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录制现场更像是一个工业感的Livehouse（室内演出俱乐部），几百个观众站在舞台的下方，这与多数国内选秀节目的场面设置不同，舞台是这个场地的核心，站在台上，不会有一种被导师和评委审视的感觉。主办方试图在节目中造出一种地下音乐的现场画面，尽管如此，它还是很难让选手们想起这与他们平日里演出的场面有多大关系，明星、制作人、导演、镜头、挥动着荧光棒的职业歌迷、广告牌等等，不断提醒着现场的人们，这仍是一档综艺节目。

隐藏乐队成员老郑（前）和马克

然而这个以“嘻哈”为主题的说唱比赛在网络播出后，似乎得到了比预期更高的热度，一些词语成为新的网络词汇，不少地下说唱、音乐人也开始浮出水面，陆续登上各地的演出舞台，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音乐人也就此热度成为话题人物，此外，选手之间、音乐人之间的对抗和挑战的硝烟也弥漫在了这个节目之外的地方。

一种自白

嘻哈音乐就像是年轻人的心理描写，打破了固有的“抒情”音乐审美。以往的中国选秀节目常常表现出一种焦虑，一种个体极度缺乏的内在焦虑。从“超女”到《中国新歌声》的十几年时间里，一些流行歌曲被重复唱了上百遍，即便是标榜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也从未在流行性和曲风上找到更大的突破，而这场纯粹以说唱为主的节目，既带有风险，也像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素人，唱起他们自己的音乐，尽管节目组还拿捏不准这些人的秉性和潜能，剪辑师的配音偶尔还是埃米纳姆（Eminem）在90年代的热门曲目，但是这个节目如同一个起点，也预示着某种选秀节目的新生态，一些如《中国乐队》这样的节目也在摩拳擦掌，总之，这档节目在互联网上打开一个口子，让一些相对真实、原创、有态度的声音，进入了主流的视线。

从20年前的北京、上海地下乐队说唱，如隐藏、阴三儿，再到之后广州、西安的Chillgun、红花会等团体，直至今天的炙手可热的“川渝地带”，中国的说唱音乐也经历了数代音乐人和音乐风格的交替。在民谣之后，这种入门简单、玩法无限的音乐方式随着短视频、潮流文化，伴随着段子文化和酷文化的兴起，成为一种很容易被接受的音乐形式。

在嘻哈音乐中，方言促生了地域、文化上的冲突和音乐风格的划分。之所以四川成为新锐的说唱地带，除了那里的文化特质外，方言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四川方言与所谓“川普”的发音都模糊了普通话中四个声调的限制，在这里，人们常常拖着尾音讲话、聊天、谈情甚至与人争执，清口的调子，让它形成了天然的音乐韵脚。而自从重庆成为直辖市后，这个城市有了一种接近于北京的“中心市侩文化”，它所聚拢的文化生态与越来越国际化的成都圈子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两种文化背景下，促生出发音相似而声音不同的嘻哈音乐。在成都，马思唯的CDC凭借着几首制作精良的“陷阱”作品备受西方世界的关注；而重庆的Gai所专注的本土音乐创作，也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码头文化生成的说唱江湖。

“嘻哈”是一种音乐文化，“说唱”是一种音乐风格，“中国有嘻哈”的英文名称the Rap of China似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与《中国有嘻哈》的参赛选手不同，更多的说唱音乐人对于这个节目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觉得这种音乐既不是这些人的发明，又不是今天才出现在中国的，没什么好评论的，而关于《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个中立的态度：好，也不好。

总之，很多国内玩说唱的人都不喜欢“嘻哈”这个翻译，但是他们也找不出一个词替代“Hip-Hop”。除了“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很少人说得清楚到底什么是嘻哈音乐。他们更喜欢用自己的方言来将其称为“黑泡儿”“黑帕”，或者干脆使用英文来表示“说唱”，因为他们觉得“饶舌”太土，“嘻哈”太“港台腔”，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殖民文化色彩”的舶来品。

独立音乐人认为音乐本身比“嘻哈”这个名字更值得尊重。“阴三儿”的陈昊然曾经说过，说唱音乐是来解决问题的，因为它直面你所遇到的问题。或许这更像是年轻人投身说唱的目的，他们在漫长的青春期中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开始对生活抱怨，也抱有幻想，他们更喜欢直接的态度，排斥遮掩，关于歌词，他们不选择“拿来”西方的，更多是开始有了自我的认知和文化上的自觉。

美国人曾经给中国的“80后”定义为“Me Generation”，说他们是婴儿潮长成后的“自我中心一代”。2007年8月6日，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里，“自我中心一代”即是“迷失一代”（Lost Generation）的进化版，也是今天互联公民的最大特征。在这个趋势下，中国的说唱青年最终成为第一批“酷一代”（Cool Generation）的代表。

无论如何，《中国有嘻哈》都让大众看到了另一种流行，听到了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的另一种语言流派；如同一次“反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的爆发，混杂着青春和理想，混杂着期待，混杂着现实世界中很多不真实的东西，让一大批年轻人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符号和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