知到。一方面，物质和信息正在解放人，固定的人生模式被打破了，价值观被消解，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将美学当作了清凉药，在人与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中，试图做良性的尝试。将人与自然进行一元化的融合，是日本人对季节、风土、地理的依赖。

17世纪的江户还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已经拥有百万人口，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300年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文化。参勤交代制度产生了两个最大的影响：江户有一半人，是这些隔年入住的大名和他们的千人级别的随从，他们唯一承担的角色就是消费者。1820年江户有了明码实价不打折的越后屋，1884年英国才有了玛莎百货。消费城市从那时已经开始。

尽管没有经历过摧毁文化的战争，明治维新时代藩主被强制离开守地前往东京，大部分以政治为核心的建筑群体迅速损毁。日本今日四大国宝城之一的松本城，在进门处放置着浮雕纪念碑。松本城本来要被变卖和被军队占用，是两个本地的小知识分子用尽家产将松本城买下来进行了保护，一直到今天，这个地理位置很不方便的松本城，成了这座毫无特色小城的唯一名片。

第二个作用，是把日本碎片化的土地和交通路线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今天市政和交通网络的基础。这次的路径包括了北陆道、中山道、南海道、东海道，在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穿梭，跨越日本的阿尔卑斯，在日本的“屋脊”中央山脉之间行进。道路开启了日本全国市场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带到了许多小地方。日本人有句话说“乘坐新干线和出租车不是真正的旅行”。越是深入小地方，摒除旅游指南上的热门，在自然和人的交流中越是得到收获。

看日本的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也好像在看我们自己的影子。升学考试、阶级固化、房价高涨、乡村情结、全职妈妈……想不出哪个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日本没有经历过的。傅高义所写的那个“日本第一”的日本已经走到了尾声，过劳死和终身雇佣制的上班族已经老去，极低生育率的宽松世代是现实。

但中国对日本的好奇依然旺盛。日本的物，是引起哀的物，不是中国哲学里的物。从18世纪本居宣长才开始对物哀概念化。自佛教传入以来的日本审美本身是朴素的。将物哀置换成物心的也是本居。“源学”又产生了物分的概念，做好事也做坏事，增加了纷繁复杂的程度。情绪性和感受性是人就有，是人类文学的要素。和歌里简单的物像，俳句里瞬间的情感波动和即时的心理，其实根本没有情节。《源氏物语》虽然很长，但是叙事很片段化。在大阪国立文戏剧院，和金沢能剧美术馆，我看到了一些日本的经典剧目。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大部分在中国古代可能都难以流行，主人公大多形象复杂，又好又坏，因果也难以说清。

美学是日本对世界的贡献。尽管在形式上我们彼此熟悉互相借鉴，终点却很不一致。日本人的意识是不断内化的。日本的茶道无论程序多么复杂，道具多么高雅，与时节的搭配多么合宜，都不是为了喝茶，而是愉悦地虚构喝茶的行为。一期一会，重视主客同座，将所有因素缩进同一个瞬间的造型。茶道精神被视作“和汉分离”的最重要标志。分歧就浓缩在从信仰到生活的细节当中。到日本的次数越多，越会认同夏目漱石的内心本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日本，但大都停留在观察介绍层面。

辻惟雄和我约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镰仓这几年成了旅游热门，厌倦大城市的中国游客也需要发现新的目的地。咖啡馆在一间冷僻的寺庙门口，没想到冷僻的寺院居然埋着我书包里的三位作者，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如果能够出现又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国的学者，才有可能把这两个国家文化的联系和说清。”他说，“这个人现在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