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盐池：让农民主动探索脱贫机会

 

宁夏黄土丘陵区的耕地。因为过度干旱，包括盐池在内的宁夏南部山区甚至曾被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

 

摄影/于楚众

致富家庭

活了50多岁，曾记畔村的村支书朱玉国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全村颗粒无收，准确说，连种子都没种下去。曾记畔村的主要农作物是荞麦，最迟在白露后6天内就得下种，但今年的第一场春雨，在白露20天后才姗姗落下。9月17日，从盐池县城开车前往曾记畔村，展露在我们眼前的，除了紧贴地皮的青绿草皮和刚刚翻过的泛白干土之外，什么也没有。

如果是往年，这个季节的路边，会有无边无际的荞麦花海，粉白莹润，连天接地，在广阔的黄土高原的单调风景里，成为一抹难得的亮色。“可惜你们看不到了，拍不了照。”朱玉国说，语调里有轻微失落，但更多的是轻松俏皮。朱玉国的轻松是有底气的，这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

9月15日，朱玉国在村民家门前，作为同时代少有的中学毕业生，他一辈子都留在曾记畔村，从未外出务工

 

曾记畔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西北20公里处，全村人口2100多人，以荞麦为主要农作物，它曾是这个小小村庄主要的生活保障。今年一颗荞麦都没有种下去的原因很简单，曾记畔村一块水浇地都没有了。水浇地就是有水源保证，又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在盐池县分两种，一种是黄河引水灌溉，一种是打井灌溉。在20年前的盐池县，一户人家，只要拥有一亩以上的水浇地，就意味着可以脱贫了。但曾记畔村人均土地14亩，全是标准旱地。

作为外来人，如今已经很难体会到，缺水曾在这里留下了多深的印记。朱玉国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村里人饮水，还是靠黄土坡上的窑窖，几户人家合挖，口小肚大，像窑洞一样，斜斜地楔进黄土地里。窑窖用当地的一种黏土刷了壁，就等着下雨引水，存储起来，供吃喝洗漱。有时候没看住的羊会走到窑窖找水，留下一层屎蛋子，碎屑常年漂在水面上。

窑窖没水的时候，需要走2公里多路，到一个公共地下水井取水。朱玉国记得，有一次下午，他妻子说，家里没水了，嘱咐他赶驴车去拉一桶水回家。下午人多，朱玉国决定晚上再去，一觉睡到半夜11点出门，结果到了那儿一看，水井边停着30多辆驴车，围得死死的。井里的水早干了，只能一点点渗，没人愿意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怕排到后面就没了，于是一碗水一碗水地轮流分。第二天中午12点，朱玉国终于集满一桶水回了家。

干旱对收成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荞麦，收成好的时候，一亩能收500斤，气候一旦不好，有时只能收150斤。正是因为极度贫困，2006年，曾记畔村成为全国首批村级互助资金试点村之一，由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直接拨款20万元，直接发放到村委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唐丽霞当时是考察确定试点村落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她记得，当时曾记畔村还全是土路，几乎见不到砖房，村委会就在两间土坯房里办公，根本没有像样的办公室。那种“冬天风一刮，白茫茫一片”的苦寒画面，在她脑海里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由中央下发的脱贫专项资金进入村里新成立的互助社公共账户，再借贷给村民，帮助他们发展增收产业。如今的养羊大户王昶，就是在2006年通过获得的第一笔资金实现脱贫的。王昶今年53岁，命苦，他父亲原是银川市下辖的永宁县人，年轻时因为永宁老家土地不够，解放前逃荒到曾记畔村，娶妻生子。王昶的母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留下4个儿子，王昶是最小的一个。王昶的父亲在他17岁那年去世，当时兄弟四人还都未成婚，只有50多亩土地和两口窑洞可供温饱，另有10多只滩羊，成为家用来源。

9月16日，王昶在自家羊圈里，去年儿子成婚花掉90万元积蓄，今年他又向银行贷款了10多万元，用以维持目前的羊群开销

 

因为穷，王昶的二哥、三哥成年后很快入赘到外地，家里只有一个大哥，结过婚，但妻子过门没几年就去世了，大哥成为鳏夫。为了成家，1987年，20岁的王昶同样入赘到20多公里外的下王庄村。岳父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招了王昶做上门女婿。成婚时，王昶带走了家里仅剩的财产——15只羊，当作彩礼。

下王庄的村民住的也是土坯房，但每个生产队都有机井，可以抽出地下水灌溉，一口井一次能浇100多亩地，够温饱了。岳父家也不富裕，王昶带去的十几只羊平时产仔卖肉，可供家里日常开销。但跟曾记畔村相比，下王庄村人多地少，王昶岳父一家只有11亩地，王昶的两个女儿出生后，一大家人的口粮成了问题。1992年，王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曾记畔村，随身的财产只有一口锅。羊，一只也没有带回来。

回到曾记畔村没多久，王昶就带着家人去了永宁，在一家玻璃厂烧锅炉，一个月300元。当时，王昶的妻子避开计划生育，又生了一个男孩，在照顾三个孩子之外，再无余力工作，王昶的收入是一家五口的全部生活来源。随后，2000年最小的儿子7岁时，为了孩子上学，王昶带着一家人又回到了曾记畔村。

回到村子里，除了收成极不稳定的农作物，王昶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挖野生甘草，一斤一角钱，两个成年人在荒滩上从日出挖到日暮，一天挖100多斤，卖10多元，一年能卖七八百元。卖完两口子笑得合不拢嘴，坐在炕上数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其实王昶是想养羊的，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整个村子里许多人家唯一的增收渠道。

但王昶回到村里的200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上世纪8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盐池县的沙化土地面积一度达到土地总面积的82.3%，因此，从2000年开始，盐池县提出“生态立县”战略，至2002年，实现全面封山禁牧，提倡圈养滩羊。这意味着如果养羊，除了买小羊羔，还需要造羊圈、买饲料，成本与散养时截然不同。

2006年的互助社借贷资金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伸到了处于泥潭中的王昶面前。在那之前，他试过各种办法，都没有凑到钱。按照村里的规定，他第一年可以贷2000元，年化利息3.62%，年底如果能结清本息，第二年可以继续贷。王昶记得，就是用那2000元，他盖了羊圈，买了15只母羊和1只公羊，用自家地里的玉米秆喂养，不到一年，就收获了一批小羊羔，赚回了第一笔资金。并且，有了羊群做抵押，年底王昶又找银行借了5000元，还掉村里合作社的2000元，不但获得了新一年的借贷资格，还用剩下的钱又买了20只母羊。

王昶不善言辞，说不出养羊有什么窍门，但确是实打实的养羊能手，从最初的15只羊，他的羊群从未出过灾病，一路顺利地越滚越多。采访时，他家羊圈的滩羊数量是230只，包括100多只母羊，而这个数量，是他2019年卖掉100多只羊后的规模。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他每年卖羊的收入都超过20万元。用这些积蓄，他为家里盖了新房，装修得跟城市商品房一样，还为儿子在盐池县城准备了婚房和轿车。

 

宁夏惠民小额信贷公司董事长龙治普。随着盐池经济的好转，他这几年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宁夏其他贫困地区

 

封山禁牧后的滩羊产业

王昶家的脱贫故事，听起来简单而线性，但实际上，支撑这个故事成立的当地扶贫探索，远比这个故事表面呈现的复杂深厚得多。

如今养殖业收入占曾记畔村总收入的60%左右，其中大部分人家养的是滩羊，由蒙古绵羊选育而成的一个品种，特征是尾长、身矮，一年一胎，一胎单只，一般6至9个月就可出栏，体重大都在36～48斤。因肉质细嫩，风味突出，远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不应求，价格也连续多年上涨。

盐池县养滩羊的传统由来已久。盐池县农业农村局滩羊站工作人员孙永武告诉我，滩羊原本在宁夏全境养育较多，但渐渐地，别的地方改养了其他品种的羊，盐池成了仅剩的核心保种区。最开始，这是无奈之举，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县里也想引入小尾寒羊，这种羊年产2胎，胎产2～6只，甚至8只，体重可以长到滩羊的两倍以上。但经过比较后发现，体格高大的小尾寒羊在盐池的半荒漠化牧场里觅食，采食效率远低于滩羊，根本吃不饱，不长肉。滩羊仍然是当地首选的养育品种。

虽然在宁夏滩羊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出产数量和效率不高，育肥周期又短，一旦价格不稳定，养殖户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村里一位养殖户鲁永胜告诉我，2010年左右，滩羊的价格还不到1000元一只，但2012年至2013年之间，突然就猛涨至1300元一只，随后又在2014年上半年骤然跌落到600元左右。因此，在那几年，鲁永胜家的羊群规模虽然已经达到200只以上，但连房子都不敢建，依然住在20年前的窑洞里。他担心，财产会一夜消失。

和其他羊肉比起来，滩羊最大的特点是膻味小，在传统吃羊较多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并不受欢迎，相反，这一口味符合内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消费者对羊肉的偏好。但地处西北，如何把滩羊作为标志性产品，输出到盐池甚至宁夏以外的发达地区，曾是长期困扰盐池地方政府的问题。

滩羊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早在2006年就获得批准，但农民卖羊，依然是赶到市场上跟其他羊一起卖，体现不出什么差异，其价格涨落也被紧紧捆绑在行业之中，很难独立。实际上，当时除了滩羊，其他农牧产品也面临着相同情况。唐丽霞记得，早在2010年以前，宁夏各地就已提出“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的农牧产品输出策略，但基本难以见到成效。

宁夏固原市三营镇传统的羊交易市场，过去养殖户会直接到市场上交易，随着电商的兴起，这一模式在部分地区正在渐渐发生改变

 

因此，从2009年开始，盐池县对滩羊产业加大投入。投入的第一步是引导农户做标准化养殖，半斜坡式，同时鼓励相关的科研机构专门为滩羊研发饲草，建厂统一配送，对母羊进行扩量，对公羊进行投放。

在引导标准化养殖的同时，自2016年起，盐池县通过招标，与浙江大学农业品牌研究院合作，对滩羊的公共品牌进行建设。过去，在宁夏本地，大多数人都知道盐池的滩羊最好吃，而盐池人甚至对不同乡镇的羊肉都有偏好，但在外地却鲜为人知。因此，从杭州G20峰会开始，盐池政府每年都会抓住各大高端会议的机会推介滩羊，使之成为“国宴”使用肉品，并借此宣传。在和一些高端酒店合作时，品牌推介也是盐池政府的重要考量之一。

通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建设，盐池政府为滩羊奠定了产业知名度，2017年，盐池的国营企业滩羊集团应运而生。金建仁是滩羊集团的董事长，他告诉我，滩羊集团的作用是为普通养殖户和终端消费者建立一个平台。在养殖户一端，滩羊集团鼓励养殖户与集团签约，由集团统一配送标准牧草，在羊舍周围建设羊跑道，每天上下午赶出滩羊运动两小时以上。这些羊舍都配上了直播摄像头，方便集团远程实时监管羊舍的饲养情况。

而那些没签约的普通养殖户，滩羊集团则通过免费接种疫苗、佩戴芯片耳标完成溯源。耳标信息包括羊的出生日期、养殖家庭和疫苗接种情况。无法溯源信息的滩羊，滩羊集团不会收购。但只要有耳标，符合标准化养殖，滩羊集团不但以市场最高价格收购，同时还为每只滩羊补贴30元。

集约化生产的优势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金建仁告诉我，今年疫情期间，滩羊集团是盐池县最早复工的企业，在道路封锁的情况下，为养殖户前后送出了1500吨牧草。

除了在生产阶段把控好质量，滩羊集团更重要的任务是，为盐池滩羊搭建销售体系。金建仁告诉我，滩羊集团如今有三种销售模式：一种是直营店，在北京和银川各有一家店，主要做商品展示；一种是通过经销商贩卖，这一类羊肉主要去了高端餐厅或酒店；第三种则是通过运营商与各线上平台如京东、盒马、美团等合作，这也是过去几年增长最快的一个销售渠道。

在滩羊集团的展览室里，工作人员向我展示了一个冰柜的滩羊产品，根据各个部位，精细地分成了10个细分产品，包括羔羊排段、羔羊外脊肉、法式小切等。这些产品是上海盒马鲜生店的滩羊专柜产品，其中最贵的法式小切，单价达到220元一斤，一份产品不足半斤。这其实不符合盐池人吃羊的习惯，因为当地居民买羊总是买半只，或一条腿。对羊肉进行如此精细地分割，则是滩羊集团成立后，专门派人去外地考察学习后研发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产品在一线城市深受欢迎。工作人员说，光今年以来，这一柜产品就带来了3000万元的销售收入。长期和一线城市的消费市场接触，滩羊集团甚至还开发了新的销售模式——鼓励客户通过微信小程序，定制认养全羊。认养的滩羊，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端随时查看饲养情况，甚至单独购买饲料喂养。这样的定制滩羊，价格在1800至3000元一只，今年以来，已经有6000只这样的滩羊被高价预定了。定制的滩羊，达到约定宰杀期后，将由滩羊集团宰杀，再根据客户的需求分割，立刻降温到零下30℃锁鲜，然后全程冷链送出。从这个尚未通高铁的偏远县城出发，最快只需要两天，就能送达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客户手中。

金建仁说，正是因为有全产业链支撑和品牌效应，盐池滩羊如今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远高于其他品种的羊肉。根据他们的观察，在2018年到2019年，滩羊出栏价格比普通羊每公斤高出10元以上，即使非洲猪瘟整体推高了牛羊肉价格后，盐池滩羊的出栏价格依然比全品类的羊每公斤高出5元。

9月16日，滩羊产业发展集团的宰杀车间，客户可以从玻璃窗观看羊肉处理的全过程。车间采用全封闭模式，能无缝对接冷链运输

 

信誉和机会

盐池滩羊的市场体系是如何搭建的，王昶这样的小养殖户并不完全清楚，但他明白的是，只要按照标准勤恳养羊，生活就不会出现大的波折。不过有一点王昶算得清楚，如今养羊跟10多年前不一样了，养殖户的规模如果在100只以下，只能实现家庭收支平衡，如果想要致富，养羊规模起码得在100只以上。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是一门存在资金门槛的生意了，很容易将那些真正贫困的家庭拦在门外。

事实上，他曾经受惠的金融互助社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长期存在的。唐丽霞告诉我，曾记畔村的金融互助扶贫，最早其实来自盐池1996年就开始探索的小额信贷项目。

如今的宁夏惠民小额信贷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治普是最早在当地探索这一模式的先行者。龙治普是盐池本地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工作，1994年开始担任盐池县沙边子治沙研究基地主任，既主持治沙工作，也承担着带领当地农民脱贫的任务。

在如何给贫困户发放资金上，他遇到过极端的例子。90年代，他在吴忠市下辖的另一个贫困县同心县考察，结果看到一户农民住着两间土坯房，建筑年限起码有三四十年了，看起来摇摇欲坠，即将倒塌，但就在这两间寒酸的住房旁边，却盖着两间气派的砖木结构牛棚，没有牛，堆满杂物。

龙治普很不解，为什么要盖气派的牛棚，却不翻修住宅？结果农户告诉他，盖牛棚政府有补助，拿到补助后牛棚拆了，材料还能再卖几千元，比盖住宅划算多了。龙治普又问，既然牛棚都盖起来了，为什么不养牛呢？农户给他的回答是，自己既没有钱买牛，也不懂得如何养牛，不想冒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资金就不可以发放，因为在1994年左右，龙治普跟一些国外机构合作，曾向农民发放过小额信贷资金，他亲眼看到，有的农村妇女用1000元起步，变成了村里的养猪大户。所以重要的是，资金如何发放。龙治普一开始的摸索是，用一批30万元的小额信贷，设计成2万元一户贷出去，帮助农户发展产业，6%的年化利率分10次，半年一次偿还就可以了。但那次试验的结果是，借贷的10多户农民，大部分都没有归还资金，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政府的扶贫资金就是无偿使用的。面对这种失信，龙治普无计可施。

有了这次经验，龙治普开始去国外考察，重新设计了自己的借贷模式，其核心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五户联保，结成借贷小组，共同完成借贷，小组成员之间虽然不承担其他人的还债风险，但能识别出勤劳又有信誉的村民；二是以女性为借贷主体，因为贫困地区的女性获得资源的渠道更少，也更有信誉；三是小额起步，第一年贷款1000元，在还贷的基础上，逐年提高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一年5000元（如今一般是一年5万元），这一金额设置的好处是，可以精准找到那些需要小额资金的真正贫困户。

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是成功的，那些率先脱贫的农户会对周围人形成示范效应。龙治普告诉我，那个最早从1000元起步的农村妇女，最后带动了一整个村的村民养猪，还成立了养猪协会。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龙治普主推的这一小额信贷模式走向宁夏多个贫困县份甚至临近的甘肃，而曾记畔村正是龙治普早期合作试点的村庄之一。唐丽霞提醒我，小额信贷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盐池当地培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扶贫资金也需要有偿使用。

正是在前期小额信贷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层面的金融扶贫试点村——曾记畔村的探索走出了更远的步子。朱玉国告诉我，村里最初的20万元互助资金同样是按照五户联保、2000元起步的模式借贷出去的，不同的是，联保组内的成员需要互担风险。这样带来的问题是，王昶这样的贫困家庭，无人愿意联保，因此朱玉国又设计了党员“一帮一”模式，这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另外不同的一点是，普通的小额信贷通常不会规定资金用途，而曾记畔村的互助社贷款则明确规定，借贷人员必须将资金用来发展产业。为了尽量降低意外带来的风险，朱玉国还跟保险公司合作，开创了一种金融类保险。也就是当居民借款后，由村集体按照千分之四的比例缴纳保险，当村民家的家庭支柱人员出现死亡、大病等意外时，保险公司可代为还贷。

这一政策的来源是，2009年村里两个分别贷款5000元的村民因车祸去世，年底时，两家人照样都到村里偿还了债务。这件事让朱玉国心里非常难受，原本用来扶贫的资金，因为意外，反而让贫困家庭的财务雪上加霜。所以当年年底，他到县城里的保险公司询问，是否可以给农民借债买保险。他记得，当时的保险公司根本没有这一险种，他反复跑了8趟，才最终见到保险公司的省一级领导，并建议对方研发了针对当地农民的金融险种。从那时开始，曾记畔村的借款村民中，又有6人发生过意外，总借款金额9万元，最终都由保险公司进行了赔付。

为了让这一模式稳定地发挥作用，朱玉国还在曾记畔村搭建了一个独特的金融信用体系。和城市里的金融信用评级不一样，曾记畔村的居民信用评级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居民每年的借款是否按时还清了；二是居民的借款是否都用来发展产业了；三是全村村民匿名打分，是否诚信可靠，是否吃苦耐劳。

如今，除了村里的互助社，普通的金融机构在为曾记畔村村民发放贷款时，也会参考这一信用评级，其中信用等级达到A级的，年借款最高可以达到15万元。正是借助这一金融互助体系，曾记畔村人有外出开修车铺的，有开理发店的，有做餐饮的，还有买半挂车跑运输的，因为起步金额小，决定了做这些生意，大都是从微小的投资开始稳步前进。

2019年，曾记畔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万元，是2006年13倍多。朱玉国并不认为所有人都需要投入滩羊产业，对他来说，理想的情况是有支柱产业可供村民进入，也有资金支持村民外出闯荡，自行探索。在多年的小额借贷实践里，朱玉国观察到一个现象，每年12月5日至10日的约定还款期，第一天就来找他还钱的，永远是那些最贫困的家庭，他理解这一行为的含义，因为贫困，他们更加珍惜哪怕微小的信誉和机会。而这种主动向上的愿望是朱玉国珍惜的，也是他的信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