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当美国女演员爱丽莎·米兰诺发出那条知名的“MeToo”推特时，大概没有想到，5个月后，一名叫“沈阳”的中国教授，被曾经的学生举报出20年前的性侵行为，因而深陷舆论漩涡。

2018年1月1日，美国硅谷华裔女学者罗茜茜通过微信公共号发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打响了中国版“MeToo”的第一枪。

罗茜茜称：“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站出来。”

2018年4月5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现定居加拿大的北大毕业生李悠悠在豆瓣发文，实名检举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根据文中所述，22年前，沈阳在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曾对女学生高岩实施性侵犯，最终导致高岩自杀。李悠悠和高岩的同班同学王敖、李芃，班主任王宇根也在第一时间发文声援。之后，北大、南大迅速做出反应。南大第一时间停止了沈阳在南大文学院的工作，并建议沈阳辞去南大教职。上海师范大学也中止了与沈阳的“兼职”协议。北大则承诺对当年情况做出复核，强调对教师违纪违规行为进行“零容忍”。

紧随“沈阳高岩事件”而来的，是各大高校学生在网络渠道上对自己身边事件的举报，以及公共媒体对近年来频频进入公共视野的“高校性侵”事件的梳理与讨论。

“‘沉默的螺旋’终于被打破了。”性别研究学者吕频这样评论。

“沉默的螺旋”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在1972～1980年间提出并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当一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若发现自己的观点和大多数人一致，则会大胆表达，若自己的观点只为少数人坚持，则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而产生的孤立、恐惧。长此以往，一种意见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另一种意见则相对越来越无处发声，形成一个螺旋式过程。

曾几何时，面对侮辱与侵害，中国女性普遍选择了沉默与容忍。偶有个别站出来的勇敢者，也会被“荡妇羞辱”压得抬不起头来。

即便是罗茜茜、李悠悠、王敖，他们也是在普遍离开了国内环境，身处国外时，才敢大胆披露当年的事实。

罗茜茜曾对媒体坦言：“如果还在国内，我会举报，但可能不会实名。”

事实上，即便在北大、南大、上师大已经同时发声对沈阳做出处理的情况下，当本刊记者试图寻找到能对当年的事实、当年的沈阳做出描述的采访对象时，遇到最多的要求，也都是“匿名”。

在接受罗茜茜采访时，她曾经直白地描述过女研究生在师生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老师跟学生的地位极度不平等，而学校又强调这种从一而终的师生从属关系，所以导师对学生前途的决定权非常大，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性骚扰的空间。女生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里面，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是她们害怕失去的。”

性别平等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负责人、社会学博士、资深媒体人李思磐曾经帮助过“厦大吴春明性侵”事件中的受害人。她透露，最终，三名投诉吴春明的女学生中，一名放弃了博士学位，一名求学道路中断。而当事人博导吴春明，虽然被处罚不能带学生，但依然保持学术资源。仅仅一年之后，又成为考古学会新石器分会的学术委员。

而当年，吴春明性侵行为被揭露后，甚至还发生了“厦大历史122名学生”写联名信声援吴春明的情况。

伦敦政经学院管理系副教授李晋，在他的文章《从多重任务道德风险角度看校园性侵》中，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校园性侵案举报”中的难点：

对学生而言，除非证据确凿，举报老师往往弊大于利：既得不到公平的处理，还有可能被学校和老师区别对待。如果老师在业界有影响力，学生毕业以后也会受影响。这样思考，学生的最佳策略反而是不举报，至少是在校期间不举报。而老师的恶行，往往只是成为学校里的流言或公开的秘密。

或许正因以上种种。纵然事发后，北大、南大、上师大先后针对沈阳的“师德有亏”进行了认定和处理，沈阳本人仍然战意沛然。4月7日下午，他通过短信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时，在短信中写道：

我想发出一个弱弱的呼喊：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哪个事实支持这个结论？难道仅仅靠舆论左右？

其后，沈阳教授更声称要控告举报者。

喜欢在文章中用引号的沈阳教授，对“师德”的质疑，正中问题核心。

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坚是“伦理道德”体系。传统的师生关系，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是高校性侵案总是能在社会舆论上引起重大反响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师生如父子／女”的观念，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师生关系的界限问题——除了相对容易明确的授业解惑之责外，是否应覆盖相对模糊的私生活领域？老师与仍在校读书的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该以怎样的视角去观察？如何分辨与界定是学术霸权，还是“忘年之恋”？而当师生之间发生性侵、强奸、限制人身自由等等恶性问题时，是否能以师德师风问题一概蔽之？

近年来，涉及高校师生关系的新闻事件频发。比如武汉理工大学王攀教授门下研究生陶崇园自杀事件；比如西安交大男博士杨宝德自杀事件。两起事件中，导师对学生的精神压迫乃至人身控制均被指为导致学生自杀的重要的原因。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性”的关系，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强权与弱势的关系。

因此，抛开“性”的因素，问题或可延展至：在明显有强权与弱势关系存在的场景中，弱者如何保护？强与弱的权力关系如何平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始发于美国演艺界的“MeToo”运动，在中国的演艺界几乎寂寂无声。而其他领域，比如企业、政府、工厂等一片沉寂。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性侵犯”在高校发生的频率和概率，高于其他场景以及其他职业领域。

某种程度上，相比高校对“性侵犯”的“塌方式爆料”，其他领域的一片沉寂，才更令人不安。而事实上，李晋教授对于“校园性侵”的组织经济学分析，同样适用于职场欺凌、官员贪腐等其他各种存在权力寻租的场景。

相较于传统的“泛道德”式的讨论与解决方式；近年来，国内在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与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倾向于用技术和制度来解决。比如，在此次关于“沈阳高岩事件”的采访中，不论自身在高校中的职务如何、立场如何，所有身在高校与学界的受访者，都赞同在高校中建立对“性骚扰”事件的防范机制，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共识，源自知识分子群体高度的理性与良知。

然而，制度设计再完美，也不可能毫无漏洞，更遑论复杂的人性。有一名受访者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制度设定往往是把好人和坏人都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然而，笼子再严密，再完美，也总有人想破笼而出。”

“MeToo”运动开展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对此也有不同声音。反对者认为“MeToo”运动是将“性问题重新道德化”，担心社会重回“清教主义”，开展新的“猎巫行动”。这些都说明了，即便是在“平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西方社会，“MeToo”运动也依然面临着复杂语境。

然而，无论如何，罗茜茜、李悠悠、王敖们揭开了那张沉重的“无知之幕”。被传统道德观念、单一权力结构等遮蔽的水下冰山露出了水面。“绝对的平等”或许从不存在，也永不可能实现，但纵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一项权益的取得，可以不经过艰辛的努力、复杂的过程。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世界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沉默”并不永远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