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便捷程度第一”的城市，也许实际上寸步难行。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城市生活便捷程度是不是世界第一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网约车、高铁网络等新生事物，确实改变着我们所在城市的面貌，也给不少居民带来了“便捷自信”：有些国家地铁没有空调，有些国家不流行电子支付，看来看去，风景这边独好。生活体验是个主观的感受，非要争个高下排出名次，既不现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在为一切进步骄傲的同时，发现一点一滴小小的不便捷，或许是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的又一种动力。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出国出境旅游似乎已经不再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刚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出境游人数突破700万人次。

 

谁会想到，几年前梁朝伟从香港飞到巴黎喂鸽子，还是柠檬味的上流生活样本，现如今定位巴黎都还要特别强调，自己是转机去存在感仅限于地理书的小众目的地。

 

从开眼看世界到抬腿看世界，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地名，变成了朋友圈九宫格的打卡，原本笼罩在其上的神秘光环，也随着飞机破空的气流逐渐消散。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踏上异国的土地，他们也在比较之中转变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异国的美丽，也伴随着异国的不便。/pexels

 

没有移动支付，地铁等公共交通又旧又慢，出门不敢一直玩手机因为没有共享充电宝，一两公里的路打车贵走路累就是没有共享单车，点外卖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店里吃，国外旅游的种种不便开始成为人们的新共识。

 

近日，知乎上一则“中国人生活便捷程度是世界第一吗？”的提问更因此成为热门话题，众多“人在国外，刚下飞机”的旅游党纷纷激情作答。

 

然而无论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还是“我们的月亮天下第一圆”都不过是从一个偏见到另一个偏见。众口相传的东西总容易成为框架，使观察流于表面。

 

这也是大多数长途旅行最终的结果。人们远道而来，在走马观花中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印证他们早已听说过很多次的印象，感叹一句，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在我们谈论便捷生活的时候，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单车当然应该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但衡量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在于它对待弱势群体的温情与耐心。

 

那些被技术革新隔绝在大众视线之外的人们，他们是否能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是关乎每一个社会生活便捷程度的压轴考题。

 

 

不能适应新技术的人，谁来替他们发声？/pexels

 

 

残障人士：

 

出门就像探险

 

去过欧美日韩等地的人可能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残障人士显得尤其多。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上学、逛街、购物、享受生活。而在中国的公共场合，很少能见到残障人士的身影。

 

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基因有缺陷或是事故高发，实际上目前中国也存在着将近8500万的残障人士，却大多因为相关公共设施的缺乏或不规范而被迫隐身。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曾经做过一次名为《“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的演讲。

 

在演讲的开头，李迪华就提到他一位忘年交的老朋友，八十多岁高龄还年年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有一次，却因为城市道路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小街坎，把肩胛骨摔折了。

 

由于年龄太大，医生并不建议手术治疗。没过多久，老人就郁郁而终了。

 

 

一个5厘米的小坎，葬送了一条人命。/一席：《“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寸步难行》

 

在这次演讲中，李迪华还列举了中国城市中多处鬼才设计，被浅根系行道树拱起的地砖、窄成单行道的人行道、光滑到可以溜冰的广场、象征意义大过实用价值的超长阶梯……

 

当然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中国的盲道。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的盲道目前全球第二，但是中国的盲道上却看不到盲人。有人还因此建议市政部门减少盲道建设，反正也没人用。

 

不过真的没人需要盲道吗？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的盲道现状，就会发现，不是没人用，是没人敢用。

 

被自行车、私家车占用已经是比较传统的常规操作，盲道中间建围栏、石墩、告示牌，盲道中间修下水道入口——没井盖的那种，盲道修成贪吃蛇就为了让盲人朋友多锻炼身体。

 

 

山西太原恒山路十里铺路段盲道，怕不是想让盲人朋友就地来段儿探戈。

 

面对这些各领风骚的盲道，有网友评论说，我们的盲道可能是为了减少盲人数量设计的。

 

连健康的成年人一不小心都会中招，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它们的存在则让城市变得危机四伏。

 

今年7月，47岁的残障人士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设施时意外身亡。25岁那年，一场车祸让他坐上了轮椅。成为残障人士后他才察觉到这一群体生活的艰难，于是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

 

随后公布的事故调查结果显示，文军因为原本的无障碍通道被堵，试图从旁边绕行，结果掉进了附近酒店一个没有警示标志的地下车库，就此殒命。

 

 

事发后，车库现场只是拉起了警示彩旗，并未有更多防护设施。/新京报

 

影评人罗罔极同时也是一名需要依靠轮椅的渐冻症患者。在电影《二十二》上映时，罗罔极却写了一篇名为《抱歉，“二十二”我没看》的文章。

 

众多读者在等待着他的影评，而他因为附近有场次的电影院都没有无障碍设施只能放弃观影。

 

即使是像他这样颇具名气、收入殷实的残障人士，依然一次次被银行、餐厅、商场拒之门外，虽然它们的门口没有写着残障人士禁止入内的牌子，但高耸绵延的台阶、仅供人步行通过的走道无不透露着城市的疏忽和傲慢。

 

 

多么令人心寒的事实。

 

 

“数字难民”：

 

不会用手机就寸步难行

 

“数字难民”这一概念由学者Wesley Fryer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基础上提出，泛指那些因为数字技术革命而陷入生活困顿的群体。

 

他们大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因为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问题，被互联网时代排除在外。换言之，他们是被互联网技术伤害和侮辱的一群人。

 

在年轻的都市白领纠结着要不要逃离北上广，换不换5G手机的时候，中国仍然有数亿人成了互联网的“漏网之鱼”。

 

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全球性的。如果将视线拉远，全世界还有将近36亿人没有接触过互联网。不上网即是不存在的今天，他们成了这个时代彻底的局外人。

 

 

科技的存在，不是为了割裂人群的。

 

第69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影片《我是布莱克》中的主角，英国老年白人布莱克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他一辈子勤劳工作，乐于助人。晚年因为心脏病丢了工作，只能申请政府救济。这一过程中，已经全面电子化的繁琐流程让布莱克屡屡受挫，无功而返。他最终于贫病交加中死去。

 

在提前写好的悼词中，他为自己做出最后的申诉“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中的点”。

 

 

求助过程中的耻感，让人更加难以忍受。/《我是布莱克》

 

在欧美日韩等地还在因为信用卡体系完善和对个人隐私权的看重，而纠结要不要全面推广移动支付的时候，中国移动支付利用率已达71.4%。

 

今天上到高端商厦，下到菜市场小摊贩，甚至连大街上的乞讨者都支持移动支付。高歌猛进的移动支付浪潮下，越来越多的商家乃至公共服务机构尝试取消现金通道，实现全自动化服务。

 

相信每个人应该或多或少都遇见过这样的场景，在车站的外来务工人员一脸歉意地让人帮忙互联网购票，在超市的结账柜台老人顶着背后一张张不耐烦的脸慢慢地掏出现金。

 

他们看得到我们的焦躁和不满，我们能否看见他们脸上的尴尬和困窘？

 

诚然，移动支付的方便快捷毋庸置疑，技术的迭代也不能因噎废食。

 

单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们是理应被淘汰的落伍者。不过技术最紧要的是进步，人最紧要的却是同情和善良。如果让技术成了催逼人向前的鞭子，就实在是本末倒置了。

 

更何况技术也未必总是带来便捷，在人们习惯不带现金出门的今天，现金通道空空荡荡、移动支付通道大摆长龙的场面，越来越成为一道复杂难言的时代景观。

 

 

电动车：

 

老百姓的座驾&城市交通的噩梦

 

对于高速运转的中国城市来说，外卖和快递小哥俨然是川流不息的血细胞，为一个个忙碌的都市人提供温饱与便利。但在这个不断壮大的城市后勤部队背后，还有一串令人触目的数字。

 

据南京市交管局统计，仅上半年，南京共发生涉及外卖送餐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3242起，共导致3人死亡、2473人受伤。今年7月，上海市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外卖行业的交通事故数据。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外卖骑手在极端天气送餐导致意外身亡的新闻同样屡见不鲜。

 

逆行、闯红灯、超速，外卖骑手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当然是这些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无声无息的电动车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

 

 

飞驰着送外卖的小哥。

 

消费者确实没有义务为此买单，正是庞大的外卖需求催生了庞大的外卖员群体。如果人人不点外卖，问题是解决了，外卖员也失业了。

 

然而社会一边享受着外卖骑手带来的便利，一边指责着他们要钱不要命，不为路人和自身安全考虑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想想，是什么让他们频频铤而走险？

 

平台方和承包商抽走了整个产业链中的绝大多数利润，超时、差评、抢单制又构成了压在外卖骑手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这些环环相扣的制度前提下，几乎是在明示外卖骑手，想挣钱，就要争分夺秒。缺位的保险配上简陋的电动车，使得外卖配送成为一场事先张扬的生命的裸奔。

 

 

雨天路滑，危险更甚。

 

尽管出国旅游人数日益增长，但根据护照保有量和相关机构数据估算，中国人目前出过国的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0%。这一群体无论在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仍然属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少数派。

 

走出国门的人当然可以在知乎上称赞中国的便利，吐槽国外的落后，却也不应该忘记，在这优雅和体面之下，还有很多人在为城市的便利负重前行。

 

正如那个知乎问题下有人总结的，如果你是一个四肢健全、学历优秀、收入颇丰、拥有本地户口的年轻人，那么你生活的便捷程度无疑可以排到世界前列，就像我们拿出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去和巴黎、纽约、伦敦、东京较高下也不遑多让。

 

在我们乘着城市发展的东风拔足飞奔的时候，无穷的远方还有无尽的人们同样生活着。

 

风物长宜放眼量，每个人都必然有衰老的一天，每个人也都可能有发生意外的一天，从高位跌落的一天。如果想让生活在彼时兜住你，那么此刻就应该让生活兜住他们。

 

 

中国还有十亿人没搭过飞机，我们真的没必要过于着急。

 

“世界第一”是一个刺眼的描述，“便捷”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切身感受。

 

行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我们的生活是否足够便捷安心？二十出头玩转电子产品的你有发言权，腿脚不便的老人、用着旧款手机的中年人、在盲道上进退两难的残障居民，也有发言权。

 

 

高伊琛(2019).截瘫者文军之死：一个推广无障碍出行者，死于无障碍通道被阻.南方周末

 

侯骏一(2015).中国的残疾人去哪儿了.大象公会

 

李迅雷(2019).我国究竟有多少人出过国.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李迪华(2018).“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一席

 

罗罔极(2017).抱歉，《二十二》我没看.罗罔极

 

罗广彦(2019).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界面文化

 

马斌 程渔亮(2019).中国盲道的数量世界第二，为什么上面却没有盲人.浪潮工作室

 

郑也夫(2018).被控制的外卖骑手：个体化困境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