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男性气质

不久前，我重温了《刑事侦缉档案4》。看到弹幕里一片骂声，骂两位男主角都是渣男，一个移情别恋，另一个无法忘情前女友。困惑之余，我立刻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女性立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说服。到底哪里渣了呢？明明是两个很不错的男人啊。有头脑，有身手，有担当，有正义感，对女性也相当地尊重和保护。最重要的是，长得都很帅。

 

江子山和徐飞属于港剧中典型的双子搭配，代表了港剧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男性魅力：一文一武，一柔一刚，一暖一冷。古天乐演杨过的时候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但晒黑了之后，演起硬汉来也很令人信服。

 

 

如果不是因为古天乐长得太帅了，徐飞这个角色估计会遭到现代女性更多的恶评，比如他的沉默寡言、不善沟通。女权主义运动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口诛笔伐，大抵是说他们争强好胜、亲密无能、不善于表达情感、不愿意展示脆弱，倾向于以攻击性和暴力来解决个人冲突。但是，如果屏幕上真的是清一色的善解人意“好男人”形象，真的是我们女性观众之福吗？

我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女生关于男性魅力的想象，以及男生对于男性身份认同的根基，大都来自香港的电影和电视剧。

我的一个朋友说她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每天搬一个小板凳等着郭靖出来。如果哪一天郭靖没有出现，就像失恋了一般，觉得天地无色、日月无光。

另一个朋友迷恋《绝代双骄》里的小鱼儿。年轻时的梁朝伟古灵精怪、飞扬跳脱，随随便便在路边扯根草叼嘴里，咧开嘴坏坏一笑的样子真是迷人。他刚出恶人谷的时候，把人家送他的金叶子一片一片扔进大海玩打水漂，那个海边少年的背影在她的记忆里栩栩如生地停留了30多年。多年后，她嫁给一个无趣的小公务员，但立志要养一个像小鱼儿那样的儿子。

那时候，香港真的拍了很多武侠片。我印象最深的是《九阴真经》，是我读高中的时候看的，讲的是黄药师年轻时的故事。姜大卫当时已经年近50岁，他演的黄药师是一个有些孤独、有些萧瑟的中年男子，一剑一箫走天涯。他刚出场时，是去杀他10年前的恩师兼仇人。茫茫风雪中，他一袭白衣，一人缓缓独饮，又缓缓以酒祭剑，眼神中的凛冽肃杀，我未曾在别的任何武侠片中见过。后来，我多读了些金庸，才明白报私仇算不上“侠”，匡扶正义、为国为民才是大侠。但只要一想到“侠”，黄药师雪中以酒祭剑、睥睨人间的样子就会自动跳出来，可见我是个多么肤浅偏心的人。

姜大卫在一次采访里说自己喜欢拍古装片，因为古装够浪漫。“现代人会不会在荒漠里骑一匹马奔跑呢？或者你一个人站在山顶吹箫，那种感觉是现代人做不到的。”

我们当时向那些港片港剧追求的，大概也就是那样一种浪漫的感觉吧。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在和平年代，没吃过什么苦头，但匮乏的记忆一直都在。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爱情更是遥不可及。南方三线小镇阴郁逼仄的空气里，到处是无处可去的少年情怀，青春愁绪。政治课本下面永远藏着一本武侠小说，叛逆少年梳着流里流气的二分头，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贴满了明星贴纸的日记本里一笔一画地摘抄缠绵悱恻的歌词。街角的录像厅里没完没了地播着香港的黑帮片，多情的浪子被砍死在街头，可怜的新娘拖着婚纱在夜里狂奔。

那些录像带里的主人公，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就像夜空中的明星，高高在上，熠熠生辉。他们活在另一个宇宙、另一种秩序里，活得比我们美丽，比我们有趣，比我们生动。我们在他们的爱恨情仇里体验悲欢，幻想爱情，投射理想。我们为他们的大团圆结局欢欣鼓舞，为他们的悲惨结局扼腕叹息。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懂，现实人生里既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大悲剧。

伍迪·艾伦有一部电影叫《开罗紫玫瑰》，讲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家庭主妇西西莉亚日子过得很艰难，唯一的慰藉是看电影。有一天，在她最伤心落寞的时候，电影里那个她为之心神俱醉的男人居然从大屏幕里走了下来，向这位平平无奇的家庭主妇表白，还要带她私奔。

如果说，她的丈夫代表着男性身上所有最糟糕的特质，那么，这个屏幕里的男人代表着男性所有美好的一面：英俊、潇洒、勇敢、善良，最重要的是，他爱她。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还能要求更多吗？

但是，她最终并没有选择跟他走。作为女性观众，我们没有西西莉亚的运气（虽然我们很快会发现，运气往往靠不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的困境似乎也是我们的困境：梦中情人有几分可信度？虚构世界真的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东西吗？

我有一个师姐在大学里当老师。10年前，我去看她，她说她能想象到的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能有一整天的时间，撇下工作和孩子，坐在电视机前重温一遍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当时我听了很震惊，一是震惊于她的人生乐趣之卑微，二是震惊于她的品味堪忧。那时候，我们已经经过了英剧和美剧的洗礼，怎么还能回头看港剧呢？但隔了10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也很想撇下工作和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看一整天的老港剧。

终于有一天，我如愿以偿地重温了一次《上海滩》。当年《上海滩》播出的时候，“万众瞩目”真不是夸张的。只见过《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的我们，何曾见过许文强这样气质高冷、目光深邃的男人？周润发当时才25岁，但眼神中已经有一种气势，仿佛洞悉一切，又仿佛一切都不在乎。按我一个朋友的说法，“在他身边，不仅丁力是小弟，似乎任何一个男人都自动降级为小弟”。

周润发和赵雅芝年轻的时候，一个高大英俊，一个优雅美丽，用日本作家佐野洋子的话说，绝对是“两张有资格亲吻的脸”，尽管他们在剧中最亲密的举动也不过是一个拥抱而已。有同龄人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急匆匆赶回家看电视，小小的黑白电视里正演到冯程程和丁力的婚礼，许文强正往教堂一路狂奔。关键时刻，偏偏奶奶在眼前晃来晃去地扫地，情急之下竟将奶奶踢开。虽然不孝，但我完全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许文强举手投足间的儒雅潇洒，眉宇间又总有一种忧郁落寞之意，他手中点一支烟，陷入沉思的样子，强烈地牵动当时我们的少女心。他在漫天飞雪中为程程打伞的画面，几乎成了一代人爱情的象征符号。后来，我在B站看到有人贴出黄晓明版的许文强，撑一把大黑伞，只罩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可怜的冯程程颤抖地走在一边，于是愈发怀念起发哥的绅士风度来。

另一个印象极为深刻的视觉细节，是他的黑大衣、白围巾。现在大概没有男人再围那样的白围巾了，但当年可是非常时髦、人人竞相模仿的装扮。为什么是白围巾呢？

有人分析当年香港大导演张彻阳刚美学的设计策略，第一条就是让他的男主角穿上白衣，黑白分明、飘逸出尘；白衣大侠还要有冰雪气质，寒冰般的坚硬阴冷。到最后，英雄赴死，血染白衣，完成一场悲壮惨烈的死亡之舞。不过，比起张彻式大侠们的白衣，许文强的白围巾又多了一点书卷气和暖意。

作家徐皓峰在分析60年代水华导演的《烈火中永生》时提出，苏联阵营里的经典英雄个个都是糙面壮汉，比如不再酗酒的工人、投身革命的土匪、旧日的老兵油子等，但中国革命片中的英雄烈士都是五官清秀、书卷气的形象。他认为，这种革命者形象源自南宋文天祥。关于文天祥，我只记得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按照徐皓峰的说法，在老一辈人心中，文天祥是深入骨髓的偶像。当南宋的皇帝和太后投降元军之后，当时在狱中的文天祥超越皇帝，表态“丞相不降，天下就不降”，各省军民不听皇帝听丞相，继续抵抗。一个囚徒，却行使了皇权，难怪如此震撼后世的读书人。

我清楚地记得90年代中期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一身肌肉的施瓦辛格骑着大马闯入屏幕（《真实的谎言》），并没有审美上的愉悦感，而只感到怪异和吓人。白面书生做英雄，极文静而至刚强，才是中国男性审美的最高理想。原来如此。

除了爱情悲剧之外，我们当时有没有领略一点许文强的情义两难、道德困境呢？乱世之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他一次次想要逃离自己的过去，却一次次更深地陷入命运的深渊。为什么？因为他心中的道德律不允许他逃避。

为什么他的道德律不允许他逃避呢？冯程程可以不做冯程程，为什么许文强必须是许文强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读了一本《男人到底有什么好的》，作者是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鲍迈斯特教授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按照他的说法，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我们创造了文化，但我们同时也作茧自缚，反受文化束缚与剥削，以确保其自身的稳定繁荣。在这一点上，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

文化如何利用女人，已经有无数论著，暂且不提，但文化如何剥削男人呢？鲍迈斯特教授认为，其方法更为隐蔽。文化对男人的利用，关键在于让他时刻感到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是存在意义上的。做一个男人，意味着时刻要证明自己是配得上“男人”这个称呼的，值得被接纳、被尊重，值得繁衍后代。拨开文化和价值的层层面纱，男人所做的事情，自私邪恶也好，高尚英勇也罢，其实都是被这种压力驱动着。

那么，审美也是文化的诡计之一吗？

30多年后重温《上海滩》，最令我惊讶的发现是，许文强对冯程程是相当残酷的。他重情重义，满腔情义给了国家，给了朋友，给了兄弟，却把全部残忍留给了自己和程程。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从电视屏幕里走出来，要我跟他走，无论他的眼神多么情深似海，我一定会忍痛含泪拒绝：“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审美是审美，生活是生活，我想我终究还是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