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为何离婚？
2021-05-06人物 编辑： huazhu
周一，比尔·盖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婚，“经过慎重的考虑和维护关系的努力，我们做出了结束婚姻的决定。在过去27年里，我们养育了三个出色的孩子，并且建立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的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所有人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我们将秉承这一信念，继续我们在基金会的工作。但我们不再认为在人生的下一阶段，我们能够作为夫妻携手成长。在开启这段新生活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获得空间和隐私。”
65岁的盖茨还在讲“成长”，如果梅琳达不再能跟他一起成长，难道有其他人可以？慈善事业可能更难开展，也不太容易量化。
盖茨离婚的消息让他的员工也感到震惊，但路透社说，盖茨夫妇的分歧早有端倪。《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两个跟盖茨夫妇关系密切的人说，过去几年间，盖茨夫妇一直面临着夫妻关系上的斗争。有几次他们的婚姻濒临破裂，但他们都努力保持着。盖茨决定从微软董事会辞职，部分是为了多陪伴家人。”梅琳达说他跟盖茨每天晚上一起洗碗，以保证夫妻之间的平等。巴菲特说，盖茨极其聪明，但梅琳达的视野更宏大。
比尔和梅琳达初识于1987年，梅琳达加入微软担任产品经理。起初梅琳达的母亲认为跟CEO谈恋爱不是好主意。梅琳达说盖茨吸引她的是他杰出的头脑、好奇心和幽默感。1994年他们在夏威夷举办婚礼，为了保证婚礼的私密，盖茨包下了酒店所有的房间，以及岛上所有的直升机。盖茨的父母送了他们一对鸟的雕塑，它们坐在一起看着同一个方向。这个雕像仍摆在他们家门前。
盖茨基金会有1600名雇员，每年捐出大约50亿美元。基金会的CEO说，盖茨夫妇保证他们会继续致力于基金会的工作，继续参加基金会内外的会议，会在将要举行的年度员工会议上讲话。
盖茨的财富是1240亿美元（马化腾658亿美元）。夫妇二人的财富如何安排还不清楚。盖茨一家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之一，还通过Cascade做了很多投资，持有四季酒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大量股份。他们在华盛顿州有一个66000平方英尺的豪宅。这个别墅被称为“世外桃源2.0”，估值1亿多美元。
慈善圈的人说，56岁的梅琳达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她有自己的Pivotal投资公司，如果拿到盖茨在微软的股份，她可以组建新的基金，直接捐给其他她支持的事业。
盖茨在他的新书中开玩笑说：“每年，梅琳达和我都会就我们一年的工作发表公开信，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我决定写一写牛的肠内发酵问题。有一天，在审核草稿时，梅琳达和我进行了一场艰苦的争论，而争论的起因是我可以在公开信中使用多少次放屁这个词。结果，她让我减到了一次。现在，作为本书的唯一作者，我有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我打算继续使用这个词。”
他们2019年的公开信中是这么写的：“农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4%，这包括牛打嗝和放屁时排放的甲烷。”
盖茨在评《蓝图》一书时写道：“我为什么爱我的妻子梅琳达？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可能会给出比我更实际的答案。他认为我们的情感联结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去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血统）得以生存。如果我们遭受攻击，我们的大家庭更有可能成功自卫。我们也更有可能与他人分享食物和必需品，从而让我们更容易地度过艰难的冬天。我给出的爱梅琳达的理由远没有这么实际。”
2019年4月，盖茨称赞了梅琳达的新书，说它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睿智、诚实、优美，她分享了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在工作中变得平等的方式、帮助我作为父亲和丈夫成长方面的洞见……梅琳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个了不起的妻子、母亲、伙伴和朋友。”
《女性的时刻》书封
梅琳达2019年出版了《女性的时刻》，她在书中写到她跟盖茨的分歧和相对地位的微妙变化：“我跟比尔第一次合写基金会的年信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把对方杀了。我当时觉得：“好吧，这段婚姻或许就要这么结束了。”那是在2012年，梅琳达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基金会事务，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这一年恰逢伦敦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召开，我们启动了一项旨在为全球1.2亿女性带去避孕药具的计划。因此，比尔开始规划年信的要点时，自主计划生育问题自然也在其列。我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比尔知道这点，也全力支持。尽管我们说好不进行职责划分，两个人都可以参与所有项目，但由于我们知识结构不同，兴趣爱好各异，所以还是有各自的偏重。当时，我们都同意自主计划生育由我主导。所以，既然比尔准备在年信中谈论它，那我俩合写岂不更好？或者，这部分为什么不能由我执笔呢？有些话题由我来介绍，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响，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发言，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这能提高我的声量，促进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推进我们的目标。这些就是我的论点。比尔却认为，几年来年信机制在基金会运转良好，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争执得越来越激烈，两个人都非常生气。这对我们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考验的不是如何达成一致，而是如何面对分歧。这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在那之前，我们都对彼此心怀芥蒂。”
二人不仅在基金会的工作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在家中也很讲究平等。“多年来，我一直设法确保家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能及时穿好衣服，做完作业，准时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一开始，这些都由我一个人负责，但情况正在悄然变化。孩子们开始替我分忧，比尔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