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对伴侣的质量要求高于男性
文/乌里扬诺娃
“您好，您的伴侣已与您分手”
2020年2月5日，滞留武汉的俄罗斯公民在武汉天河机场等待撤侨。18岁的少年丹尼尔·帕尔菲诺维奇和少女因娜·萨温采娃都在候机名单中。因为名字挨在一起，他们相识了，7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就坠入爱河，一落地就试图以“公证婚姻”的名义争取在同一个房间里隔离。
陷入热恋的丹尼尔开始在YouTube讲述自己和因娜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媒体注意。这对疫情鸳鸯的一举一动都开始牵动公众的目光——危城之恋，一见钟情，身处一地却只能网络传情的焦灼，解除隔离后第一次摘下口罩的拥抱……
14天后，两人各自回家。丹尼尔刚下飞机就接受了电视采访，当时他已提到与因娜因将来的生活规划发生了争吵。丹尼尔的表现欲明显更强，他甚至在记者启发下计划求婚，因娜却开始反感这种捆绑。如今，他们的社交网站主页已全无对方的痕迹。因娜在莫斯科生活，丹尼尔在4个时区之外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段夺人眼球的罗曼史结束得仓促寂寥，但已经少有人关心。
破碎的亲密关系如此常见，以至于“分手生意”在俄罗斯一度风生水起。
2006年，“分手公司”的概念从美国传入俄罗斯，很快在几个大城市落地生根。莫斯科“分手服务公司”创始人爱德华（Edward）认为，大都市里，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退居二线，职业生涯和自我实现显得更为重要。至少在莫斯科，无论男女、中年单身都不会引人可怜。于是“难以为继的罗曼史”成为普遍现象。
俄罗斯男性常常以“消失”的形式分手。2021年新年伊始，俄罗斯女演员伊琳娜·拉齐娜的丈夫、同是演员的奥列格·布德林对她说要去姐姐家，但再也没人见过他，消失后他接过一次电话，背景中似有女人的声音，随后彻底失联。他们已经结婚20年，拉齐娜坚信两人感情并无问题。
懦弱的告别对于女性来说如同令人窒息的迷雾。她们不知道伴侣的失踪意味着“他想静静”“他出轨了”“他喝醉在路边冻死了”，还是“我们分手了”。不确定感成为俄罗斯人分手时最常出现的负面体验，因此直截了当的“分手服务”颇受欢迎。
爱德华的客户中，65%是男性，女性在这件事上反而更果敢，无需假他人之手。服务方式很简单，客户下单后，执行人员会与客户沟通细节，可以以电话、邮件或者面谈的方式执行任务。此外爱德华的公司顺便还提供附带服务，帮被分手的人们带走与前任相关的物件，捐给慈善组织。后来，这项副业变得比公司的主要业务更受欢迎，女孩们最常捐弃的是前任的衬衫。
这一切并不昂贵，发送邮件只需199卢布（按当时汇率约40元人民币），手写信加100卢布，电话再加100卢布，面谈1499卢布。形式不值钱，这门生意的核心价值是结束关系的勇气。
大多数客户选择面谈，许多人把会面地点定在家中。客户可以指定“台本”，还可以送花。最受欢迎的是一种叫“玫瑰扫帚”的花束，将玫瑰花苞切掉，只留下带刺的茎秆，暗喻对当事人来说只剩伤害的爱情。
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伴侣消失后的第五个早晨，你蓬头垢面独自坐在餐桌旁，对着无人接听的手机发呆。这时门铃响了，打开门，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带着克制的悲悯向你递上一束“玫瑰扫帚”，“您好，我是分手服务公司的员工，您的伴侣委托我与您商谈分手事宜……”
可算有个了断了，你想，倒也不坏。
19岁的玛利亚在社交网站发布照片宣布婚讯
说再见，女性更勇敢
去年年初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的俄罗斯同事伊琳娜突然从电脑后面探出头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带着儿子离婚了。”
我大吃一惊。三年前伊琳娜和丈夫在老家摩尔曼斯克请我吃过一顿饭，对方看起来是个平平无奇但还算耐心的男人，能在老婆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自己默默逛运动用品商店。短短数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分崩离析。
一年后再谈起那段失败的婚姻，伊琳娜非常平静。她反复强调几个字眼：找到自我，独立，平静，幸福。感情破碎的过程当然夹杂着痛苦，旁人看似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却充满冷暴力和压力。新年夜，他们大吵一架，丈夫摔门而去，将她和儿子留在家中，那一刻她决定，没有继续维持这个家庭的必要了。
她果断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在俄罗斯，许多男性会隐瞒自己的收入，一方面为了避税，一方面为了在离婚时保全身家。按照丈夫账面上的收入，伊琳娜每月只能获得相当于500～700元人民币的抚养费，这在莫斯科杯水车薪。经过斗争，她最后争取到了1500元人民币的抚养费。但为了速战速决，她放弃了刚刚装修好的新家、新车、新船和其他共同财产，在疫情中搬离了曾精心经营的家。
近30年来，俄罗斯离婚率一路上涨，在全球工业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2010～2019年10年间，俄罗斯离婚率从50%左右上升到65%。另一方面，每千人离婚数在2018年回落到1990年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更牢固了，而是因为更多人选择不领证。在1980～2000年左右开始共同生活的非婚伴侣中，50%～60%的关系以破裂告终。
2020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HSE）对3000多个俄罗斯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提出离婚。无论年龄段，考虑离婚的女性人数都是男性的两倍。
俄罗斯女性是离婚行为中的主导者，她们远比男性勇于分手。调查显示，即使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婚姻生活，1965～1979年结婚的人群中，仍有15%的女性考虑离婚，男性则只有7%。千禧年后结婚的夫妻中，27%的女性考虑离婚，男性只有14%。
主持调查的社会心理学家丘里洛娃（Churilova）对此的解释是，女性对伴侣的质量要求高于男性，她们更愿意公开表达对不符合期望的婚姻的不满。敏感的天性决定，女性在家庭中能看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
当今俄罗斯人的婚姻平均只能持续9.5～10.5年，这个数字还有缩短的趋势。在离婚的原因中，酒精和药物滥用、贫穷、背叛位居榜首。
人们对非婚生子和婚前同居的看法也越来越开放，独身母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1980年，20岁以下的年轻母亲中，非婚生婴儿占出生总数的比例为18.7％，1990年为20.2％，21世纪初这一数字达到高峰47.3％。近两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稳定在21%左右。无论如何，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2012年俄罗斯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55％）对年轻人越来越多的非婚同居持肯定态度，43%的人对非婚生子女无负面看法。在俄罗斯，由于意外怀孕而进入婚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令人玩味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贬值。丘里洛娃认为，俄罗斯人依然看重家庭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也有一半的人能接受离婚，“人们明白，不愉快的婚姻毫无意义”。
对于俄罗斯女性来说，婚姻持续的时长、自己的年龄、有没有孩子，都不会让她们困在一段苟延残喘的关系中。婚姻对她们总是残酷，但并非枷锁。
重启生活是艰难的，但经历过两段婚姻的伊琳娜却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幸福和自由。心理咨询师因娜·利特维年科（Inna Litvinenko）的帮助对伊琳娜来说意义重大，在社交网站Instagram上，这位咨询师的主页名叫“成功部”——一个像政务部门一样为情感失意女性服务的强大机构。主页置顶的三条标语是：“虐待不是爱情。欢迎，你在这里受到保护。我们能共同度过。”活脱脱一位反PUA标兵。利特维年科有20万粉丝，绝大多数为女性。她的每一条情感问答短视频都有2万到4万的播放量，大量感情受挫的女性留下评论，感谢她帮助自己找到新生活的方向。
那么，还有人结婚吗？
答案居然是肯定的。
首先是离婚后的女性很可能再次进入婚姻。在爱情这件事上，俄罗斯女性有愈挫愈勇的劲头。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与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对365名35～56岁的女性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第三次婚姻中的俄罗斯女性幸福感最强。在人际关系、独立感、个人目标实现、对自我和他人的接纳等维度上，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都明显高于前两次婚姻中的女性。在这些样本中，从未结过婚的人幸福感最低。
专家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通常第二次婚姻是对第一次的疗愈，而在第三次婚姻中，女性已经非常清楚她需要什么样的关系。她们更加独立，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争取自我发展和实现。另一方面，进入第三场婚姻的女性对配偶的期望值下降，她们更专注职业发展，生活质量不再取决于丈夫，也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有缺陷的关系也不再对她们有决定性影响。
另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是，大批俄罗斯青少年选择早婚。俄罗斯法定婚龄是18岁，特殊情况下，已满16岁也能申请结婚。2012年，有10569名不满18岁的俄罗斯新娘前往婚姻登记处，当年俄罗斯女性的平均婚龄是22岁，这在欧洲国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社会学家认为过早地进入婚姻也是俄罗斯离婚率偏高的原因，但这拦不住年轻人用婚书证明真爱的步伐。
5年前我在圣彼得堡做交换生时，加入了一个中文俱乐部，其中一位名叫阿琳娜的黑发女孩尤为突出。当时大二的她业余学习中文不过一年，就能在学期末的小晚会上独立表演朗诵《春晓》。我离开圣彼得堡不久，就惊讶地发现她在全班同学的祝福中结婚了。这群年轻人拍了一套漂亮的婚纱照，站在运河里的小船上放声欢笑，真心祝福阿琳娜早早找到真爱。她仍如期完成学业，生下了女儿，与丈夫回到老家生活。如今她在社交网站上看起来是个活力满满的幸福母亲。
在俄罗斯，早婚的年轻人似乎不会面临太多负面评判，即使是社交名人，想要早婚也没什么舆论压力。这在30岁的偶像还立单身人设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2020年9月，明星夫妻托卡丽娜和冈察洛夫斯基19岁的女儿玛利亚结婚。她在Instagram上面发了一张简单的照片宣布婚讯。女孩儿穿着婚纱和未婚夫坐在剧院的观众席上，俏皮地跷着脚。作为一个有21万粉丝的网红，她收到了大量祝福，当然也有质疑。这个19岁的姑娘回应道：“我对那些在亲密关系中有不幸经历的人深表同情，但早婚并不注定失败。”
她还有一对早婚的榜样前辈，明星夫妻亚历山大和叶卡捷琳娜·斯特里仁诺维。他们14岁时在索契一起参演电影时相恋，18岁结婚，至今共同生活30余年，育有两个女儿。
早婚一度被认为是俄罗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平均婚龄有推迟趋势，但婚前同居年龄正在提前。尽管对非婚亲密关系持积极态度，但社会经济学专家多尔比克-沃罗别（Dolbik-Vorobei）在关于“青年人对婚姻和生育问题的看法”的调查中指出，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仍然是年轻恋人的主要目标，比例为61％。
看来只要不怕说再见，作承诺自然也没什么可怕的。
俄式罗曼蒂克
社会学家波琳娜·阿伦森（Polina Aronson）生于圣彼得堡，后来旅居柏林。1996年，17岁的她前往美国交流学习，第一次感受到西方与俄式恋爱文化的差别。
她坐在大洋彼岸的图书馆里研究如何和一个美国男孩“坠入爱河”，笔记本上写下几个陌生的短语：crush（心动），hook up（勾搭），ask out（约他出去），respect your needs（尊重你的需求），assert your rights（维护你的权利），communication（沟通），make out（做爱）。
而在她出生的地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对“一见钟情”和“约会”以外的部分一无所知，在当时流行的俄罗斯爱情剧中，男主角为了表白，念起了乘法口诀表：“二二得四。就像我的爱一样确定。这意味着你是我的。二九十八，这是我最爱的数字，因为那是我们要结婚的年龄。”
她意识到，自己眼前出现的是两种浪漫机制的交锋。17岁的美国女孩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权利拒绝不合时宜的承诺，这被社会心理学家们称为“选择制”（Regime of Choice）。而经典的俄罗斯文学中，屈服于爱情就如同屈从于一种超自然力量，即使明知它是有害的。
波琳娜将“选择制”比作一件光鲜亮丽的夹克衫，它最大的诱惑就是，爱情不必引起痛苦。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伊卢兹（Illouz）指出，“选择制”是一种充满个人主义诉求的爱情模式——人从自身需求出发构建亲密关系，逐渐将自己训练成“自给自足”的爱人，从不爱得太多，只是取悦自己。但过多的选择权，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英国社会学家哈基姆（Hakim）提出的“情色资本”（Erotic Capital），可能使得外表漂亮的人在“选择制”中掌握过多选择权，大多数的普通人则成为被掠夺者。
而在俄罗斯，却出现了相反的问题——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太不吝牺牲。对比21世纪的俄罗斯媒体语境与19世纪的经典俄罗斯文学语境，这种“疯魔”的爱情态度并无根本性转变。
是的，年轻人变独立了，更理性了，或者说更自私了。但俄罗斯年轻人依然怀着一腔孤勇谈情说爱。
以色列社会情感学家勒纳（Lerner）对爱情相关的俄罗斯脱口秀节目和访谈节目进行内容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俄罗斯人来说，爱仍然意味着“一种命运、一种道德行为和一种价值”。西方“选择制”的核心是成熟的观念，即将爱情带来的痛苦视为畸恋和决策失误的标志。但俄罗斯人却有另一种理解，他们将承受痛苦的能力看作成熟的标志，其承受能力有时甚至达到一种荒谬的程度。
对俄罗斯人受虐狂似的爱情观和西方人独善其身的“选择制”，波琳娜没有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她显然认为不必一味鼓吹人们在爱情中保留理性。爱本就包含冲动、痛苦和疯狂。拥抱它，正如拥抱命运。
看透这一层，也就看透了为何在人均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比例名列前茅的俄罗斯，人们仍心甘情愿地反复坠入爱河，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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