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收藏大家张伯驹诞辰120年。4月3日，他生前捐让给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的部分珍贵书画重新汇聚在故宫武英殿，向公众开放。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他。这其中，“墨皇”《平复帖》距今已1700多年，是传世最早的名家法帖，见证了汉字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隋《游春图》开创了金碧山水的画科。这些没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作品都是张伯驹收藏于国家动荡的危机时刻，1949年之后又化私为公，捐献给国家，永存吾土。

要理解张伯驹，先得把他放在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之间紧张与平衡的背景下。乾隆以后，高古的书画精品都深藏内府，民间收藏和临摹只能转向“四王吴恽”，直到清末的两次外敌入侵和清朝灭亡皇室没落，中国文化中的顶级书画才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张伯驹是豪门贵公子，又雅好琴棋书画，有“掐尖儿”的眼光和实力，他的藏品不算多，但购藏了最早的名家法帖陆机《平复帖》、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等“巨迹”。这些藏品可以跟中外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收藏家一比高下。

但张伯驹这一代收藏家又跟前人不太一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改朝换代的乱世当中，中国珍贵文物不断从故宫流出，又经中外古董商人之手散落海外。张伯驹的态度是“楚弓楚得”。他曾经写道：“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收藏态度。世人皆知他出身贵胄，可随着历史档案的披露，其实从父亲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的家业逐渐就走向衰落了。但即便是这样的状况，一旦珍品字画有流失海外的危机，他还是会倾囊购藏，将国宝留存。买《平复帖》的前因是因为溥心畲把唐朝韩幹的《照夜白图》出售之后辗转流向海外，他担心《平复帖》也会有同样遭遇，积极购藏。溥仪流失在东北的书画精品范仲淹的《道服赞》、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卷都是他建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回购，因为经费匮乏没有达成交易之后，他自己买下的。展子虔的《游春图》因为独一无二而价格昂贵，他还卖了自己在弓弦胡同的李莲英旧宅。

张伯驹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收藏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品，但他对待藏品没有完全延续传统的“秘不示人”和“子孙永宝”。中国文人的收藏从前都是小圈子的把玩，并不与公众发生联系。到了20世纪，中国受到西方影响开始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公共展览和博物馆兴起。没有把藏品捐赠国家之前，张伯驹就曾经拿出藏品展出过。1949年后，他又陆续把藏品捐赠或让与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他曾在自述里表露心迹：“我们的宗旨是为保存研究国家的文物，不认为是我们换享受的财产和遗产。我们研究工作终了，将来是贡献与国家的。”

1949年之后，国家文物局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征集社会流散的文物。张伯驹在建国初期就捐了宋人尺牍和董其昌画卷。1952年，郑振铎希望把国宝《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慨允。这幅他卖房子换来的稀世珍宝曾经也被国民党高官张群看中，游说未得。1953年，他把李白存世唯一真迹《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主席，后来此帖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56年，他又把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给国家。他对收藏的化私为公一直持续到1965年，把身边最后剩下的宋《百花图》等60余件法书、绘画作品和古书让与当时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馆。

像张伯驹这种大收藏家的捐赠在当时并非孤例。比如五六十年代在上海，暂得楼主人胡惠春捐出268件明清官窑，奠定了上海博物馆瓷器收藏的基础，苏州潘氏后人潘达于捐出“海内三宝”中的两宝——青铜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过云楼的顾氏家族捐出了宋元以后成体系的文人画作品300多件。

学者尹吉男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过去对建国初期这一批捐赠人重视程度欠缺，当时大的气氛不太突出个人，而且认为文物都是国家的，只是暂时保存在这些人手里。”但也正是这一批收藏家的化私为公，让我们能在自己的博物馆里看到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2017年宋画《千里江山图》在“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上展出，排队盛况成为新闻，而在那个展览上，同时展出的就有张伯驹捐与故宫的《游春图》。在公众对博物馆热情高涨的今天，我们为国宝欢呼，也要纪念那些献出国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