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脱贫记：能人、物产与山村

 

沘江绕村而过，在云南云龙县形成了天然的“太极”景观，下游不远处即是云龙县城

 

摄影/刘有志

下乡

哨上村村委会的办公楼有两层，背靠着山，面朝着的也是山，对面的山比这边的山还要高，一座连着一座，郁郁葱葱，绵延不绝。尹志芳在这山里住了一辈子，即使在山下生意做得最红火的那几年，他也没动过搬到山下的念头。为什么要一直待在这山中呢？尹志芳嘿嘿地笑着，回答不上来。他今年45岁，是哨上村的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用村里人的话讲，这是“一肩挑”，权力大了，当然担子就重，特别是在这个深藏于大山里的贫穷村庄。

尹志芳这几年的工作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扶贫。他在村委会有个办公室，墙角立着一个柜子，里面放满了那种常见的蓝色塑料外壳的文件夹，仔细一看，内容大都是关于扶贫的，有各类报表、救助材料，还有贫困户子女的就学信息、农村危房改造等资料。2014年开始，村里按照上级要求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此后，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被这些文件夹攻占了。哨上村的村干部包括尹志芳在内一共4个人，加上4个驻村工作队员，村里能抽调出的人手共8人。那两年，他们常常忙到夜里一两点，才有了现在这些记述巨细无遗的表格、文件。这些文件既是关于扶贫的，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通过对村庄生活的扫描也完成了一段村庄史的记录——在几乎难以避免地走向凋敝的偏远山村里，这样的记录更显价值。

我在网络上输入“哨上村”搜索，找到了至少14个同名的村庄，它们大都位于云南境内。尹志芳的哨上村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尽管也在大理境内，但云龙所在的“大理”并不是游客趋之若鹜的那个“大理”，外地来的游客大多不会留意这个小县城。云龙县刚好处在大理州、保山市和怒江州三地的接合部，土地面积有4400多平方公里，约占大理全州的六分之一，但其中98.6%都是山区，人口只有20.8万。本地人在解释云龙为什么贫困时，经常会用一句话来概述，那就是“地处偏远，山高谷深”。外来者一听，就能明白个大概。

云龙到底有多偏远呢？如果翻开地图，云龙县和洱海其实也就隔着一道山脉，然而从大理市区去云龙的路实在曲折，需要绕一个大弯。我们从大理市区所在的下关镇驱车出发，要一路往西穿过漾濞彝族自治县，再向北经永平县境内，下了高速后转入国道，接下来全在山间行车，顺利的话，两个半小时可以到达云龙县城，遇到天气不好或者修路，则至少需要三个小时。云龙县与其说是个县城，不如说是个小镇。县里的房屋都挤在绕城而过的沘江（澜沧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东岸的一处缓坡上，总共也就容纳了1万多人，城里最高的建筑是我们下榻的一家酒店，17层。因为土地供应有限，县城据说已经好几年没有开发商来问津了，没有新房上市，二手房有限，房价一路被抬到了一平方米七八千元。于是，云龙人也觉得无奈的现象发生了：这个在大理贫困程度倒数的小县城，房价却成了仅次于大理市区的地方。

云龙县以白族和傈僳族人口为主。图为傈僳族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儿童

 

至于云龙县到底有多穷？官方的表述是这样的：云龙全县有4个深度贫困乡镇，占大理全州深度贫困乡镇的80%；有47个贫困村，占全县行政村的55.3%，其中24个为深度贫困村，占全州深度贫困村的15.7%；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2533户、48342人，贫困发生率为23.9%。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大，它是典型的集山区、民族、贫困、偏远“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大理州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困中之困、难中之难。

在县城里难有切身体会，我到云龙的第二天上午，县里的干部直接把我带到了哨上村，40多分钟的车程后，我们见到了尹志芳——一个精瘦精瘦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脸庞棱角分明，眼睛睁得大大的，上山下坡，步子迈得飞快。尹志芳告诉我，2013年他当选村委会主任时，哨上村有398户、1104人，他们通过建档立卡，统计出贫困户88户、贫困人口298人。这些人是村里最困难的群体，使他们陷入困难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因学致贫，有的因病或者缺乏劳动力，还有的因为交通条件落后。在尹志芳身后柜子里的文件中，一一记载了这些家庭的生存状况。

尹志芳得知我们想去最贫困的地方看看，吃过午饭后，他就把我们带到了哨上村最偏也是最穷的一个村民小组。那里离村委会的驻地还有十几公里山路，没有硬化路面，全是土路和碎石路，途中要越过山中溪流，从山谷一路绕着山体爬升，海拔高度从1600多米升到了2600多米，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傈僳族聚居的村落。尹志芳开着一辆国产SUV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尾随。山里的村落太分散了，看着只隔几个山头，开车有时要跑上一两个小时。同车的干部告诉我，扶贫工作需要村干部们经常下乡，但村里一般不能配公车，尹志芳就只能开自己的私家车。他一年要烧一万多块钱的汽油，这笔钱几乎相当于他当村干部年工资收入的一半。

我被一路的颠簸弄得灰头土脸，开车的司机则气定神闲，娴熟地操纵着那台有十几年车龄的越野车。车走惯了山路，虽然一年当中大修小补不计其数，但司机不担心车，他最怕的是雨天和山羊。天气预报显示山里每天都有雨，但局部小气候变幻无常，你永远说不好哪片山头会下雨，何时下，又会下多大。下乡途中如果遇到大雨，行车的风险系数就会成倍增加，塌方、滚石甚至泥石流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司机怕下雨。不下雨的时候，走山路也不安全。司机告诉我，他前不久下乡途中就遇到了一次险情：有村民在山上放羊，山羊踩下来的石头直接砸到了前挡风玻璃上，玻璃被砸出一个窟窿，好在人没事。

9月份，大栗树茶厂的采茶工忙着采秋茶

 

作为国家行动的扶贫

今年5月，云龙县正式脱贫摘帽，退出了贫困县行列，但“脱贫不脱钩”，县里的扶贫工作依然在继续。9月中旬，我到云龙没多久，邻近的边境城市瑞丽暴发疫情，云南省各级政府又紧张起来。县委书记段冬梅连轴转，会议一个接一个，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2012年，她刚被调到云龙来当县长时，对云龙唯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苗尾傈僳族乡（当时的表村乡）天灯村的学生村纪录片。“当时看到小孩开始上小学就要自带锅灶和柴米油盐自己做饭吃，觉得很痛心，看着看着就流泪了，老想怎么还会有那么贫困的地方。到云龙工作后，恰巧我当县长期间的挂钩村也是天灯村，随即马不停蹄地走村入户，云龙的贫情大大超乎我的想象。”

在云龙这样的边远地区，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其实一直存在，但它到底是什么情况，包含什么内容，过去一直是模模糊糊的，难以辨识。云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利春是土生土长的云龙人，他曾长期在乡镇工作，了解基层的情况。“以前其实大家一直也都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基础设施比较滞后、人均收入较低、群众生活较为困难、信息较闭塞的地方。这种认识是一直存在的。”杨利春坐在办公室里，端着茶杯，用一口带有浓厚方言腔的普通话谈道，“那个时候是一个总体的认识，知道我们需要发展。在村里面，你家过得好一点，富裕一点，房子建得好一点，都是些直观的感觉，没有准确的概念。”

直到国家发出脱贫攻坚战的号令后，一个从上到下、覆盖全国的扶贫网络建立起来，各级党政组织也纷纷动员起来，贫困不仅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怎么分工，怎么部署，从中央到地方摸索出了一整套方法论，并且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权责体系。以云龙县为例，作为大理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首先是大理州的“四班子”（即州党委、州人大、州政府和州政协四个领导班子）主要领导直接挂钩云龙县4个深度贫困乡镇的脱贫攻坚工作；到县一级，则实行县级领导挂片联乡包村和部门包村机制，云龙县委常委和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党组书记分别担任乡镇脱贫攻坚第一书记并挂包全县11个乡镇，实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县级各部门分别挂包，包保全县86个行政村（社区）。所谓“挂包”不是挂个名字就行了。杨利春所在的农业农村局也有专门挂钩的乡镇，局里几乎每个职工在村里都有挂包的贫困户，一般是一人挂5户，平时贫困户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挂包人负责沟通协调，解决不了的要向上级反映。“有时候贫困户家里遭了灾、生了病，或者农产品滞销了，干部职工自掏腰包、组织捐款都是常有的事。”

在哨上村采访时，我们遇到了48岁的杨新云。他本是隔壁文兴村的村民，那几天刚好来哨上村做零工，在施工队帮忙修路。杨新云一家是一个典型的脱贫故事。致使他家陷入困境的是一次意外伤害。他们夫妇平时以种地为生，农闲时出去打零工。前些年，他的妻子给人做小工时，被砖头砸到头部受了重伤，由此丧失劳动能力，又患上头疼的后遗症，需要吃药缓解。家里只剩下杨新云一个劳动力，还有两个女儿需要抚养，入不敷出，经济条件开始变得困难。

杨新云穿着迷彩外套，蹲在核桃树下抽烟，可能是因为语言不太顺畅的原因，他的讲述并不连贯。在村里找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上，我对杨新云一家的情况有了另一个角度的认识。这张表格首先写明了杨新云家的基本情况，然后在前面注明了他家的帮扶（脱贫）责任人是云龙县总工会副主席，并附有手机号码。2013年纳入建档立卡时，杨新云家人均纯收入为1661.31元（2013年的农村扶贫识别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2016年退出时，人均纯收入3520.56元，达到脱贫标准，且有换季和日常换洗衣物，有必备口粮。杨新云一家的住房也从2013年的“土木结构，面积90平方米，需拆除重建”，到2016年变为“砖混结构，面积120平方米，安全稳固”。这次住房改造，杨新云还得到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9500元。除了这些，他家在教育、医疗、饮水等方面的情况及相应的帮扶措施也都有分别叙述。在另一张《2019年家庭收支明白卡》上，对杨新云一家五口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入明细则有更详尽的统计，这一年，杨新云一家的人均纯收入为8911.81元。

这些数据和信息都是各级扶贫干部一家一户入户调查得来的，杨利春介绍说：“我们现在能做到哪家养了多少只鸡，养了几头猪、几头牛，种了几亩地，有几亩核桃树，几亩中草药，家里的房子是什么状况，经济收入有多少，这些情况都能摸清楚。根据这些再对贫困户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对策。”村里的农户则被分成“一般关注户、重点关注户、特别关注户”三类，进行分类、分层、分册管理和施策。

作为县委书记，段冬梅这几年下来把县里86个行政村全跑遍了，她形容这场脱贫攻坚战役是“背水一战”。如何让这支庞大的干部队伍保持持久的战斗力，并不是一件易事。段冬梅说，县里一方面很注重从干出实绩的扶贫人员中选拔干部，另一方面也要经常和扶贫干部交心谈心。为了让扶贫干部没有后顾之忧，从2016年开始，县里帮扶贫干部全部交了保险。扶贫既然是组织干部的责任，也就意味着失责必有惩戒。据云龙县扶贫办提供的数据，2014年至2019年，云龙县扶贫领域立案查处117件123人，问责68人、4个村“两委”班子、4个村党总支；通报曝光61批次282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件31人，立案查处7件12人，问责3件19人。

哨上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尹志芳

 

能人

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十几年，尹志芳也曾经是村里的困难户。他16岁初中毕业后没再继续念书，在他那代人里，因为山高路远，能读完初中的人也不多。家里卖了两头牛，得了400元，这笔钱就成了尹志芳人生的第一笔本钱。他买了一台压面机，村民拿粮食过来，他就开动机器把粮食变成面条，从中赚一笔加工费。这就是尹志芳个人脱贫之路的开端，一场自我驱动的、完全凭借个人努力的人生奋斗。

哨上村的海拔平均在2000米左右，大部分是林地，人均耕地面积少。因为海拔高，粮食产量低，尹志芳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艰难。尹志芳那时候一边搞面条加工，一边寻找别的出路。云南的山里最好卖钱的就是野生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外地商人到山里来收购野生菌，卖到城里，获利可观。尹志芳觉得这个路子不错，自己跑到各个山头，挨家挨户去收菌子，再转手卖给外地商人。外地人免去了下乡的路途之苦，尹志芳也从中赚得差价，双方合作顺利。过了几年，尹志芳就买了车，还叫上亲戚一起做，收购范围拓展到了所有土特产。

人生的意外猝然而至。2003年，尹志芳下乡收购时出了车祸，车子一头扎进了澜沧江，开车的司机是他的一个亲戚，当场身亡，其他三人被甩出了车外，性命保住了，但都受了重伤。尹志芳那时候才28岁，全身多处骨折，在家里养了一年多才慢慢恢复过来。车祸让他的人生积累全部清零，还背上了2万多元的债务。可山里人有股韧劲，一旦身体复原了，他又重操旧业，接着去跑山路收菌子，家里的活一样也不落，种核桃、养牛养猪，他很快就走出了财务困境。

2007年，尹志芳被选为哨上村村委会副主任。2013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始后，乡里希望尹志芳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带动更多的贫困户。那时候，杨利春正在哨上村所在的检槽乡担任乡党委书记，他回忆，乡里试图在各个村培养一些能人出来，尹志芳就是他们看中的一个培养对象。他头脑活跃，干劲十足，人也实诚，在村里口碑不错。这一年换届的时候，尹志芳提出了组建专业合作社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他顺利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还担任了村支部书记，把担子全部挑在了肩上。

因制盐而兴的诺邓古村，明清时期建筑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

 

2013年，四方福合作社在哨上村成立，起初只有11户村民加入，主要还是村干部和几个建档立卡户，任凭尹志芳怎么动员，其他村民也不理解、不加入。这11户村民每户以5000元入股，一共集资5.5万元，合作社就先运转起来了。哨上村主要的经济作物是核桃树，有1万多亩，这里出产的核桃叫“四方果”，品质好，但过去各家都是自己收、自己卖，一遇到行情不好就会滞销，卖不出好价来。尹志芳说，办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分散的种植户统一起来，统一品牌，统一销售，面对收购商时才有议价能力。第一年过去，社员每户分红1000多元，其他村民一看有甜头，纷纷开始加入。到现在，哨上村大半人家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所有的建档立卡户都加入其中。合作社除了种植主营的四方果核桃，在尹志芳的推动下还开辟了林下经济，专门种植中药材，从重楼到木香、野生三七，尹志芳带着大家不停地试种。这些资源大多是山上本来就有的，尹志芳以前也是用土办法，去山上挖个根块回来种在院子里，看能不能长出来。就这样，合作社推广的产品种类日渐丰富，还和外面的企业合作，开辟了黑猪养殖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因为合作社的成功，尹志芳在当地获得了 “小马云”的称号。

2018年在乡党委的帮助下，尹志芳联合检槽乡6个村的合作社，在乡政府驻地组建了“十方福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带领合作联合社在2019年实现线下农产品销售2200多万元、线上销售130多万元，带动64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致富。

民间能人被吸纳进扶贫队伍，在扶贫工作中能发挥不小的能量，这一点，云龙县政府看得很清楚。和尹志芳进入体制队伍不同，杨伍松是用做企业的方式带动了一个产业。杨伍松是诺邓村人，他创办的诺邓火腿厂年产值已将近一个亿，一年出产1万多只诺邓火腿。

诺邓火腿原产于诺邓古村。古村离云龙县城约5公里，村子盘踞在半山腰，保留了大量明、清两朝建筑，层层叠叠，颇为壮观。这是一个因采盐而兴盛的千年古村，村中制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村里的盐井叫诺邓井，出产的盐叫“诺盐”，过去是茶马古道上最值钱的大宗商品之一。在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控制此地盐业，专门派出了正五品的提举大人在诺邓设立衙门，管理盐务。村中来往的公差、商人和贩夫走卒络绎不绝，诺邓村也一度成为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

到了杨伍松成长的年代，诺邓村已经陷入衰败，制盐主要被国营盐场垄断，井盐逐渐被海盐挤出市场，诺邓村村民不得不寻找别的生计。但因为地处矿脉之上，水土不宜种植，诺邓村逐渐变成远近闻名的穷村落。

杨伍松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后来回村种核桃，50亩的核桃树种下去，水土不服，几年过后基本没有产出。2003年，杨伍松在村里的古戏台旁边收拾出几间房，开了一个小作坊腌制火腿，这就是诺邓火腿厂的前身。腌火腿是诺邓村的传统手艺，腌制时间通常是在入冬时分，村民杀猪过年，两只后腿就用盐腌起来，作为全家一年的肉类来源。在村里，家家户户的腌制方法和工序都有差异，腌出的火腿各有风味。

横跨沘江的松炼桥是连接山村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诺邓火腿过去一直只在云龙及周边有些名气，杨伍松的火腿厂规模很小，受到季节和原料的限制，一年只有一两千只火腿，但基本不用拿出村去售卖，在厂里就被人抢购一空。不过，杨伍松并不满足于小作坊生产，他想把厂子做大，于是开始到全国去跑展销会，把自己的诺邓火腿申请了商标，还拿去和别的火腿比拼。真正让诺邓火腿名声大噪的是在2012年，诺邓火腿登上了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此后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而来。诺邓火腿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品牌，为了使更多贫困户共享诺邓火腿公共区域品牌的红利，包括杨伍松的火腿厂在内，在县里的几家火腿加工企业的带动下，原料、工艺、品牌和包装销售标准都得到了统一，有1000多户贫困户、边缘户参与到火腿产业中来。

除了尹志芳、杨伍松，这样的能人还有不少。比如云龙当地有名的大栗树茶厂的老厂长尹何春，上世纪80年代创办茶厂后，他把茶厂做成了一家年产值数千万元的企业。2013年，已年满70岁的他放下茶厂，自己又回村做了村委会主任，一直到2018年去世。在他任职期间，大栗树村顺利完成了脱贫任务。这些能人起先多是自发生长，靠着个人奋斗从山村里脱颖而出，在后来的扶贫工作中，他们响应号召、发挥作用，又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认可。

诺邓村的古盐井，如今为了发展旅游被保护起来

 

物产优势

“山高谷深，地处偏远”既然是云龙县在自然地理上难以更改的劣势，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劣势转变为优势。封新城去云龙考察之后，给出的答案是——物产。封新城是《新周刊》杂志的创始人、前总编辑，卸任之后，他跑到大理洱源县一个叫凤羽的古镇搞起了古村落开发和保护，在他几年的经营之下，凤羽已经成为大理周边旅游新的目的地，也是各地考察乡村振兴的示范地。封新城因此认识了云龙县委书记段冬梅，并在她的邀请下到了云龙。“既然人进不去，那就把东西卖出来。”这是封新城给云龙开的“方子”。因为做旅游，云龙和大理周边地区相比不具优势，路不好走，和其他旅游目的地难以形成联动。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路途遥远，工业发展不起来，地理环境又相对隔绝，所以这里的水土干净，没有污染，出产的东西更加天然，这正符合现在的消费趋势。

就拿诺邓火腿来说，其秘诀在于诺邓井盐和本地散养的黑猪。杨伍松介绍说，他厂里每年生产的1万多只火腿，大部分是从山上的村民家里收购来的，因为腌制诺邓火腿最佳的是散养的黑猪后腿肉，它和圈养的猪肉质差别很大。每年到了冬天腌制火腿的时节，火腿厂就要到山里各处收购。另一个关键在于盐，诺邓的井盐与我们现在常用的碘盐不同，它不含碘而有丰富的钾元素。据说普通的大粒盐只能腌透六层肉，而诺邓井盐至少可以腌透七层，即使腌制的时候盐放多了，味道也不会带苦。

在诺邓村，如今，盐井的卤水像自来水一样接到了村民家里，只要拧开水龙头，卤水就能流进桶里。煮盐是个苦力活，村民在门口架起一口大铁锅，一锅能装400斤卤水，经过连续熬煮十几二十个小时，才能出来60斤盐。这些盐既可以拿来腌火腿，也可以直接售卖给村外的人，通过这两项，一年所得收入就颇为可观。

诺邓火腿产业的发展同时支撑了云龙的生猪养殖业。我们这次也去拜访了县里最大的生猪养殖合作社之一——长新乡大岩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它的创办人杨娟花是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村妇女，高瘦个子，皮肤黑黑的，穿着朴素。她今年38岁，父亲和大姐在她13岁那年相继离世，家里还曾失了一场大火，一贫如洗，她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升学。2004年，她盖了一个猪圈开始养猪，起初也不顺利，小猪仔成活率低，她不服输，自己找资料，跟人请教，钻研养殖技术，还专门考了兽医证。养猪场在她的经营下一步步发展壮大。2013年，她在乡里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带动长新乡周边近400户村民加入养猪行业，全社的年销售总收入达到7000多万元。

诺邓火腿厂，工人忙着处理腌制好的火腿

 

生猪养殖通常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村镇，而且靠近水源。海拔更高的地方不适合养猪，但可以发展高山种植和畜牧。尹志芳就把中药材木香种到了海拔2600多米的山上，让原本种豆子、玉米的傈僳族村落可以发展经济作物，收入大大增加。大栗树茶厂的尹何春则开辟出了“最接近天空的茶园”，他把大叶茶成功种在了海拔2300～2600米的高山之上，这甚至改写了教科书里写着的2100米的种植极限。大栗树茶厂现在的厂长杨继洲告诉我，茶厂一年的用工支出为4000多万元，他们招的大部分是附近村民，固定工人有78名，春节采茶最多时需要600多名工人。大栗树村的就业几乎就被一个茶厂包圆了，村民可以在家附近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县里的干部还带我们去看了云龙天池村的麦地湾梨园，最早种梨的是杨海波的父亲，他们一家在山上尝试过种苹果、核桃等等，但他们村的那片山地最终被证明还是最适合种梨。梨树长势良好，村民们纷纷效仿，几年时间山上就有了几千亩梨园。山区的气候、水土和海拔差异很大，云龙无法像平原地区一样全县专做一个产业，而且因为林地保护政策，也不能再随意砍伐林木，只能让不同的村子、不同的乡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尝试，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大栗树茶厂现任厂长杨继洲

 

《新周刊》创办人、前总编辑封新城在做乡村振兴的尝试

 

但杨利春非常明白，农业是个难做的产业：“一是它的参与者，也就是农民的素质千差万别；二是它受到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不行，有病虫害也不行；三是投入周期相比加工制造业长很多，短则一年半载，长的需要四五年，加上市场的不确定性强，价格波动大，这其中就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为了增强产业实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云龙县的做法是引进龙头企业。杨利春透露，今年县里已经引进了两家生猪养殖的龙头企业。另外，大大小小的合作社也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云龙全县一共建立了400多个专业合作社，大部分村民，尤其是贫困户都加入其中，并完成了脱贫。

其实云龙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办过工业园，但收效并不明显。到头来，要想摆脱困境，村民们还得靠这一方水土。云龙的生物资源丰富，物产很多，关键是怎么盘活。要想办法激活村庄，阻止村庄因年轻人流失而带来的颓败趋势，对云龙人来说，以更好的产品与外面的市场进行交换，获取回报，村庄才可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