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情浪漫化的误解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巴伦-科恩在《零度同情：人类残忍新论》中写道：“我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学校任教时，听一场生理学讲座，教授在讲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对学生说，过去人类对极端寒冷的适应最好的数据是纳粹的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对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做了浸入实验，把他们放到装满冰水的桶里。他们记录了在零摄氏度心跳的变化。听到这种不道德的研究，我又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人类怎么能把他人当做物？人类是怎样关闭他们先天的对同类的同情心的？”

巴伦-科恩提出，只有那些能够同情其同伴的人才有希望不带恶意。残忍源自未能同情他人，不管是疏忽还是有意忽视别人的痛苦。有些人永久性地失去了同情心，还有人在疲倦、压力太大或不耐烦时会关闭同情心，当他们的同情心恢复时，他们会对自己严厉的言辞感到后悔。

婴儿会不会天生就很坏？还是乖小孩是被有问题的爸妈教坏的？要解释个人的邪恶行为，既要讲到先天因素，也要讲到后天的养育因素。巴伦-科恩虽然承认坏蛋的行为有基因基础，但他指出，基因不能为同情这样高级的建构编码。基因只能盲目地为蛋白质的制造编码，而且不知道那样做的长期效果。

从来不考虑同伴的人不是坏人，而是丧失了能力的人。有些人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大脑关键的部分不起作用，还有人大脑这些区域因为童年一些可怕的经历而变得低迷。作者肯定了他父母向他灌输的自立、自信的态度，他认为这对发展同情心来说非常关键。只有当照看儿童者的心灵可进安全地接近时，儿童才会学着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宁愿不生下他，他就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结果就不会生长出同情心。《经济学家》评论说：“作者介绍了一系列的人物性格研究，描述了真实的人物，包括玛丽莲·梦露，她早年的悲痛经历贻害了她的余生。他描述的人都很奇怪。对于他们奇怪的行为有什么一贯的解释吗？没有。大脑的运作很复杂，涉及很多种不同的人格类型。邪恶能不能加以治疗？作者提出，社会应该同情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他们也应该得到治疗。”

英国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评论说：“作为一位科学家，巴伦-科恩不喜欢‘邪恶’这个词，他提出用‘同情的损坏’来代替它。为什么要换一种叫法呢？因为同情的损坏比邪恶更容易量化，因而更加符合技术派的心思。”

巴伦-科恩认为，同情是理解人类残忍的一个线索，残忍是因为想象力方面的失败。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我们就会克制自己窃取他人财物或伤害他们的冲动。伊格尔顿说：“这种看法过于乐观了。知道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并不一定能够降低我对待你的恶劣程度。对一个施虐狂来说，情况可能恰好相反。纳粹并不一定从来都觉察不到他们的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只是不在乎。把他们的罪行归结为缺乏同情心，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让他们逃脱惩罚。享受他人遭受的痛苦，为了施虐而施虐，是邪恶这一传统概念的应有之义。我们在阅读或观看悲剧与恐怖电影时正是以无害的方式干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知道受害人会很痛苦而伤害他，比你无法想象他会很痛苦要坏得多。从这一点来说，邪恶与同情并非对立的，邪恶需要同情。”

伊格尔顿说，同情与共情不同。为了同情你的遭遇，我不需要感受到你的愤怒。我可以为一个人被鲨鱼噬咬感到难过，但一点也不知道被鲨鱼噬咬是怎样的感觉。基督教传统中的爱首先不是一种情感状态，所以《新约》中爱的典范是对陌生人的爱。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内心的善意。如果为了同情你，我需要把我自己投射到你的内心，剩下谁去释放出同情？在想象中把自己变成布莱尔，并不一定就能理解他。这等于假定他理解他自己。围绕同情这一概念有很多浪漫的错误认识，包括认为想象总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连环杀手也需要一些想象力。巴伦-科恩问，为什么我们会把他人当做一个对象？答案是，因为我们就是对象。人类是世界上自然的物理对象中的一种。除非我们能够把对方对象化，不然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糟糕的对象化（把他人当做罐子）可以变成好的对象化。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作者就同情心的程度与我们的大脑的状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迷人的信息，对缺乏同情心的人的案例研究也令人赞叹。但这都不能证明作者的主张，比如认为同情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途径。

因果解释不等于为罪行开脱

伊格尔顿在他去年出版的《论邪恶》一书的开头写道：15年前，英格兰北部两个10岁的男孩折磨和杀害了一个小孩。民众惊恐地表达了义愤。一位办案的警官说，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罪犯很邪恶。把这个孩子妖魔化是为了先发制人，不让有些人从社会状况方面解释罪犯的行为，因为那往往会带来宽恕。称一种行为邪恶意味着它超出了理解范围。邪恶是无法理解的，它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背景能够说明它。邪恶与它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如原因。实际上，邪恶的意思变成了没有原因。如果一个杀害孩子的人那样做是因为厌倦、糟糕的居住条件或父母的疏于照管，那他的行为就是环境逼迫的，就不应该严厉地惩罚他。这错误地隐含一种意思：有原因的行为就不可能是自由地选择的。原因是视为外在的强迫。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就不要为之负责任。

那个警察的说法是同义反复或循环论证。有些人干邪恶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很邪恶。他们犯下恶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就因为他们是那样的人。但这等于说他们忍不住要那么做吗？对那位警察来说，邪恶是决定论之外的一种选择。但好像我们扔掉环境决定论，换来的只是用性格决定论来代替它。如果有人真的是天生邪恶的，他们也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想象环境发生变化，但很难想象性格的彻底改变。说凶手很邪恶令人们更难宽恕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让人更悲观。

在《不够人性：我们为何贬低、奴役和消灭他人》一书中，美国哲学家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说，去人性化、认为其他人是低等、非人的动物，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它是一种思维模式，妨碍我们的道德天性，伤害他人。在法律和习俗的包装下，这种心理过程往往为奴役、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发放了许可证。

史密斯说，非人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结构、人类心理演化出来的设计。我们先天倾向于给有生命的东西分类，处于同样的心理结构，我们把人类分成种族。按照他介绍的研究，我们往往认为种族或民族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那是以每个人本质上不会变化的本质而非可变的相貌为基础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天性：把有生命的事物安排进一个有等级体系、像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存在之链那样，上帝在最上方，人类高于动物，一直往下到虫子和植物。因为我们觉得有生命的东西是由它们的本性决定的，加上我们觉得每种动物都有它在世界上的位置，非人性化就很容易发生了：我们认为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人，却有着低于人的本质，不是人的必定是低等的、假的。
美国科学作家戴维·贝雷比说，史密斯把非人化倾向看做先天的并不符合事实。很多士兵在战斗中把他们的敌人非人化，战争结束后，又把他们的受害者当做真实的人。有些军事训练就以破坏敌人也是人这一感觉。如果非人化的基础是相信不变的本性，士兵态度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史密斯也谈到了古罗马人把他们的奴隶看做永远都不会变成王子的青蛙，但在多个世纪里，古罗马人习惯了他们以前的奴隶上升到有权力的职位。有些去人性化行为是使他们的目标高过人，把他们看做不会衰老的吸血鬼或者操控世界的阴谋家。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史密斯坚持认为的不变的本性并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按本质给自己分类，但他们并非不可改变的。谁是人、谁不是人这一问题没有真正地被解决。“真正的人”这一地位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