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在残损的世界，捍卫诗的热情
2021-05-06人物 编辑： huazhu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黄礼孩 供图）
矛盾之上的诗歌
当地时间3月21日，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逝世于克拉科夫，那个他曾在那就读大学、有“波兰文化之都”之称的城市，享年75岁。扎加的去世，似乎标示着被诗人布罗茨基称赞为“20世纪世界文学最丰富的宝库”的现代波兰诗歌那批大师的谢幕。切斯瓦夫·米沃什，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兹比格涅夫·赫贝特……扎加无疑属于这份伟大的名单，尽管这位据称“离诺贝尔奖最近的诗人”，最终没有等到诺奖的加冕。
这多少有些反讽，正像当代诗歌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一样，扎加虽然很早就获得在专业诗歌圈的荣誉，但真正在英语世界的大众中产生影响，却与2001年的“9·11”事件有关。“9·11”发生后，《纽约客》很快刊登了他的诗歌《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半年后，一场以扎加诗题命名的晚会在纽约库珀联盟的大礼堂召开，随后“双子塔的倒塌与波兰诗歌的崛起”的报道，让扎加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诗人，据说许多人把他的诗歌贴在冰箱上。
然而，这并非诗人所写的一首时事诗。一次采访中，扎加谈起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我写下它时是在‘9·11’发生前一年半，在休斯敦，在我的一个疯狂写作期里。我打开一个旧笔记本，其中有这样一行，只有这么一行，‘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在诗里要说的本质，它结合了对世界的赞美，同时又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一直是残缺的。我出生在中欧这样一个残缺的世界，遭到过可怕的损毁。我生长在奥斯维辛附近，这是我的一个深刻的信念，就是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
这其中的错位，正像他写作那首《中国诗》的时间同样早于他2014年来中国。中国人对扎加的接受，基本同步于英语世界。扎加诗歌主要的中文译者李以亮，谈到2000年前后，最早在《世界文学》杂志读到张振辉翻译的几首扎加诗歌时的感受，“那时人比较浮躁，写作也在瓶颈状态，扎加的诗与我气息相通，有那种人文主义气息的东西”。2014年4月，扎加受邀到广州，领取诗人黄礼孩主持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轰动一时。“老扎不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笑的时候你会觉得马上可以走进他的内心。”黄礼孩忆及一周多时间与扎加的相处感受，似乎也印证了他最初读到《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时的感动，“作为诗人，他建立了一种力量，面对黑暗寻找光明。”
诗歌的起点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回想六月漫长的白昼，/野草莓、滴滴红葡萄酒。/那井然有序地长满/流亡者废弃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回到诗歌创作的起点，1945年出生的扎加，面临的正是一个遭到损毁的世界。战后的废墟上，更为魔幻的是，根据雅尔塔会议上巨头们做出的版图划定，波兰疆域发生西移，波兰名城科沃夫划归乌克兰，刚满4个月的扎加跟随家人一起迁移到原属德国的格里维策，一个丑陋、灰暗的工业小城。正因如此，扎加始终将自己划为“无家可归”者。
在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两座城市》中，扎加回忆起自己的知识分子家庭，回忆起在格里维策这个距离奥斯维辛仅30英里的城市的生活细节。在那里，所有东西被分为三类：贵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从利沃夫被驱时带走最有价值的东西：白银、绘画、地毯、水彩画、家庭信物，属于贵族的；德国人留下的实用物：炉子、缝纫机、自行车，属于“后德国的”资产阶级的；然后是战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彼此共存，彼此接触，呼吸各种气味，不断融合，正像是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一样。但是，慢慢地，一些东西上出现了锈迹；另一些东西则因为过度使用而磨损、变薄，终于令人厌恶。”
一方面是大人口中讨论的战争灾难、失去的时光，一方面敏感的扎加也在感受着这座工业小城中冒着热气的牛蒡叶子，公园中光滑的山毛榉树干。这呈现为一种矛盾：“整个世界在吸引我。但在长者眼中，尤其在最年老者眼中，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叛徒。在这个偶然遇到的城市里，流露狂喜是不恰当的。我严肃看待的东西，被认为应该报以距离、冷漠、蔑视。我爱上了那些外在的东西。”
渐渐地，迷恋上了阅读和艺术的扎加，感到了一种疏离带来的诱惑。“我也不知道，什么更真实，是这普通的日子、一般感官认识和判断的东西、公民讨论的东西更真实，还是那有光辉、静止，反映在诗和绘画里的东西更真实，那时候我十六七岁。”
1963年，18岁的扎加进入克拉科夫的雅盖沃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前一年，还在读中学时，已经成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到学校演讲，临别时在他的书上签名“同行A.Z.（亚·扎）”，让他大为鼓舞。在大学校园，得到系主任的批准，扎加被允许在阅览室看到米沃什当时的禁书《被禁锢的头脑》。前辈诗人对他的影响，还要等到后来慢慢发生。
扎加最开始的诗歌写作，恰恰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一次采访中，他谈到自己21岁时经辛波斯卡之手发表在《文学周刊》上的处女作。“第一首诗写的是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我在交响乐团听音乐会，一个乐手晕倒了，我觉得音乐是超时空的，是永恒的，怎么可能乐手会晕倒在舞台上呢？因为乐手晕倒了，音乐就停止了一会儿。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我把我认为永恒的事物和人生的脆弱的对比写出来了。”
可见，战后波兰沉重的历史感，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一开始就进入扎加的写作。尽管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感，迟早要进入他的写作。但更多是一种矛盾的处境，纠葛在他的写作中，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被提炼为诗论般的话语：“活着，是否只需活得更长一点。/献身于某颗更冷的星辰的力量/而偶尔将它嘲笑，因为它如一座池塘的雾/暗淡而寒冷，诗歌生长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
扎加耶夫斯基的“精神导师”切斯瓦夫 ·米沃什
波兰式的谨慎
20世纪后半叶，波兰为何涌现出这么多世界级的诗人，乃至形成一种现象级的“波兰派诗歌”？面对我的问题，黄礼孩首先想到波兰伟大的诗歌传统。“我觉得波兰之所以成为文学大国，与它的诗歌教育有很大关系。我大概了解过，波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诗歌在文学教育中的比例都不同，小学大概占三分之一，中学大概占了一半，大学大概占到三分之二。他们注重传统，不管是米沃什还是老扎，最后都选择回归克拉科夫。那里是他们精神的古都，是怀旧、古典、神圣，是波兰人心灵上的皈依之地。作为诗人生活的家园，克拉科夫的公园里面设了很多凳子，凳子上刻着诗人的名字，有米沃什、辛波斯卡的凳子，也有老扎的凳子。城市里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不同流派互相竞争、自由表达，文学是他们生活中不曾中断过的一部分。”
此外，波兰沉重的历史，对每个波兰诗人来说都是无法绕开的写作资源。“波兰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他们必须有一种幽默的精神，才能化解困难。文学与宗教、音乐、雕塑、电影、建筑一起，是他们化解困境的力量之一。”黄礼孩说。
扎加写作中历史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阅读经验的反拨，以及与带有半地下性质的诗歌伙伴的交流。那便是他所投身的被称为“68一代”的新浪潮诗歌运动。“我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一条属于寻求艺术表现的年轻人的道路。一群20岁的人，一窍不通，那时形成了一个诗歌运动：‘现在’。这名称被认为是一个宣言。”在扎加的回忆中，“现在”是告别悠闲的阅读，回到残酷、丑陋的现实：“一个粗俗的时刻，在一个丑陋的、被莫斯科征服的国家，在每个实际领域都平庸不堪。”
年轻的诗人们，一次次乘坐闷热的列车短途旅行，到各种阅读小组去，然后深夜集体返回，或者就在宿舍过一夜，去村庄举办节目，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久坐、交谈。扎加与科恩豪赛尔合写的论文《未被呈现的世界》，被认为是“现在”诗歌派的诗学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批判的范围从60年代末的一批“跪着造反的一代”波兰诗人扩大开来，指责当代诗歌和小说逃避现实、缺乏探索当代问题的热情与追求真理的勇气。他们希望重塑诗歌讲真话的能力，恢复诗人独立思想的天职，试图以矛盾的诗揭示世界的矛盾。
大学毕业后，扎加首先被派到地方上一所冶金学院，担任马列教员，后来转到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不久因为参与当时的抗议活动被除名。1976年6月，扎加接到来自军方的通知，与一些思想可疑的作家和演员一起，被命令去波兰东南部小城茹别绍夫营地报到，要求服务五个半星期。
远在巴黎的米沃什，如何看待这批诗人？李以亮提到扎加自己的回忆：“米沃什对学生运动是旁观的，知道他们在文学上有作为有抱负，但还是不太同意他们的主张和做法，觉得他们距离文学还比较远，青春期的发泄比较多一些。这点对扎加个人影响非常明显，后来他自己说要告别，作为一个‘有别于异议者的异议者’。”
1979年，扎加赴德国暂居并从事写作。1982年，扎加离开波兰移居巴黎。1983年起，扎加到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从此往返于法国与美国之间。
“扎加在没有出国的时候，就意识到，光写那种抗议性、政治性的诗歌，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李以亮说。这种对以往写作的反省，正如扎加自己所说：“初登文坛时，我被认为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一个政治上坚决反体制的诗人，这有时让我烦恼。这样的诗，我很早就不感兴趣了。我明白，真正的诗歌在别处，在党派的临时纷争之外，甚至超越了（各自意义的）反叛。”
尽管像李以亮说的，在没有出国的时候，扎加就有一种自省的意识，可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到了巴黎，他才更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名波兰诗人，身上自带的那种幽闭历史感与成为普遍意义上伟大诗人之间的某种张力。
到巴黎不久，扎加就见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父亲米沃什。在1983年6月认识米沃什之前，他早已在波兰的地下诗歌圈中饱读了这位前辈诗人的作品，熟悉他的精神脉络，因而两人很快成了朋友。李以亮向我分析，这时的巴黎与米沃什在50年代到达的巴黎已然不同：“当时‘左’的风潮已经过去了，存在主义已是强弩之末，他到了巴黎之后，没有像米沃什一样受到左右夹击。扎加去了以后，作为一个人，显然如鱼得水，很开心；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突然碰到了问题。”
扎加遇到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当他想超越波兰的沉重现实，进行更为普遍意义的写作时，发现与西方世界对流亡诗人的某种固有期待不符。同时，不像前辈诗人米沃什，经历了真正的“二战”与大屠杀，他发现自己做不了见证人，顶多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人。正如他在回忆性散文《另一种美》中所说：“我没有见证犹太人的灭绝，我出生得太晚。然而，我见证了欧洲恢复记忆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步履缓慢，更像一条慵懒、低地的河流，而不是山间溪流，但它最终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大屠杀和纳粹的邪恶，以及苏联的问题（虽然在这方面，它不那么成功，好像不愿承认他们可以同时存在）。”
诗人西川在为《米沃什词典》撰写的序言《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中，曾敏锐地指出米沃什诗歌中的“封闭性”：“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米沃什与这一切的关系之深决定了他诗歌中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封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种封闭性并不完全属于米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所谓东欧诗歌的封闭性，是指它的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特征，它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这样的诗歌注重道德问题、历史问题胜过注重形式问题。”
既不满足写作符合西方期待视野的廉价的见证者诗歌，又负荷着所谓东欧文学“封闭性”的宿命，是米沃什和扎加这样富有雄心的诗人一段时间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看起来，这种波兰的小地方的既低回又自豪的谨慎，也影响到了扎加。
走出反讽的困境
扎加在巴黎的个人生活或许是愉快的，但他很快嗅到了巴黎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某种集体意识带来的隔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有触及法国的根。”一次访谈中，扎加这样谈到法国知识界：“我其实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原因是法国知识界根本不读诗，我倒是读法国知识界的书，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法国的知识界还是非常好的，那里有很多大的知识分子，很多哲学家，法国本身是有哲学思维的传统的。但是，法国人喜欢集体主义，喜欢所谓传统的分流派的概念，喜欢随大流。如果现在流行的是存在主义，整个知识界都是喜欢存在主义的流派，如果这个流派又叫别的什么，一大拨人都去随大流成了这个流派了。”
更重要的是，扎加越来越感觉到，当代诗歌患上了“反讽”的病症。在《粗鄙与崇高》一文中，扎加写道：“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怯弱的缓和，特别就文学的天职来说，一种逃避与妥协的策略。而且我认为，崇高风格的式微，粗鄙、冷淡、反讽、会话体的呈压倒性的优势，是其主要的症状之一。”
扎加的观察，几乎触碰到了这个日益扁平化、琐屑化的小时代的核心，我们不再像经历丰富的前辈那样，自信地说出一些带有崇高、理想意味的“大词”，甫一开口便遭嘲笑。他不厌其烦地谈到“反讽”的命题，不管是在文章、诗歌还是访谈中。在一次采访中，扎加坦率地说：“对于我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反讽是个重要的东西。我把反讽看作一种修辞的武器，但是我反对把反讽作为一种世界观。在我看来，后现代文化太深地陷入了反讽的困境。”
扎加这样谈论赫贝特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他（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访问改变了我的文学观。不是立刻；而是缓慢地、稳步地改变。此后，我认真地跟踪阅读他的作品，而且我注意到，跟某些荒诞主义者不同，赫贝特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先验的理论。代替教条，从他那里我发现一种对于意义的灵活、非受迫性的寻求，就像一个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他的诗，有着战争、被占领时期、灰暗的极权主义制度打下的烙印。但它仍保留了某种人文主义的乐观、明朗。”
这种明朗，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更像是一种愈合与和解，一种指向未来的开阔意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你才能理解为何扎加的诗，在“9·11”之后的世界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棕榈生长在花园，那里/它们埋葬了冬天，比利牛斯山的影子/倾斜在地平线上，/一切都可能发生。/灰蒙蒙的房子，紧闭的窗户。/画眉鸟藏在泡桐树丛里/每晚都在令人心惊地歌唱，/当夜从东边进入街道/如外国军团。”
在这首名为《塔布》的诗中，扎加写到了日常，也写到了如外国军团一样进入的夜晚，历史从未远去，但它们进入现实的姿态不再突兀，更为内在。那种写作的感觉，与扎加留给人的印象是高度吻合的。在广州期间，黄礼孩带着扎加和玛雅两口子去了中医馆、古琴馆、图书馆、老建筑等地方体验中国文化。“天色已近黄昏，正好遇上寺庙的晚课，老扎和玛雅，坐在外面台阶上，很入神地听着。”另一方面，他同时惦记着乌克兰的局势。离开广州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他出生的地方利沃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