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之后的我渐渐意识到，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所有好的坏的我都无法摆脱

文/KK

调解员

陈春丽是我妈。现在，我们相隔两千公里，我在北京工作，她在老家刚刚退休。

近些年，我对接她的电话有些抵触，能不接就不接，按了电话发一个微信敷衍道，晚上给你打。事实上，晚上我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我很可能在跟朋友喝酒，到家就把这事给忘了。陈春丽在电话里喜欢催婚，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心心念念的是我的人生大事，总觉得只有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孩子，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到这个环节，我又恼又怒。恼的是她对女人需要一段婚姻才完整的执念，反反复复，就跟头疼感冒一样，每个月定期定时发作一次。怒的是我一次次耐心地解释“婚姻不是上街买菜，看中了谈论价格即可”，实在说不通，我就会甩出一句必杀技：“妈，你都结过三次婚了，怎么还能对婚姻有期待，我婚姻的配额都被你用完了你知道吗？”我很清楚这句话的杀伤力，陈春丽这时候就会深深叹口气：“也对，时代不同了，现在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谈话虽以我的胜利结束，但挂了电话我就开始后悔，这些揭人伤疤的话语，竟然和16岁时的自己会说出来的话如出一辙，我在陈春丽面前，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叛逆期。

陈春丽现在的这段婚姻事实上和我关系甚远。10年前，我已经在千里之外开始工作，长成了大姑娘。她电话里声音清脆，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期待：“你现在长大了，不在我身边，妈妈想找一个人好好过后半生。”这是陈春丽这段婚姻的注脚，相比第一段婚姻的纯粹爱情，第二段婚姻“为了我”的责任感，这一段婚姻陈春丽好像是为了自己而活。

我一直觉得陈春丽是一个勇敢的女性，敢爱敢恨，从不会向命运低头，我常常会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妈就像一个任性的好莱坞女星，永远闪耀着爱的光芒。那一年春节回家，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老公，比陈春丽小两岁，高高大大，说话恭敬，我嘟囔了一句：“叔叔好。”我和对方都有些不好意思，突如其来的“亲人”关系来得就像龙卷风。气氛很好，叔叔做饭很好吃，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下午，上了一桌子的年夜饭。叔叔的儿子刚退伍回来，叫了我一声“姐”。电视里放着春节晚会，屋外偶有爆竹响，好一个温暖的除夕夜。那天晚上陈春丽穿着红毛衣，一高兴，多喝了两杯。在微醺的时候，双颊红润，乘着酒劲说，自己很幸福。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陌生极了，很多年我没有过这种完整家庭的感受，我为陈春丽感到高兴。

这是我对她这段婚姻唯一完满的记忆。后来的很多年，我只在春节回家，这一幕每年上演一次。长久以来，我对远离母亲独自在北京生活是有愧疚感的，陈春丽要强，性子刚烈，嘴上不说，但心里多半是有苦难言。电话里问候她的生活，她有些掩饰地回答，还好，日子反正凑合过吧。很多细节陈春丽不透露给我，但我隐约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正在走向一个不可预料的方向。记得前两年回家，家里气氛变得尴尬，两人正式在家里分开生活，共用厨房，一人一个房间，晚上回不回来睡觉已经不再需要告知对方。我很想知道，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曾经做过几次调解员，和叔叔约谈过几次，他抱怨母亲的暴脾气、琐碎的计较、没完没了的唠叨。陈春丽聊得更细致一些，聊起了叔叔的两重人格，在朋友面前是一副老好人模样，在家里却对她冷暴力。诸如此类的种种言论，作为旁听者，你永远无法判断到底是何时何地，哪一桩事件撕裂了两人的情感。一开始我的开导有些作用，至少每次我离家之后，两人的矛盾会得到一些缓解。婚姻，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年前的春节，事态已经白热化。除夕之夜，陈春丽带着我去洗浴中心过年，叔叔带着儿子儿媳回了老家。我和陈春丽闹了一场。“我就盼着回家过年找一点温暖，你干吗又闹这么一出？”陈春丽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面容憔悴，头发凌乱，双眼肿胀，额头、脖子上是块状的红色瘀痕，我一时没认出来这是陈春丽。“他动手打你了？”我气得有些颤抖。“我们俩吵架，他掐着我的脖子，我就撞到了桌子上。”我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过去我内心里是有些责备陈春丽的，总觉得是她性子烈、嘴上不饶人，尤其是和叔叔的温文尔雅比起来，在外人面前她就显得很吃亏。“妈妈，对不起，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在你的身边。”陈春丽没哭，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我要离婚。”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照片，我很难相信叔叔会动手。作为旁人应该如何去判断一段婚姻关系里的对错，或者说真的有对错可言吗？我问过陈春丽，你后悔结这次婚吗？她回答：“不后悔。结婚的时候我们奔着过后半生去的。只希望你不要埋怨妈妈，没有给你做一个好榜样，到了60岁还要离婚。”“妈，有的人为了给孩子做好榜样，忍辱负重一辈子，而你是勇敢的，至少你在为自己而活。”不知道为什么，在陈春丽宣布自己要离婚的那一刻，我有些为她高兴，虽然她和大多数母亲一样，秉承着对传统婚姻的渴望，但她没有和不幸的婚姻一起跳入大海，那一秒钟她清醒异常。

另一个“爸爸”

我唤老李“爸爸”是从我小学五年级开始的。直到今天，“父亲”一词跳出来的时候，我只会想到他的形象，温厚、慈爱，像一束光。

陈春丽35岁，离异三年后，在工作饭局上认识了老李。老李比陈春丽大16岁，是一个国企单位的一把手，陈春丽在工作上杀伐决断的样子很特别，老李得知陈春丽离异，还独自抚养一个女儿时，心中一边是敬意，一边是喜爱的恻隐之心。老李提起和妻子离婚状态已经三年有余，但女方一直拖延不同意，这使得老李被周边的人称为处在婚姻中的单身汉。

中年人的恋爱是理性且直接的。老李和陈春丽决定走到一起是双方的决定，就像两个历经沧桑的人，谈论起过往失败的婚姻时产生共鸣。他们对婚姻的理解不再是谈论爱或者不爱，彼此的诉求不再虚无缥缈。我承认，陈春丽是一个好母亲，但她有时说话极度伤人，当谈论起为何想要嫁给老李时，她说：“女儿需要一个父亲，老李的儿女已经成年，他会是最好的选择。”这句话当着老李的面说过，老李性格好，呵呵一乐就过去了，觉得陈春丽就是嘴上不饶人而已。陈春丽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这成为了我长久以来极度不适的一句话。我感觉我的此生都亏欠于她，只是因为我需要一个父亲，她才决定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16岁的男人。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堵住了悠悠众口。老李的妻子终于决定签署离婚协议，挣扎了数年之后，一切来得有些容易，老李心中如释重负，又觉得事有蹊跷。相约办理离婚手续的当天，女方敲开了老李的家门，二话不说，一瓶液体直冲冲地泼在了老李的身上，老李当过兵，反应快，他本能地朝后闪躲，不明液体让他感到了剧烈的刺痛。他在屋子里上蹿下跳，他跑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冲刷着身上的硫酸。据说后来是女方拨打的救护电话，并且坦然自若地去了警察局自首。

当天晚上，老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医院通知了陈春丽。半夜3点，陈春丽赶到医院看着病床上的老李，她几乎不敢相认。全身三分之一重度烧伤，好在他反应快，硫酸从脖子以下蔓延，没有毁容。衣服粘在皮肤上，血、水、脓在黑色焦炭之中无法分辨。医生用剪刀剪开了他的衬衣，老李感到剧烈的疼痛，刚注入的吗啡一点用都没有，他在床上嘶吼着，如一头野兽。老李很快因为巨大的疼痛昏厥了过去。陈春丽背过脸去，她已经无法再看一眼。老李高烧不退，医生把陈春丽叫到办公室：“他的情况不好，按流程现在已经到下病危通知的地步。你也看到我们已经尽力，能在这么大面积的烧伤中存活下来实属侥幸，你们有个思想准备。”

我坐在医院的长廊上跟陈春丽待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听到陈春丽一直在打电话，她几乎动用了自己身边所有的关系，从省里连夜请来了一个临时组建的专家组。专家组抵达时，老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专家组的治疗方案是极端的，死马当活马医的那种。陈春丽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她，如果48小时内病人退烧并醒过来就能救活。

陈春丽不让我进重症监护室，我在她的朋友家寄宿了几日。再见她时，她眼睛红肿，枯瘦了许多。她带来了好消息，老李在鬼门关前晃悠了一圈，活了过来。我站在全身包扎着纱布的老李面前，有些害怕。陈春丽拍了拍我：“快！叫爸爸。”我有些惶恐：“爸！”床上的老李说不出话，他只是冲着我眨了眨眼睛。陈春丽和老李还没有办结婚，她已经单方面宣布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我知道，陈春丽除了长了一张不饶人的嘴，心底里都是柔情。

在老李躺在病床上的5个月里，我放学之后会在他病房的窗边做作业，等着陈春丽下班给我们送晚餐。渐渐地，老李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已经可以斜躺在床上指导我写作业了。那一年我记得，窗外的夹竹桃开得特别好，老李房间里充满了疤痕灵的味道，那个味道伴随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

出院后不久，老李和陈春丽办了一场简单的结婚仪式。我们一家搬离了小城市，重新开始新生活。老李对我的好，总让人羡慕，即使是亲生父亲也做不到那种好。我记得初中住校时，我月经初潮疼得不得了，老李每天给我送中药、送水果，背着陈春丽偷偷给我塞零用钱。“女孩子要懂得照顾自己，想吃什么就买，爸爸有钱。”我像一个被宠上了天的小闺女，每次拎着大包小包进宿舍，同学们都会围过来说，你爸简直是模范，说罢七手八脚地瓜分掉我的零食，临我毕业谁也不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陈春丽和老李离婚是我上大学的那年，老李对陈春丽说：“春丽，女儿上大学了。我知道你这些年照顾我不容易，我年纪大了，再也给不了你更多照顾，再往下我不想拖累你。”老李坚持要和陈春丽离婚，彼时，他已经退休好多年，陈春丽有过挽留，但老李却坚定地要让她去寻找后半生的幸福。陈春丽给我打电话说这些的时候，我哭了很久，在我心里，老李承载了我所有对“父亲”一词的想象。陈春丽说：“没事你给他多打打电话，看看他需要什么东西。”此后，我的爸爸老李离开了那座城市，后来听陈春丽说，他回了老家的村子里，一个人过自己的晚年。

我在母亲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16岁的叛逆少年，即使我很用力地进行着二次成长。现在我们之间的身份互换，我更像她的母亲，要给她光明

初恋

在我的青春期，我和陈春丽的关系一度不好，我对她的情感复杂，我爱她、恨她、敬重她、埋怨她。这一切的根源来自我的亲生父亲老张。

老张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性，风趣、幽默、大方、脑子活。他和陈春丽的初恋爱情故事堪称精彩，一见钟情，六个月后结婚，一年后生下我。80年代这种自由恋爱故事写到小说里属于撒狗粮的级别。在小城市里，我们一家过着极前卫的生活，因为老张早年跑货车，见过世面，每次回来他都能带回来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带同学到我家里玩，无人不羡慕我们家的卡带录像机、一点就着的煤气灶，以及可以拆成子母机的步步高无线电话。小学三年级之前我住在一个蜜罐子里，奶奶、爸爸、妈妈把我宠上了天。

有一天，老张跑车回来，一脸困倦。他难得没有直接回房间睡觉，而是塞给了我一个梨要跟我聊聊。“如果啊，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要跟谁？”我坐在爸爸腿上，一只手拿着梨，一只手揪着他的胡子想了想：“跟妈妈。”他继续问：“跟爸爸怎么样？”我又想了想：“不要。”他摸了摸我的头，回了房间。大概过了几个月的一个下午，我看着陈春丽一边抹着泪一边收拾衣服，“爸爸要离开了”。那时，我不到8岁，对“离开”一词没有概念，我只“哦”了一声，就去看动画片了。

老张离开了几天，陈春丽昏睡了几天，突然有一天她接了一个电话，就跟疯了一样，把我从床上抓了起来，让我跟她去一趟老张的单位。我傻了吧唧地跟着她以及她的另一个女性朋友去找老张。一路上我似懂非懂地听到了她们谈论起父亲找的那个女人是同单位的，她们决定去找两人说个明白。陈春丽问我，你听说过一个叫××的阿姨吗？我说见过，你不在家，那个阿姨经常来咱家打麻将。陈春丽生气地推了我一把，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哇哇地哭了起来。

那一天，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陈春丽让我去父亲单位三楼行政部找××阿姨，让我坐在那里闹，闹得越凶越好，而她则前往车站找老张。我有些害怕，但我又似乎知道了些什么，父亲要离开，可能是因为那个阿姨。我坐在那个阿姨的办公室里哭，那个阿姨过来让我先回家，我举起了手边的烟灰缸想要砸向她，但我退却了，哭得越发厉害。那一天，整个车站炸开了锅，所有人都知道老张的媳妇打上了门，孩子坐在小三的办公室哭。陈春丽则在维修站找到了老张，对峙之下，狠狠地甩了他几个耳光，老张争辩不过，临阵脱逃……我选择让那天发生的一切在我脑海里消失。这并不奏效，越是要忘记，它越时常光临我的梦境。那天，我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衣，眼前的成年人张牙舞爪地丧失了所有的体面，我无力地举起手中的烟灰缸，只听到它重重地砸在地板上，碎了一地。

自从离婚后，陈春丽性格大变，她变得敏感、多疑，时常崩溃。出去应酬常常把自己喝成一摊烂泥，我给她送上盆、纸巾，听她一遍遍哭诉感情的不幸。我抚摸她的头，看她在我的怀里昏睡过去，再想办法把她拖上床。其他时间里，她变成了一个越发要强的女人，工作上卖力，积极准备调动省城的工作，准备带着我离开伤心地。学习上对我的管教变得异常严苛，考试不能出前十名，否则就是一顿揍；生活上给我最好的物质，别人有的东西，她一定要满足我。陈春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生活，就像对老张的痛恨变成了一种执念，继而成为了一种习惯。内心里，我是心疼陈春丽的，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但她爱我的方式用力过猛，曾将我推向了偏执的悬崖边。陈春丽对父亲的恨已经扎根在了我对男性的潜意识中。其间，我花了许多年去治疗我内心的创伤，我把父亲写进小说，也策划过专门去老家看望老张的旅行，让我突然释然的，是我面对老张时，用近乎像陈春丽的语气攻击他时，他哭着跟我说，对不起。

陈春丽的第三次离婚并不顺利。她在电话那头儿说：“我现在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从律师事务所出来，走在大街上，哭得像一个孩子。电话里，我说：“妈妈，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想要的是你放下恨，与自己和解吧，我和你一起学习爱自己。”说完，我觉得那一刻，我像陈春丽的妈妈，而她，真的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