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维特奥体检中心口腔科诊室

大连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彬不久前刚经历了一件事，让他触动很大。一位朋友的老父亲81岁了，身体非常好，每天吃完饭都会出去散步，锻炼。一天回来后，没多会儿突然晕倒。老伴也80岁了，没有医学常识，又摇又晃。这时就两个老人在家，老太太想给子女打个电话，一慌乱号码全忘了。老爷子错过了抢救时间，撒手离去。王树彬说：“这位老人身体特别好，我们都特别了解他。如果家里有一个紧急呼叫器，按一下马上有专业医护人员过来，或许危险就能消除。”王树彬是做医药出身，后进入到医疗行业，有近20年的从业经验。当他2005年涉足地产业时，很自然地与医疗进行了结合，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医居社区模式：医院、养老、居住一体化，将医护设施及康复服务配套到每户住宅，让社区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职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有的社区医疗体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王树彬：医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常看到，现在一些社区有社区医疗，这是由卫生部做的，还有一个社区养老，是民政部主管的。都试图在全社会构建一种保障性的正常生活，老了之后能老有所依。但我觉得，目前这两者都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提供的医疗和养老两方面的专业服务互相之间的结合很少，而且不专业。比如社区养老，请的是一些下岗工人或街道人员，在小区里安装一些简单的体育健身器材。实际上，这只是给老人提供一个日常生活服务，并没有相应的专业医疗、康复、护理工作。

我认为，没有很专业的医疗做保障，就不能称其为养老，最关键的时候是医疗在保障人的生命安全。老人很脆弱，突然的一个感冒或者胃肠不适，都可能是致命的。就像我朋友的父亲，如果当时能以快速、简单的方式联系到专业医护人员，做紧急处理，老人可能就转危为安了。但我们现在的社区养老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在国外，几乎全美包括欧洲一些国家，都有完善的退休社区。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计的时候，就有意识加入一些设施，被称之为“可持续的生活辅助设施”，其中包括医疗系统。像我们大连这个城市，最早是日本人规划的，原规划是30万人口，一个半径算可能10公里。他会按人口比例配备诊所，包括诊所的等级，有几个学校。在国外，医疗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考虑它是很正常的，不考虑它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说，像美国、欧洲等国家，他们的社区养老、医疗配套设施，都是在建立之初就开始设计，是因为他们老龄化的速度比我们更快吗？

王树彬：中国现在超过60岁的人群有1.67亿，再过5年要达到2.5亿，15年左右要达到4个亿，这给全社会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先进国家老龄化的速度要比我们慢，中国就太快，改革开放才30年，就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的老龄化社会，这里存在很多历史原因和社会因素。那再过10年，老龄化的问题会更加突显。

三联生活周刊：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王树彬：这是当然的。1978年实施计划生育后，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现在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迈入老龄化，那他们给子女带来的压力非常大，一对夫妇要照顾4位老人。那么当家庭承受不了的时候就得社会来承担。我们现在的公立养老机构，也就是敬老院、福利院，全国一共才259万张床，受过专门训练的护理人员是3万人。这是我6月份从全国老龄委得到的数据。好一点的城市，比如上海，基本设施比较好，但是老人登记要想得到一张床位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等20年！农村基本全满，因为壮劳力、农民工都进城了，老人只有依靠农村的敬老院，可基本设施和条件又很恶劣。

我个人认为，现在政府是很难把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全部承担起来，我们国家要做的事太多。因此国家现在也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包括医疗产业对社会开放，养老这个产业更没有社会门槛。我们也正是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才希望通过“丹田”这个产品，能对将来整个养老产业做一个探索——如何在市场运作的模式下，形成医居社区，有医有居。

大连维特奥体检中心三楼体检等候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丹田”这个项目，可以认为是养老社区吗？

王树彬：不能简单说它是养老社区，因为我也有从市场和业主本身的结构去考虑。

“丹田”，丹就是中国的医和药，田就是吃和穿。适宜人群我也并不绝对说就是老人，也不一定专门面对需要护理的老人，也不是退休社区。就是全龄人都适合居住，你从年轻一直到年老，都可以在我这个社区里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如果整个社区纯粹的只有老人居住，他们会越住越消极，居住人群一定是多元化才能有生机。

简单理解“丹田”这个项目就是医疗加住宅。我们突出的是大的医疗保障概念，这对年轻人、老年人，我觉得都是必须的。其中对老人可能会提供以老年医学为重点的，更专业的护理。这就是对我们“丹田”的产品比较肤浅的一个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看到有3栋房子做过特别设计，有无障碍的通道，有一些医疗设备的配置，这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吗？

王树彬：对，这块作为一个示范田，纯粹为老人居住的。除了有无障碍通道外，还有专门适合老人使用的卫生间，地板做防滑处理、每间房里都有紧急呼叫器，直接通到我们的护士站。在社区每栋楼内设置了AED，就是心脏除颤器，就是当心脏病人突然发病时，一种简单的急救设施。这在国外一些机场、公共场所、大剧院、超市都有，它就挂在墙上，大家能够看到，一旦出现问题就能拿下使用。同时有24小时的诊所，还可以根据业主需求提供专业的护理，全时护理或者协助式护理。如果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就可以住进来了。

中国人养老有一个习惯叫“居家养老”，如果做儿子要把老子送到养老院，那是大逆不道。

如果做子女的给老人买一套新房子，让他们住进去，老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他会有“这是我家”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已经不留痕迹地把专业设施安置在房子里，同时配有私人医生、管家，可以点餐，也有做保洁人员，这3栋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房子，既能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又表现出医疗的专业精神。我们也想做一个实验，看看市场的接受度怎样。

三联生活周刊：在国内，由社会资本进入社区医疗处在什么阶段？

王树彬：今年6月份，我参加在北京的一个关于中国养老产业的论坛。给我的感觉，国内的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房地产企业，都希望能进入到这个领域。但他们的理解非常简单，比如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区，加些辅助设施，就改成养老社区，这只是面上的变化。更深层次的东西，他并没有去挖掘。因为他们主业就是房地产，希望能够换一个概念，这还是服务性商业模式。另外一类，还是充分感觉到“养老”是朝阳产业，老年人口快速膨胀，这个里面有很多机会。这部分人他有一个问题，没有专业医疗的行业经历，他们希望借助一些力量，包括投资，能够把国外的一些东西拿进来，尽早进入到这个领域，做好准备，将来能够有更大的收获。大体这么两类。

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问题非常复杂。国外的养老体系发达，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在这，另外他的保险体系完善，这个非常重要。有些老人干了一辈子，他的保险金足以支付他去非常舒适的养老场所，那么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办的养老院，对这种保险都是很适用的，这是一个本土区别。在中国是政策性的保险，是一种给付金形式，将来可以拿到一部分钱，那这个可能和CPI通胀很难保障。中国“养老”行业尽管有活力，但又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能够简单地就说我去做养老。现在“丹田”仍然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东西，是一个尝试，我们先迈这一步，看看社会怎么看待它。但核心是“医”，这个是不变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