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默克尔：一个非典型政治家的权力世界
2021-05-18人物 编辑： huazhu
1991年1月，默克尔在科尔政府内阁宣誓就职，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联邦议员
缄默是一种美德
和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一样，1989年11月9日晚上7点，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的女物理学家安格拉·默克尔收看了电视新闻直播。在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宣布了一个新的决议：将放宽对柏林墙的控制，东部居民可到西部自由旅行。一位意大利记者问道：这个决议什么时候生效？沙波夫斯基犹豫了一下：“即刻开始。”他想表达的是人们在第二天就可以提交申请了，然而一言既出，狂喜的人群已经涌向街头。
柏林墙对默克尔来说意味着什么？1954年有20万东德人逃到西德，但霍斯特·卡斯纳——一个在西德汉堡路德派教堂任公职的牧师——决定带着妻子和出生仅几个月的大女儿安格拉迁至东德。因为卡斯纳的特殊身份，在柏林墙建立以前，这个家庭还有不少和西德亲戚们往来的机会。安格拉记得1961年8月初的巴伐利亚旅行。那是住在汉堡的外婆最后一次和一家人一起出游。8月11日开车回家的路上，大家留意到新架的刺网和聚集的士兵。两天后，边境封锁，筑起了围墙。母亲一整天哭个不停。7岁的小女孩安格拉有一刻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因为她想做点什么让父母好过一些，却又无能为力。最后，一家人达成的共识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我们去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
柏林墙终于倒了，这件惊天大事并没有让安格拉·默克尔取消当晚和朋友洗桑拿的约定。看完新闻发布会后，她动身去桑拿房，一直享受到晚9点才决定去西柏林看看。
柏林墙伫立的28年里，默克尔只去过一次联邦德国。1986年，她获研究所批准，去汉堡参加一个表妹的婚礼。她去了博登湖（Bodensee）地区，到康斯坦茨（Konstanz）看望一个从东德出逃的老同事，到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看望了一位教授。
她最震撼的经历是乘坐特快列车。列车的轮轨技术让她惊叹。漂亮整洁的车厢里，西德学生把穿着鞋子的脚搁在座位上，又让她非常看不惯。最开始的几天，她有一种不安全感。32岁的默克尔去过布达佩斯、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波兰，还曾作为“背包客”，走过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内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但这是她第一次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盘，她甚至不知道在西德妇女是否能够单独在酒店过夜。很快，她适应了新环境。“很多东西其实都很熟悉，西边的世界是可以把握的。”她享受了西德的夏季大减价，买了旅行包、衬衫和毛衣。
科学院的同事们注意到，这次旅行归来，默克尔有些消沉。许多年后，默克尔对记者们说，旅行让她非常肯定地选择了“西边的制度”。但她还是回来了，在科学院继续她的学者生涯。她的期望是，2014年，60岁，当她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时候，申请去美国加州度假。
默克尔的柏林墙倒塌之夜平淡无奇。在西柏林，她想给在汉堡的姨妈打个电话，但她没有找到电话亭，也没有西德马克可以用。于是，她和一群陌生人一起跑到了一户快乐的西柏林人家里，从那儿打了电话。当意犹未尽的人群决定去高级商场林立的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逛逛时，默克尔转身回了家。她的理由是，“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当时的情况太乱了，对我来说已经走得够远了”。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默克尔比绝大多数东德人走得更远。就在柏林墙倒掉的一个月后，她突然走进了公寓附近的一间办公室。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新政党“民主觉醒”在这里办公。“我能帮帮你们吗？”她问办公室职员。马上，她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安装联邦德国政府捐助的电脑。
几个月后，默克尔成了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的发言人。一年以内，东、西德合并，她成为统一国家的议员和联邦部长。2014年，60岁，默克尔并没有拿到民主德国的退休金。她已经赢得了3次选举，在德国总理的位子上干了9年，民意支持率高达75%。她还会第四次胜选，再干上7年。
柏林墙的巡警挡住人群
正如她在柏林墙倒塌前后的表现，默克尔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早在1991年，《南德意志日报》曾在文章中对这位政坛新人发出疑问：“我们为何对默克尔知之甚微？”多年以后，德国《明镜》周刊仍把她称作“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这个狮身人面怪物总向人们抛出一个又一个谜题。
东德人、女性、曾经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全方位的非典型政客，默克尔有太多的故事可说，但她始终成功地保留了解释自己生平的权利，尽可能不让任何人窥见她的内心。默克尔从未公开解释过自己决定从政的来龙去脉。她不发推特，拒绝和所有国际知名媒体详谈个人问题。人们可以买到很多版本的默克尔传记，却很难从中找到个人暴露式的内容。
默克尔的私人社交非常谨慎。幕僚贝亚特·鲍曼（Beate Baumann）在默克尔从政初期就是她的最得力助手，但她们之间至今以“您”相称，从不直呼名字，也不在工作之外往来。默克尔始终保持着一个很小的亲信圈子，凡属于其密友之列的人，都绝口不谈关于她的个人问题，这是对她表达忠诚的基本方式。
跑总理府的记者们都知道，总理私底下是个话匣子，喜欢聊足球、音乐、歌剧、艺术、历史。她在一些德国记者面前甚至活灵活现地模仿过许多领导人，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俄罗斯总统普京、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她会用田纳西中部的口音学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话。欧元危机期间，在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某次会面后，她生动地告知一群媒体记者，萨科齐的一只脚一直神经质般地来回晃动。然而，这几乎就是人们知道的全部了。总理对“不被记录”有严格的要求，谁要是坏了规矩，就失去了自己在记者团里的位置。
没有丑闻，也没有八卦。从政20年，默克尔固执地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严格划分开来。她和德国普通主妇一样在超市推着购物车采购蔬菜、水果、打折肉类，人们也见过她在商店里试新鞋。从2005年开始，她一直找发型师乌多·瓦尔兹（Udo Walz，2020年11月20日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做头发。除了一些特殊的时候，她都会直接去库达姆大街的这家美发店。如果客人太多，她就等一会儿。
默克尔住在柏林的普通公寓中。公寓在运河边儿，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对面。门上的黄铜名牌上只有她丈夫的名字：“绍尔教授”。约阿希姆·绍尔（Joachim Sauer）是世界知名的量子化学家，有希望赢得诺贝尔奖。他和默克尔相识于民主德国的科学院，1998年结婚。
默克尔和现任丈夫绍尔是在民主德国科学院认识的，两人于1998年结婚
作为默克尔私人生活的中心点，绍尔和妻子高度一致。他的一条原则是：“如果记者是因为我妻子从政才来找我，不是来问我这个大学老师及研究者在做些什么，那么我就不和他们讲话。”他的另一条原则是：“我对公开露面没有兴趣。”他几乎不陪同默克尔出访。2006年，他跟着去过一次维也纳，是为了听音乐会。2011年，他陪默克尔去了美国领取总统自由勋章，顺便去芝加哥参加了一次科学讨论会。这对夫妻共同露面的公共场合主要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现场。他们爱瓦格纳和韦伯恩，会在开演之后，静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总理休假的时候，他们就到位于滕普林（Templin）的森林小屋隐居，甚至总理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报道总理，如同大海捞针。”一位德国记者说。
“我们的社会吝于保持沉默，这个社会实在变得太吵了。”在一次电视访谈里，默克尔说。她的公开演讲总是沉闷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在人群面前说话让她紧张，她找到的放松办法是：把手放在肚子上，双手的拇指和食指相互触碰，构成一个“默克尔菱形”。
她憎恨空有其表夸夸其谈。属下给她提建议时需要接得住她的四连问：这个方法实行下去，需要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和负面影响？如果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解决时间需要多久？在一次会议中，默克尔对一些数字和事实不甚了解，于是向一位官员请教，但官员不着边际的回答让默克尔很不满意。“真是一番了不起的评论。”默克尔对那名官员说，脸上挂着嘲笑的表情，语气中尽是讽刺。会议结束后，默克尔觉得有必要安抚一下受惊的官员。她的表情变得温和而友善，话语却依然直率：“你回答得没错，只是对我毫无帮助。”
精于辞令的人会令默克尔充满警惕。2008年7月，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到访柏林，在蒂尔加滕的胜利纪念柱前发表演讲，吸引了20多万疯狂“粉丝”。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默克尔不喜欢奥巴马那种激情洋溢的措辞。她憎恨这种发言方式，当然也并不擅长。她说：‘我就是想瞧瞧他能不能真的付诸行动。’”
1990年，默克尔（左一）和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右一）在一起
缄默是默克尔的处世哲学。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她是在东德言论不自由的环境里长大的。默克尔确实曾经说过，在东德，她学会了有些时候不能讲话。但人们容易忘却的是，作为一个出身东德的政客，在统一国家自由发言同样也是危险的。
默克尔至少有过两次教训。上世纪90年代从政之初，在担任妇女与青年部部长时，她在一场公开活动里兴高采烈地提到，过去为了得到博士学位，自己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主题是工农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情况。结果，这番话让记者急急忙忙地跑去大学档案室搜寻独家新闻。年轻的部长卷入了一场意识形态争论。还有一次，在一场关于育儿经费的辩论中，默克尔提到，民主德国的女性都要工作。这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她是不是在批评西德女性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在美化昔日东德的情形？
民主德国的影响：生活的A、B面
美国驻德国前大使约翰·科恩布卢姆（John Kornblum）有一次询问默克尔的顾问她的长期规划如何？“对总理来说，她的长期规划最远也只是两周之内。”顾问如此回答。在执掌德国的15年间，对默克尔最多的批评是“机会主义者”，她很少为某种观念“奋战”。她曾经积极支持核电，但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发生后，她立刻宣布停止了核电项目。她曾公开表示婚姻只适用于异性恋夫妇，但她并不反对自己的政府允许同性婚姻。绿党领袖卡特琳·格林－埃克哈特（Katrin G?ring-Eckardt）曾说，对于默克尔，“除了自由，什么都是可以谈的”。
这一作风有迹可循。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默克尔已经35岁。她如何看待民主德国，曾经是人们对这个陌生面孔最大的好奇。一些民主德国的批评者失望地发现，默克尔从来不是一个“自由斗士”，甚至很难算得上一个民主德国政权的不合作者。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怯懦，但很可能，更接近真相的解释是：这是生活经验使然。对现实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发生尖锐的碰撞、脚踏实地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是早年生活教给默克尔的本能。
民主德国的生活是复杂多面的。“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多年前默克尔曾经试图解释这一点，“西方常常忽视的是，民主德国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她在童年时就常思考生活在东、西德有什么不同。孩子的视野里没有意识形态，只有日复一日的具体生活。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每年默克尔的表姊妹和姨妈都要来卡斯纳一家居住的滕普林（Templin）做客，她就在心里悄悄比较西部的孩子是否比东部的孩子更幸福。
距离柏林约80公里的小城滕普林有“下勃兰登堡明珠”的美称，保留着中世纪留下来的城墙，被田野、草场、森林和湖泊所环绕。“我为自己得出了满意的结论。”默克尔曾告诉联邦议员、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哥尔特·朗古特，“他们的家长有时也打骂孩子，也有神经脆弱的时候。他们有的东西可能我没有，但我们有大片的森林和湖泊，他们在我们这里总觉得很舒服。从孩子的角度看，我并没有落后多少。我经常对自己说，你不是也挺好的吗？我觉得，这在今天仍然是我自强自信的关键。我不会经常苦思冥想失去了什么，即便是在艰苦条件下生活我也感到高兴”。
东德时期，一家人走向西德
在东德，默克尔的成长始终伴随着A、B两面。父亲霍斯特·卡斯纳的牧师身份给家庭带来过一些麻烦。母亲赫尔琳德是一名教授英文的老师，她每年都向当地政府写信索要一份工作，每一年，她都被告知没有任何空位，然而当地其实一直缺少教授英语的老师。
在滕普林上学的时候，安格拉也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一年级时，父母没有让她加入少先队，这个决定使她失去了好学生奖章。当获得奖章的同学向班主任老师指出，安格拉的成绩和自己一样好时，老师简单明确地回答道：“可你是最优秀的少先队员。”后来，安格拉在全国俄语比赛中得了大奖。她的俄语老师本来以为能得到党组织的表扬，可学校的教导主任说：“农民和工人的子弟得奖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成就。”
安格拉很早就知道对于政治必须谨言慎行，尤其在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的时候，安格拉14岁，全家正好在捷克巨人山脉一个叫佩克泊斯内茨克的地方度假。父母租了一家捷克人的度假屋，安格拉看到这家的男孩把印有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瓦特涅头像的邮票撕得粉碎：“他告诉我，现在杜布切克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印着诺瓦特涅头像的邮票应该扔到厕所里。”1968年8月20日夜里，华约国军队开进了捷克。第二天早上，安格拉在厨房吃早饭时听到了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回到学校，老师让孩子们分享假期经历，安格拉举手想要讲讲邮票的故事，但她很快“从老师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事危险”，于是改变了原来要讲的内容。
除此之外，安格拉很少为政治烦恼。父亲卡斯纳的身份有双重作用。当初从西德进入东德，卡斯纳是带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安格拉曾经承认，父亲对于民主德国的态度比她更柔和，“他觉得西部的制度也不是完全理想的”。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默克尔成为联邦内阁成员的第二年，卡斯纳还在教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文章，谈论他对统一德国政治的看法：“联邦德国两大政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它与民主德国一党制的不同只是有多个党，舒适地按比例分配席位，结党营私成了制度，互相帮助，尽得好处。”熟悉卡斯纳的人说，在民主德国，他试图在宗教权威和社会主义权威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但他也绝不是趋炎附势者。他同样不赞成民主德国那一套。总的来说，他是个务实的批评家。
超然的态度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使卡斯纳被民主德国所接纳。他在滕普林掌管牧师学院，在柏林－勃兰登堡州的教会内，他一直很有影响力，这也让卡斯纳一家人事实上享有精英阶层的某些特殊待遇。
卡斯纳一家从未真正与墙的另一边真正失去联系，他们常常收到来自汉堡的亲属寄来的衣服和食物。还有一种叫做“会议支票”（Forum Check）的可兑换票据，可以在东柏林的大型酒店中买西德商品。在滕普林的牧师学院，卡斯纳有很多西方来的报告人和书籍。
默克尔曾说，她家几乎从不看民主德国的电视，“除了体育节目”。
童年时期的默克尔
这在某种程度上让默克尔成了一个非典型的东德女孩。十几岁时她参加聚会穿的是美国的牛仔裤。她的同龄人中有一大批都喜欢听滚石乐队的音乐，但默克尔喜欢听着披头士乐队的音乐跳舞，尤其喜欢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对于联邦德国的最新发展，她是通过看西德电视节目《瞭望》和传奇记者格哈德·洛文塔尔主持的《二台报道》来了解的。上中学时，她就能背出联邦政府内阁全体成员的名字。
但在绝大多数时候，默克尔完美地融入了普通的东德生活。她的父母知道避免与国家冲突的界限在哪里。与很多牧师家庭不同，他们接受妥协。在安格拉失去好学生奖章的第二年，他们就让她自行选择加入了少先队。再后来，安格拉加入了青年团，还当过团小组的干部。
在学校里，默克尔就以自律著称。她不惹麻烦，是个优等生。在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她一直赛到国家级。她最喜欢和擅长的课程是俄语。她觉得俄语“美丽，富于感情，像音乐，又伤感”。出色的学业表现也帮了她。15岁时，安格拉从学校、县、专区一直到全国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东德俄语大赛的最终胜利，获得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俄语奥林匹克大赛的殊荣。在莫斯科，她还买了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唱片。
很多人以为，年轻时候的安格拉像她朴素的打扮一样木讷，其实不然。安格拉并不只懂读书，做作业时她总帮助别人，她还喜欢组织活动。她和几个同学一起用帆船协会的一艘独桅纵帆艇组织过几次去下勃兰登堡游湖。这一切都让她在中学里颇得人心。中学毕业的时候，孩子们在毕业表演里唱了英文歌，有影射当局之嫌。事情一度闹得很大，安格拉很可能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但风波最终还是平稳地过去了。除了父亲卡斯纳的活动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起表演的孩子尽管出身都比安格拉好，但没有一个人把责任推到牧师女儿的身上，大家一口咬定，表演内容是所有人共同的决定。
中学毕业后，安格拉以满分的成绩进入莱比锡大学物理系学习。上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内政策收紧。就在安格拉上大学期间，她最喜欢的作家赖纳·昆策（Reiner Kunze）被开除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但在安格拉的私人记忆里，这段时光依然“基本无忧无虑”。物理系的高才生们有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交流的机会。系里每星期举行两次迪斯科舞会。大学生俱乐部有一个临时吧台，调酒师安格拉白天乘电车跑遍全城买来原料，晚上就调制“樱桃威士忌”，能挣不少钱。
在大学时期，私人生活还是安格拉的主要关切。她在学校里认识了同学乌尔里希·默克尔，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一起看电影、话剧。很快安格拉·卡斯纳变成了安格拉·默克尔。不过，这段婚姻只持续了短短4年，结束和开始一样匆忙。1981年，安格拉突然告知乌尔里希她已经做出了决定。她从家里搬出去，分走了电冰箱。后来，默克尔对这段婚姻的解释多少有些冷酷，她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结婚的原因很简单，带着默克尔一贯的务实态度：结婚的小夫妻可以分到一间单独的公寓，虽然卫生间是和另外三家合用，但也比大学生宿舍强得多；而且，“只有结了婚才有可能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工作”。
1976年，科尔参加联邦德国大选，在一场集会中发表演讲。他是促成东、西德统一的重要人物
被低估的东德女孩
默克尔曾经这样解释自己谨慎的行事风格：小时候她有运动障碍，跑步和上下楼梯都有困难。为了避免摔倒，她必须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这让她习惯于把要做的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步步都要计划妥当。有一次上游泳课，她在跳水板边儿整整站了一节课时间，终于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稳妥地跳了下去。
人们并不知道默克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步步思考从政之路的。2005年默克尔第一次竞选期间，她很坦率地谈道：“我当时对自己说，如果国家体系完蛋了，我就得逃跑。但如果国家还勉强过得去的话，那我绝不会和国家对着干，因为我太害怕权力机器对我可能造成的伤害了。”
1998年，默克尔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即将被拆除。已经是环保部长的默克尔到了现场，她要求工作人员给她一点时间，“让我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人们不知道默克尔想了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1978年，默克尔到科学院工作以后，政治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很可能早早嗅到了变革气息，想象过民主德国消失以后她的前途和未来。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时代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直接拍到了默克尔的面前。197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1980～1981年发生了波兰危机。东西方的关系极度紧张，社会主义阵营的危机开始显现。在民主德国，经济停滞、供应短缺，种种原因都让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平静。
在12年的科学家生涯中，默克尔始终是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很久，她的工资才涨到1012马克，而高级鞋店里一双鞋就要320马克，一件大衣要400马克。科学院有少数高级别的科学家能够以旅行高干的身份，获得批准去西方访学，但默克尔没有这样的自由。她住在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每天早上她要乘坐S线地铁前往科学院。列车和柏林墙在好长一段距离内是平行的，西德就在咫尺之遥。
有时候，默克尔会和同事麦克·辛德海姆（Michael Schindhelm）一起走这段路。1984年，他们共用过一个办公室。默克尔总是煮上土耳其咖啡，就着咖啡聊政治。两个人都觉得柏林墙那边更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通过的时候，默克尔问过辛德海姆，他在苏联学习过5年，怎么看局势的变化。辛德海姆后来成了柏林歌剧院总经理，他写了一本小说体传记《罗伯特游记》，其中只有一句话提到了他这位后来声名显赫的女同事：“和我同办公室的蕾纳特（他给默克尔起的化名）是不抱幻想的年轻科学家的楷模。已经几年了，她慢慢地做着她的博士，只在骑上自行车去勃兰登堡漫游时她才焕发出一点朝气。”
当默克尔走进“民族觉醒”办公室，欣然接受装电脑的工作时，她就像那个在跳板上站了一节课最终跳入水中的女孩。人们只看到她一举一动的平静和寻常，却不能料想她在背后做了多少思量，下了怎样的决心。
一旦进入政界，默克尔用到了她在民主德国学到的一切。她以科学家的头脑判断局面。她很有耐心，绝不轻举妄动，但机会来的时候，她一击即中，勤勤恳恳地展现自己的实力。或许也是因为民主德国长年政治环境的熏陶，她还有一种其他政客罕有的能力，几乎能够将个人感情和情绪全部抛诸脑后，以完全理性的方式看待、处理和争取权力。
1990年，两德统一庆祝典礼的前几天，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汉堡参加党代会。默克尔请人把她介绍给科尔，两人的第一次谈话就谈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一次全德联邦选举之前，1990年11月，科尔邀请默克尔去了波恩联邦总理府。那时候，科尔已经决定把默克尔作为新发现的人选安排进下一届联邦内阁，只差查完默克尔的档案了。
科尔被认为是默克尔最重要的政治伯乐。后来人们问默克尔她如何引得科尔的垂青，默克尔答道：“我来自东边（东德），是个女人，年纪又轻，我代表了党内三种少数群体。”这个回答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默克尔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科尔想要什么；她看透了这种赏识背后的利益交换，并不把它视为某种恩情；她很明白，帮她完成最初政治飞升的不是个人能力，更多的是身份标签。
表面上看，默克尔平步青云。1991年至1994年，她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1994年至1998年，任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在加入基民盟之后，她在党内扶摇直上，1991年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被当作真正的“大人物”。这部分是因为她是个东德人，但更多时候，则因为她是个女人。
常被用作媒体通道的德国总理府长廊墙上，挂着历任德国总理的官方肖像：康拉德·阿登纳、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赫尔穆特·科尔，清一色都是男性，盛气凌人的国父式人物。没有人把一个女人当真。
人们对默克尔的外表评头论足。洛塔尔·德梅齐埃称默克尔看上去像个“典型的东德科学家”，穿着“鼓囊囊的裙子和糟糕的凉鞋，头发被谁随意砍去一截似的”。在一次外事访问结束后，他让办公室主任带着默克尔去买衣服。《斯图加特日报》形容默克尔“有时候目光显得疲倦，偏爱下摆过于宽大的裙子和花色土里土气的衬衫，不喜欢擦脂抹粉，这让善于观察人的男士很快得出‘灰耗子’的结论”。
科尔的提携并不总让默克尔感到舒服。他在向别人介绍默克尔时，总把她称为“我的小姑娘”。他还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让他的年轻部长说一说民主德国人对他的真实看法，这让默克尔非常窘迫。2015年，德国电台记者赫里伯特·施万（Heribert Schwan）出版了一本叫《遗产——科尔谈话记录》的书，书中写科尔曾对他大放厥词：“默克尔女士连刀叉都不会恰到好处地使用。国宴时，她东张西望，我需多次招呼她守规矩。”
1991年9月，科尔去美国访问了6天。人前，科尔、科尔夫人与科尔的办公室主任不停地把默克尔往前推。她是两德统一的新标志之一。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当科尔兴致盎然地想为默克尔介绍美国的大自然奇迹时，默克尔不冷不热地打断了他：我早就和丈夫来过，也都看过所有的风景了。
默克尔很清楚头衔与自己真实地位之间的差距。1992年，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简称梅前州）发生了政府危机。科尔邀请了梅前州基民盟总书记、州议会党团主席、交通部长到总理府来讨论如何处理危机，但作为基民盟副主席的默克尔却不在邀请之列，而且默克尔的选区也在梅前州。《法兰克福汇报》评论道：“能处理基民盟内部危机的只能是党主席和联邦总理科尔，而不是什么其他人，也不是他的第一和唯一的副主席、青年部长默克尔。”
科尔以外的其他人呢？德国联邦外交前办公室主任、德国驻美国前大使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记得：“下班喝了几杯酒之后，我常听到她与基民盟的同僚互相调笑：‘谁会给她最后一击？’整个政坛当然只有一个‘她’。”
1998年，社民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击败执政16年的科尔当选德国总理。他和他的外交部长约施卡·马丁·费舍尔（Joseph Martin Fischer）更不把默克尔放在眼里。《明镜》周刊描述道，当默克尔在议会发言的时候，施罗德和费舍尔经常像“操场上打闹的熊孩子”一样嘲笑她。2005年，费舍尔还在私下说过，默克尔是无能的。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默克尔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的脆弱，但在那些年，她有好几次没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一次是1991年访问以色列。作为家庭部长的她抵达特拉维夫机场后发现，整个日程安排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执行了。贵宾室里，德国驻以色列大使奥托·冯·卡布伦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与默克尔同行的科技部长身上。默克尔默默地坐在一旁，愤怒的眼泪滚落下来，不幸被记者看到了。还有一次是在内阁会议上，她受到同僚的贬低和挤对。
不过，这些遭遇并没有影响到默克尔对自己的评价。她曾告诉记者，在民主德国的时候，每当和西方人来往，她就会在心里悄悄比较彼此的智识水平。“如果我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那么就算无法去地中海旅行，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了。”默克尔很可能也在心里和她身边这些瞧不上她的男性政客做过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摄影师赫林德·科贝尔（Herlinde Koelbl）1991年起就持续给默克尔拍照。默克尔曾经告诉她：“在霸道的男人们面前，我感到一种发自身心的厌恶，只想坐得远远的。”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走远。她用自己一贯的方式处理这些挑战：勤勉工作、静候时机。
1990年，默克尔对家庭部长职务毫无兴趣，但她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了。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处理国家的事务。一有机会，她就找专家举办座谈会，广泛讨论各种议题。参加过讨论会的人员回忆，默克尔谈话时非常专注，只要她搞清了一个问题，马上就转入下一个议题，绝不浪费时间。她讨论复杂的政治问题有着本能的直觉，总能立刻指出讨论中的缺陷。她的精力旺盛，工作起来片刻不停，似乎没有一点时间做私人的事情。默克尔和绍尔一直没有孩子。2002年时她说：“我并不是不要孩子，只是没成功。从政时我已经35岁，也就不再提要孩子的事了。”
成长于西德的贝亚特·鲍曼很早就成了默克尔的亲密幕僚，来自东、西德的两位女性精诚合作。熟悉她们的德国《时代周报》记者贝恩德·乌尔里希（Bernd Ullric）说，两个女人都受够了欺凌，她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她们行为强硬，但如果获得成功，只在私底下悄悄弹冠相庆，以避免树敌。
“你必须乐于投身战斗。”默克尔告诉摄影师科贝尔，“我也想用友好的方式做事，但事关紧要的时候，我必须尖锐强硬得像一枚钉子，就像那些男人一样。”
1999年，默克尔遇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科尔已经卸任党主席，但依然是基民盟的名誉主席，权力在握。沃尔夫冈·朔伊伯勒（Wolfgang Sch?uble）成了他的继承者，默克尔在党内担任秘书长。11月，科尔陷入政治献金丑闻，但朔伊伯勒也接受政治献金的事还未公布于众。
12月21日，默克尔给《法兰克福汇报》打了个电话，说她想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评论。报纸编辑读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秘书长呼吁自己的党派和科尔决裂：“像赫尔穆特·科尔这样的领导是不能带领全党继续前进的。”
这是一箭双雕的招数。科尔不相信党主席朔伊伯勒对默克尔发表文章的事情毫不知情，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存和名誉，他向朔伊伯勒发起了攻势。整个德国都目睹了两个莫逆之交的男人如何反目成仇、互相揭短，很快朔伊伯勒也不得不承认他收受了政治献金。默克尔冷眼旁观。她越来越清楚地显示，自己是唯一不牵扯在科尔丑闻网络里的成员，基民盟在政治上的新开端只能从她开始。
2005年，面对自己问鼎总理宝座的最后一个障碍施罗德，默克尔也展现了她独特的冷酷。议会选情非常胶着。投票当晚，施罗德和默克尔一起参加电视直播节目，等候最后的结果。施罗德以他一贯的风格，神采奕奕地向观众们说：“我将继续担任总理。你难道真的相信默克尔会成为总理，然后我们社民党乖乖地就接受她伸出的橄榄枝吗？别做梦了。”默克尔一言不发，冷眼旁观施罗德的“表演”。直到最后她才开口：“事实很简单，您今天没赢。虽然这对于大家而言都是比较突然的消息，然而，即使社民党人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不会颠覆民主的游戏规则。”评论家说，默克尔任由施罗德的夸夸其谈，让他在全德国人面前断送了信誉。
最年轻的联邦德国总理、女性、一个东德人，但人们并没有看到创造历史的默克尔欣喜若狂。在选举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不得不逼问她：“说嘛，你到底开不开心？”她这才露出笑容，表示她很高兴。其实早在1996年，默克尔就曾和摄影师科贝尔谈起施罗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要把施罗德逼到角落让他走投无路。当然，我还得耐心，但一定有时机到来的时候，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许多人批评默克尔过于热衷权势，冷酷无情。默克尔回应：“我将这种批评看作我对权力有着较强判断力的一种恭维。如果对权力判断力差的话，我将无法胜任总理的工作。”
2007年在索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默克尔会谈时带了他的爱犬
值得信赖的德国人
成为总理之后，默克尔一直喜欢外交甚于内政，她用上了她在国内政治里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和那些狂妄的男人们打交道。德国总理不是总受尊重。2018年，加拿大G7峰会快结束时，默克尔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劝说特朗普签署联合公报，而特朗普明显对公报不满。最后，特朗普站起身来，从皮夹克里掏出两块橡皮糖，扔到桌子上：“看，安格拉，不要说我什么都没给你。”
特朗普没有激怒她。默克尔早就学会了泰然处之。2007年，她到普京位于索契的住处讨论能源供给问题。交谈中，普京把他那条体型庞大的黑色拉布拉多大科尼放了进来。科尼走近默克尔，鼻子凑在她的手上嗅着。1995年，默克尔曾被猎犬攻击，咬伤了膝盖。许多人都知道她害怕狗。普京坐在位子用轻松的语气说：“科尼很乖的。”在场的德国媒体认为普京在故意吓唬他们的总理，都被激怒了。但默克尔没有，她事后对记者们评价：“我明白他（普京）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然而他害怕自己的弱点。……”不过，后来普京在访谈中解释说，他其实完全不知道默克尔怕狗，后来向默克尔解释和道歉了。
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分量日益增加，这是基于德国国家实力，但也和默克尔的个人风格不无相关。
很少有人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摒弃情绪和个人好恶。默克尔并不喜欢普京，她对他充满警惕。2001年，新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造访德国，在联邦议会用德语发表演讲，宣称：“俄罗斯是和平友好的欧洲国家，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听众报以热烈掌声。可私下里，默克尔告诉一位同事：“这是典型的克格勃式的发言，永远不要相信这个家伙。”
但默克尔从来没拒绝和普京对话，她小心翼翼地把局面维持在平衡点上，绝不轻举妄动。2008年，北约组织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国会大厦举行高峰会谈，美国总统小布什想在任期结束前促成“成员国行动计划”，让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加入北约。他知道默克尔担心俄罗斯人的反应可能破坏欧盟地区东部的稳定，反对这个想法。但小布什以为默克尔不会坚持立场，还是把这个议题列入议程。一般来说，计划与文件在峰会开始之前就已经磋商过了，正式会议时政府代表团彼此间的意见如此相左，相当罕见。让小布什没料到的是，默克尔始终拒绝让步。正是这个举动让俄罗斯人相信她有自己的立场，是可以对话的。
2014年2月14日，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一名东正教牧师穿越基辅一条被路障封锁的街道
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的行动让整个西方社会深感震惊。默克尔当时每天要花两到三个小时研究这件事。她的看法是：支持制裁俄罗斯，但绝不停止接触。那时候，她是少数能和普京说上话的最重要的西方政客，每周都通话。她的高级官员告诉《纽约客》记者：“默克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和普京的通话次数比奥巴马、奥朗德和卡梅伦三个人加起来的次数还要多，她和普京的沟通方式是独特的，而卡梅伦和奥朗德与普京通电话的时候，好像在展示他们才是世界的领导者，他们掌控对话。”默克尔会在普京困难重重的时候提供一个“出口”，尝试去理解他是怎么想的。德国外交事务委员卡尔－乔治·威尔曼（Karl-Georg Wellmann）说，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私底下告诉德国官员，他们想要一条退路。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被驱逐出八国集团，但克里姆林宫并不希望被完全孤立，他们需要一座桥梁。默克尔成了莫斯科仰仗的对象。201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上，默克尔、普京、奥巴马、奥朗德、卡梅伦和乌克兰的新晋总统彼得·波罗申科聚到了一起。人们看到普京向默克尔逢迎示好。也是在默克尔的张罗下，普京和波罗申科简单交流了片刻。“这让人难以置信，当二战的战胜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战争魁首国家领导人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和她交谈，她反倒成为了领导核心！”《明镜》周刊记者迪克·库布尤维特（Dirk Kurbjuweit）感叹说。
不管立场是否相左，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都是值得信赖的对象。她从不虚与委蛇。当年的北约峰会上，小布什在被默克尔“阻击”后依然表示自己很欣赏她，因为她“正派又真诚”。尽管多年来默克尔是和莫斯科走得最近的西方领导人，但也没人质疑这一点。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和普京也有很多交往，但他走得太过了。社民党成员、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施罗德都表达过这种观点。施罗德为一家公司在德国议会游说，而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在俄罗斯侵吞克里米亚之后的一个月，施罗德还允许普京在圣彼得堡为他庆祝70岁的生日。这让他所在的社民党甚为尴尬。
默克尔从来都知道保持距离，她拒绝卷入任何一段政治关系里。很多政治家喜欢以邀请客人去私人住所的方式表达友好，但默克尔从来不会。无论是幕僚还是外国领导人，没人进入过她的公寓。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德梅齐埃算得上默克尔最早的伯乐。默克尔夫妇的公寓恰好和德梅齐埃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座楼里。德梅齐埃两次邀请默克尔：“你有时间就来我这儿坐坐，你来这里随时都有咖啡。”可是默克尔一次都没去过。
很少有人知道，在默克尔接触过的众多领导人里，她和小布什的私人接触算得上是最亲密的。默克尔的幕僚说，小布什私底下让人愉悦，他很合群，从未对默克尔说过假话。小布什曾邀请默克尔去过他在得州的私人农场，款待非常热情。但是，默克尔始终和小布什保持距离。八国集团在海利根达姆举行高峰会谈期间，小布什想给默克尔按摩肩颈，她佯装吓一跳就挡开了。
2015年10月，一位6岁的叙利亚小难民参观汉堡的移民博物馆
情感时刻
执掌德国十余年后，默克尔慢慢从辉煌的顶峰撤了下来。2018年12月7日，默克尔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在结束演讲时她意味深长地说，她将带着尊严离开。2015年，一场难民危机成了默克尔的滑铁卢。她一度宣布不再按照《都柏林规则》把入境的叙利亚籍避难申请者遣送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还撤销了所有驱逐叙利亚难民的决定。默克尔向难民打开大门的政策使她在国内与欧洲都饱受批评。尽管她后来被迫做出了政策调整，但移民涌入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暴力事件，已经极大地消耗了她的政治资本。
没人知道默克尔是否对自己的决策后悔。她以务实著称，却在难民问题上表现了极不“理智”的一面。有人认为这是源于一场错误的决策：总理的着眼点本是用难民解决德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事实上，这是默克尔执政生涯中少有的情感时刻。2015年秋在纽约，默克尔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劝告她：“庇护一位难民，是人道主义的壮举；而接纳上百万难民，是在危害整个文明。”默克尔回答：“我别无选择。”
很多人相信，默克尔的人道主义信念是真诚的。它至少有三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她的家庭和童年。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默克尔或多或少怀有一些救世情怀。大学时，她还曾经参加大学生基督教会的活动。她的成长环境还有一层特殊的因素。小时候，在滕普林，卡斯纳一家住在一个叫“瓦尔德霍夫”的慈善机构里，那里收留着一群有智力和精神障碍的残疾人。默克尔曾回忆，当年，她与残疾人有着完全正常的交往，后来某个时候她才知道，当地的其他人对跟瓦尔德霍夫的居民直接接触感到难堪，父母们都不愿意让孩子到瓦尔德霍夫来玩。
默克尔人道主义信念的第二个来源与她对柏林墙的记忆紧密相关。西格玛·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在难民危机期间担任德国副总理，他记得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人们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一些内阁成员要求关闭边境，建起隔离网。会后，默克尔把加布里埃尔拉到一边，寻求支持：“请向我承诺，我们永远不会再在德国的土地上对战争难民建立隔离网，他们只是想让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活下来。”
默克尔造访欧盟成员国匈牙利时，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见到了噩梦当中的景象。难民像沙丁鱼一样被困在铁丝网后，匈牙利军警在另一侧严阵以待。她罕见地当场对匈牙利新当选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Vicktor Orbán）表达了不满：“一道墙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在我的余生中，我绝对不容许欧洲再出现任何新的屏障。”
默克尔呼吁德国人开放他们的生活空间，接纳新族群的到来，同样来源于她对德国历史的认识。小时候某段时间，她每年都和同学到离滕普林3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远足。她熟悉那里的历史。纳粹在那儿关过15万人，强迫他们劳动，并把他们押送到死亡集中营。
辛德海姆记得，1985年的一天，默克尔走进办公室，手中拿着一份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上演讲的文字稿。魏茨泽克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态度谈到德国在大屠杀中的罪行，将纳粹被击败的那一天称为德国的解放日。他说，德国人重新面对过去就可以重塑民族的身份和未来。默克尔是通过她在教会的朋友拿到的底稿，她深深地为之震撼和激动。
在当上总理以后，人们发现，她对以色列怀有特殊的感情，是这个犹太国家坚定的支持者。她曾在以色列国会上说：“德国与以色列，现在、未来、永远，都会因为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而以特殊的方式联结在一起。”2009年2月，默克尔还曾经因为教皇本笃十六世接纳一位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主教，对教皇提出尖锐的批评。
默克尔曾经多次谈到如何避免大屠杀的再发生。她说永远不能再排外，永远不能再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以色列，她会很清楚地先提到反犹太主义，但在其他场合，她把排外、种族主义放在反犹太主义之前。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家庭部长期间，针对当时青少年中不断增多的攻击外国人的暴力现象，她建议为学生开设“人类文化学”课程作为必修课。同时她提示电视台须加强自我监督，限制暴力内容节目的播出，此外她也主张禁止播放被列入禁放名单的电影，而且极力反对播放带有右翼激进色彩的音乐。
但是默克尔无法找到安置她的人道主义的办法。事与愿违，她的难民政策让执政联盟分崩离析，并直接导致了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世界已经不完全在她的掌控之内。
批评者说，默克尔在担任总理10年之后没有拿出任何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成绩。康拉德·阿登纳在二战后将德国带回到国际社会；维利·勃兰特以和苏联集团和解的新东方政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赫尔穆特·施密特教训了恐怖组织红军；赫尔穆特·科尔是统一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名字与令德国经济重获生机的社会福利改革不可分割。而关于默克尔，人们似乎很难说出什么。
时代是垂青默克尔的。她不会想到，在执政尾声，历史给了她一次重新说明自己的机会。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默克尔在德国国内的支持率达到了82%的高点。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西方14个国家里，她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平均支持率达到75%。
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做的很多事都是典型默克尔式的。当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以为然的时候，她科学家的嗅觉让她很早就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抗击疫情的很多政令在宪法上原本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比如关闭学校，要求人们待在家里，但默克尔要求由她发号施令。16个州都听从了总理的安排。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总理的职业生涯是一连串危机构成的，他们愿意对她报以信任。
在这场疫情里，默克尔重新诠释了自己。在当年的欧债危机中，她把举债无度的宽松财政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强硬要求各国紧缩财政，一度让人们认为她冷血无情。但去年7月，欧盟各国达成共识，通过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援助案，整体金额高达1.82万亿欧元（2.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高达7500亿欧元的“疫后重建基金”，旨在协助严重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国家重振经济，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
那次峰会差点无果而终：法国差点退出讨论、匈牙利持续反对，有“节俭五国”之称的荷兰、瑞典、奥地利、丹麦及芬兰则认为振兴计划太慷慨，是默克尔的坚持促成了最后协议的达成。接受媒体群访的时候，默克尔说，德国的经济情况有能力承担更多责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欧盟散架。英国《卫报》问默克尔，对“南部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她希望从中得到什么？默克尔答道：“我不认为我们使用北部国家、南部国家、东部欧洲这样的说法有助于解决问题。看问题不能非黑即白。我期望我们总能把脚放进别人的鞋子里试一试，想象别人是如何看待问题的。”
记者又问：“面对这么多危机，欧盟是不是命悬一线了？”默克尔答道：“与其常常讨论这些宏大的问题，不如让我们把每一天的工作做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