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芬兰之前，我雄心勃勃地准备揭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的秘密。

各种国际排名一再验证，这个北欧小国，却摘下了教育超级大国的桂冠。最权威的是经合组织（OECD）每隔三年发布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2000年以来，在对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三项能力的评估中，芬兰每次都名列前茅。

为了找到卓越教育的秘诀，我准备挑选那些“最好的学校”。我去询问芬兰驻华大使馆科学与教育参赞米卡（Mika Tirronen），请他推荐位列芬兰中学排行榜上的前几位。没想到米卡说，芬兰的学校都是公立的，设施均等，也没有成绩排名，并不存在所谓的NO.1。我将信将疑，又去找芬兰教育系统的朋友打听，他们也和米卡同样的说法，并且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数据——芬兰学校之间的成绩差距极小，所谓的“好学校”与“差学校”的成绩只相差5%。也就是说，不论一个孩子是在赫尔辛基的中心还是偏远的拉普兰，他所接受的教育始终是均衡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比在PISA评比中名列榜首更加令人震撼的成就，尤其是联想到我们这两年所做的“全球中学考察”系列报道：第一站是英国，我们探访了10所最负盛名的公学（Public School），它们堪称600年的英国教育活化石，在历史大宅和黑色燕尾服里践行着一整套绅士养成法则，被传统塑造，也塑造着传统；第二站是美国，选取了美国东部地区排名最高的近10所私立高中，那里是新一代精英的培养高地，拥有上千英亩的校园、全球性的视野和经历、更博雅和多元的教育目标。尽管这些教育成就让人目眩，但有一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那就是这些学校都是教育双轨制下的顶尖私立学校，属于占据金字塔尖百分之几的精英教育。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被阶层、财富和成绩隔离的“理想国”，进入英国和美国的公立中学，就会面对巨大落差。事实上，无论是呈现在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中的英国公立学校面貌，还是我们曾去拜访的纽约北布朗克斯公立高中周边的安全问题，都令人忧心忡忡。

那么，芬兰是怎么做到既卓越又平等的呢？其中的秘诀并非一目了然。我一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这背后一定来自高福利社会的巨额投入。但据统计，芬兰纳税人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略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支出，更低于美国的7.6%。那是芬兰教师的收入更高？事实上，他们比美国同行的收入要低约20%。或者他们的孩子学习时间更长，成绩竞争更激烈？其实不然，芬兰儿童从7岁开始上小学，比一般的国家都要迟；一、二年级学生每天不超过5节课，三至九年级不得超过7节，每上45分钟的课就自由休息15分钟；学校很少考试，几乎不布置家庭作业；学生成绩不进行公开排行，教师和学校也没有与成绩挂钩的激励机制。

事实上，芬兰教育优越性的答案，就隐藏在它的差异性中，在它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背道而驰之中。仍在席卷全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目标借鉴了商业管理模式，例如测验责任制、以成绩为基础的薪资，以及基于数据的管理。波士顿大学林奇学院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认为，美国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奉行这种激素式的教育改革，包括小布什政府的“有教无类计划”、奥巴马的“奔向顶峰计划”，充斥着自上而下的干预、市场机制的评价，经营不善的学校纷纷倒闭，新兴学校广泛设置，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如今，这些政策带着更强悍的决心与力道，换汤不换药地继续执行。

芬兰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教育体系不依赖标准化课程、高风险学生测验等对学生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成绩责任制度，而认为学生的内在动力才是促使教育系统巨大转变的必要条件。可以说，芬兰经验更关注平等与合作，而不是抉择与竞争。

目前担任哈佛教育学院客座教授的芬兰教育专家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曾主导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他认为，芬兰教育的独特性根植于芬兰社会价值观中，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如基本人权一般受到宪法保障。因此，芬兰没有公立与私立的二元教育体系，芬兰的教育都由国家出资，也不会让教师薪资取决于学生的测试成绩。平等，是上世纪60年代开启的芬兰教育改革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