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珍妮·奥德尔

去年1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2019年最爱的书，其中一本叫《如何无所作为：抵制注意力经济》，《时代》周刊也把这本书列入了年度必读书。作者珍妮·奥德尔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艺术家和观鸟爱好者。她说，“无所作为”是一种修辞，表达一种缺乏感，如今我们的总体感受是太多：太多信息，太多的活，觉得自己需要了解一切的一切。无所作为就是允许空白，不要只讲工作效率，计算一天下来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各种应用程序想方设法地留住用户，比如观看视频可以获得积分，玩小游戏可以获得优惠券，用算法呈现你爱看的东西。一位技术伦理学家说：“我们是一点一滴地体验到注意力经济的，所以我们往往只是温和地说它很恼人或者让我们的注意力涣散。但这是对其本性严重的误读。从短期来说，注意力涣散会让我们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它们会让我们过不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破坏我们的思考和自控能力，让我们难以期望我们想期望的东西。它们对自由、幸福和自我的完整性都有影响。”

即使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主动去提交冲动的表达也有害。“社交媒体近年来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人们受制于新闻周期，一边说焦虑一边更加勤奋地查看手机。广告和点击的逻辑从设计上来说都是剥削性的。相互追赶的媒体公司形成了及时性方面的军备竞赛，滥用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暇思考。威廉·德雷谢维奇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太多时间，把自己拴在新闻循环上，活在别人的现实中，就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梭罗就说过：“一个人吃过午饭，刚睡过半个钟头午觉，醒来后抬头就问有什么消息没有，仿佛别人都在给他站岗放哨似的。有的人吩咐道，每过半个钟头把他叫醒。”

算法向我们推荐同一类东西，导致我们不会遇到任何惊喜。“如果我认为我已经了解了我想了解、我喜欢的一切，我也知道可以如何去找到它们，我就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如果你读的书的书页越来越类似，最后你是在反复读同一页，你就会放下它。”

《如何无所作为：抵制注意力经济》

奥德尔回顾了历史上各种厌倦了现实、想逃离的人物和运动。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桶里，他蔑视一切财富，只拥有一个拐棍和一件破烂的长袍。柏拉图说他是“发了疯的苏格拉底”，他认为个人的理性高于虚伪的传统和习俗。他和苏格拉底的一个区别是，苏格拉底喜欢谈话，第欧根尼更像是在搞行为艺术。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所谓正常人其实都是疯子，他们过于在意这个充满贪婪、腐败和无知的世界的各种习俗。他会在街上倒退着走，在人们出场时进入剧场。有人问他死后想怎么被埋葬，他说头朝下埋，因为不久下面就会变成上面。夏天的时候他在热沙子里翻滚，拥抱街上被雪覆盖的雕像。他认为教育只是为年轻人谋生做准备，而不是教他们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一天下午他用胶水把书页粘起来。

上世纪60年代，有上万名美国年轻人决定脱离现代生活，前往乡村居住。1965年到1970年间，美国出现了1000多个公社群体。他们一般的做法是，“带上一些面包，买一块地，宣布这块地免费，开始从零开始建设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结构”。他们都想追寻美好的生活，不像他们拒斥的竞争、剥削的制度那样。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部分公社都离不开外面的资本主义世界。要还贷款、养孩子，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自己种出来。有些公社要依赖社会福利，如美国农业部捐赠的奶酪、社会福利部捐的咖喱。

1978年，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做了一个约9平方英尺的笼子，在笼子里待了一年。每天有一个朋友给他送去食物，并把垃圾收走。他规定自己不许说话、读书和写作，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房间里除了床和洗脸盆，只有一个钟表。他的表演每个月对公众开放一两次，其他时间都是孤身一人。后来有人问他在里面都在干什么，他说让自己活着并思考他的艺术。

2008年，23岁的列维·菲利克斯在洛杉矶一家创业公司担任副总，每周工作70个小时，因为压力太大引起并发症导致住院。他决定跟女友一起去柬埔寨旅行，其间他们停用电子设备、冥想。回国后他们开设了成年人戒掉数字设备的夏令营。入营时，营员要宣誓，把手机交给穿着防化服的向导。他们不可以上网和接电话，可以参加烹饪、踩高跷、用打字机搞创意写作、合唱、喜剧表演、射箭等活动。

奥德尔说，遁世是不现实的，注销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显得过于格格不入，我们恰恰需要积极地入世。“脱离是不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采用外人的眼光。它意味着不是逃离你的敌人，而是了解敌人。脱离世界不是拒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是这个世界的完美图景，正义得到了实现。脱离是用未来应然的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注意力经济努力把我们困在可怕的现在，我们要重新获得不被失望玷污的想象力。”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注意力的本性就是转向新鲜事物，一旦对象引不起兴趣，看不到新的东西，它就会不顾我们的意志，转向别处。”也就是说，注意力不会自发地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的注意力。“真正地收回注意力，不是一劳永逸地退出社交媒体，而是不断地训练，要把它用在其他地方，去扩大它、增加它，提高其敏锐度。我们在思考时要跨越不同的时间幅度，而不只是媒体炒作施加给我们的二十四小时或更短的周期，当点击诱饵出现时停下来想想。”

此外，由于网络剥去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为了对抗它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自己重新置入我们的物理环境中，奉行生态地域主义，观察本地生长的东西，对当地的生态系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