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中西交汇处的想象

1907年初春，寒风夹带着细沙在敦煌空旷的街头吹荡。刺骨的寒风中出现了一位欧洲探险家，他的名字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他从楼兰遗址启程，穿过冰冻的罗布泊，从阳关进入敦煌。有一位跟随者，他是斯坦因雇佣的中文秘书和翻译蒋孝畹。

前往敦煌的交通还像古代一般非常不便利，骆驼、马匹和毛驴仍是主要交通工具。到达此处是一场漫长艰辛的旅程。斯坦因从喀什噶尔出发，经过和田、若羌、米兰，穿越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大漠和戈壁荒漠，沿着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与大月氏取得联系、欲联合攻打匈奴的古道，向敦煌进发。正是在击败匈奴之后，汉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玉门关和阳关两关，扼守住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也与当时的乌孙、大宛、安息、身毒等国建立了交往。这也是一条法显从敦煌出发向西前往印度取经的险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岁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艰难旅途中，斯坦因不禁感怀法显、玄奘的精神，这精神“虽历经千年，在充满着死亡和荒芜的地方，却比在生机勃勃的地方更坚定持久”。他还带着一本远行经过这里沙漠的马可·波罗所写的行纪，映照着看，马可·波罗对罗布泊沙漠的水源分布和穿越所需的时长描写得相当准确，对西域沙漠里诱惑人迷路的“死亡幽灵的召唤”的描述，也很生动。

此时，敦煌已被尘封和忘却了几百年。经历了隋唐和元帝国的繁荣之后，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光彩。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上贸易航道，使得陆地交通要道逐渐失去了荣光。明朝嘉靖三年（1524）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到关内，废瓜州、沙州（敦煌），200多年敦煌旷无建制，逐成“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从此沉寂。

近敦煌时，没有任何迹象向斯坦因表明，他正在走向一座城镇。他在一条碎石路上走了17英里，直到看见了一排树。敦煌绿洲上的农舍和田地已被荒废，但仍留下大量精耕细作的迹象。大风狂沙中，他穿过正在毁坏中的敦煌镇大门，来到狭窄的街上，举目所见是开始坍塌的寺庙和年久失修的房屋。他拜见了敦煌的军事长官，在聊天中，他们聊到甲午战争，知道了“日本人在最近战争中表现出来非凡本事”。他参观了敦煌附近的千佛洞，也即莫高窟。早在1902年，他的朋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兹就向他提及过这个遗迹的艺术价值，洛克兹在1879年到中国西部进行过地理考察。斯坦因很快得出自己的判断，千佛洞的这些壁画最好的部分属于唐朝，那是中国佛教文化繁荣的时期，敦煌曾经历过近200年的和平时期。

斯坦因为什么会长途跋涉来到敦煌，这个对他来说如此遥远，在当时默默无名的小县城？除了西汉的历史，法显、玄奘的精神感召和马可·波罗行纪的指引，还有何种力量，以及什么线索，牵引和召唤着斯坦因来此处？在他意识的版图中，敦煌位于何处，具有何种含义？

实际上，19世纪末，许多西方探险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敦煌莫高窟。1900年以前，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匈牙利的洛克济（Lajos Loczy）、法国的邦宁（Charles Eudes Bonin）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还没有特别留意莫高窟的艺术价值。莫高窟广为人知，与后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有关，但那时还无人知道它的存在。

对欧洲来说，那是一个被考古热席卷的时代。19世纪中叶，欧洲的地质科学取得了很大进步。人们认识到，地球的年龄有数十亿年，而不是之前普遍认为的几千年。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述了他的进化论。人们更进一步相信，人类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全新的时间限度，其间蕴含着考古研究的巨大潜力。不久后，欧洲考古学家开始探索世界各个不同区域在地质层下的古老历史，在埃及、特洛伊、克里特、庞贝、玛雅、尼尼微等地方都有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到19世纪晚期，考古学的方法论有了进一步发展。考古学被认为不仅应该记录和收藏具有美感和价值的物品，还应该记录世俗物品，从而与古物收藏区分开来。

斯坦因就身处这个考古学的历史热潮中。1862年，他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青年时求学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图林根等地，学习古印度文字和古代东方语言学等专业，后留学英国。1887年，他博士毕业后到印度工作，曾在旁遮普担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在印度待了10年后，1897年春，斯坦因萌发了去新疆和阗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念头。从1876年至1926年，50年间进入中国、密集往来于西北的考察队、探险队、测量队，约有42支。在斯坦因之前，法国旅行家杜特义·德·兰斯在一份报告中提及，他在库车偶然得到了一些古代梵文的桦树皮古卷的残余碎片，与和阗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包含了一种早期印度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某个佛教经文，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它与已知最古老的印度抄本极其相似”。这个发现引起了专门研究古印度语的斯坦因极大的兴趣。1898年9月，他在给印度政府的建议书中写道，据历史记载，和阗地区曾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的发掘已充分说明，对这些古代遗址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古代印度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大约同一时期，“不列颠中亚古物搜集协会”于加尔各答成立。他们收集到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值得注意的古物，包括纸质手稿残片、古代陶片等。这都是当地“寻宝者”在和阗古遗址中发现后，卖给印度政府在喀什噶尔、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代理机构的。通过俄罗斯驻喀什噶尔及其他地方的领事官员，圣彼得堡方面也收购到了类似的民间收藏品。除了明显是用印度文和汉文写成的真正文献外，其中大部分搜集到的东西都令人费解，都用怪异、不知名的文字写成。这些都引起了斯坦因的好奇。同时，收集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可靠的现成资料来判定其真正来源。

斯坦因在后来第一次中国探险后写成的报告《沙埋和阗废墟记》中写道：“中国新疆还没有什么地方进行过考古学方面的探索，这不禁使我为之心动。无论能干的欧洲东方语言学家对这些特殊的发现品如何重视，如不去当地系统调查，就无法真正认识其历史和文物价值的全貌。”瑞典人斯文·赫定在1896年冬经过和阗所在大漠中两处被掩埋的废墟地带的旅行，让斯坦因确信自己的想法可行。他认为，赫定的报告已足以证明古遗址的存在，值得提前去发掘。

斯坦因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教义早期如何从印度向中亚、中国及远东传播。根据现有的汉文记载，佛教不是直接从它的诞生地传到中原的，而是向北通过中亚传入。从公元4世纪起，像法显这样的高僧的足迹已来到印度佛教圣地；但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宗教事务、教义、寺庙建筑和寺院礼仪上，对佛教所到中亚诸国的语言和文化艺术流传范围，却未能明确说明。根据中国编年史，斯坦因猜测，佛教传播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这些可能使我们重新编织过去文明时期主要面貌的原始记录和遗物，随着公元10～11世纪伊斯兰教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所有证物似乎消失殆尽”。他想象，西部荒漠中，那些为流沙所埋藏的废墟“将为考古研究提供帮助”，“新疆沙漠的气候在保存能力上并不次于埃及”。

1900年7月，斯坦因敲开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家的大门，受到了热烈款待。此后，他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所进行的探察活动，都得到了这位“英国利益代表”的关心和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是英、俄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争夺的焦点，双方都伺机插足于此。印度和阿富汗当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沙俄势力已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从西伯利亚向南扩张了几千英里，欲吞并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控制通向印度的战略性山口。这也让斯坦因考古的背景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