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间烟火

1996年，汪曾祺在家中。晚年的汪曾祺常常坐在沙发上打腹稿，一杯茶，几支烟，想好了动笔，极快（FOTOE供图）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写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汪曾祺一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写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纠缠于生活细枝末节的众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写出了《受戒》《异秉》这样风俗画式的清淡作品，美学毋庸置疑，但叙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评论标准曾限制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自我剖析时，汪曾祺一定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份“小”反而成了某种时代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当下读者的目光。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

从民国时的高邮，到战乱时的西南联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张家口，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他写故乡的水和寺庙，大街上的手艺人，写西南联大时期苦中作乐的生活。戏曲要谈，花鸟鱼虫要谈。写作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也要谈。

学者季红真曾评价汪曾祺，说他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汪曾祺，何尝不是在阅读我们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