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摄影/黄宇

在过去的东柏林，有一个独特的街区空间——普伦茨劳伯格（Prenzlauer Berg）。它在“二战”中作为住宅区被保存下来，有12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国家权力触角未曾深入的相对真空地带，逐渐成为城市荒野。在这里生长和存在过不同于东德亦不同于西德的人，随着城市传统空间的复兴和扩张，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消失于历史的缝隙中。

柏林墙倒塌不久，从慕尼黑（过去属于西德）来的赫格纳德·格律恩伯格（Reginald Grünnenberg）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近30年。他告诉我，在那个与现在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历经了从过去到现在的变更和过渡，融为柏林这个城市与国家空间变迁和成长的一部分。以下是他的讲述。

荒野地界

我出生在吕贝克，在巴黎和慕尼黑长大，是政治学博士。毕业后，我在西德的慕尼黑生活了一段时间。慕尼黑是个无聊的地方，没有事件发生。它也是一座资产阶级保守派聚集的城市，如果不是巴伐利亚人，会很难融入那里；而我在政治上倾向于社会民主派。

德国统一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震惊。我们从来没有像韩国那样成立一个负责统一事务的机构，没有任何预测、计划和准备，对东德基础设施的垮塌程度也没有任何概念。柏林墙倒塌不久，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开车来到这里。历史正在柏林发生，我很兴奋。初到柏林，我们开车穿过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车窗外的景色在某一时刻，就如两江交汇，色彩突然变成了清一色的黑白两色，我一脚踏入异域。

那时正是11月，这里的房子都没有中央空调，冻得人发抖。从一个繁华的全球性都会初来这里，那种感觉真的很诡异，就像进入了一部电影中。这正是我要找的感觉。离这个咖啡厅200米远的地方，就是我和女朋友的第一个公寓。

格律恩伯格，电影制作人，在普伦茨劳伯格居住了30多年的柏林人

20世纪90年代的柏林很喧闹，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尘土飞扬，有些压抑。在东柏林很难找到公寓，幸运的是，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前东德的文化部长顾问，是一位有一半印度血统的古巴人。他在街角处有一所房子，160平方米，没有暖气和热水，很破旧。东德消失后，他也失去了在政府的顾问工作，变得很穷困，就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我租下了他的房子，给他保留了一个单间，他有时还可以来住。

柏林墙倒塌后的普伦茨劳伯格是一个完全的荒野之地。这一带的建筑群年龄都在130年以上，过去全是住宅区，从“二战”的轰炸中幸存下来。我们来到这里时，发现所有的建筑都处于废弃状态。房间内没有厕所，大部分厕所都在楼梯间和庭院里，也没有热水和暖气；那些大房子根本无法加热，设施很陈旧，住起来很不舒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只有那些没有钱或不愿搬到其他地方的老人还留在这里，不少是“二战”后成为寡妇的老太太，其他人都搬到了马尔扎恩和里希滕伯格（两个东柏林的街区）有独立厕所、浴缸和中央暖气的社会住房里。这里基本空了。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人们开始追求舒适、美和自由，“后现代”开始了。

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9年，越来越多的西德年轻人涌入这里。他们撞开那些无人居住的公寓的门，不经允许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些公寓在东德都没有私人产权。这些年轻人去找街区负责部门商量，他们被允许住下来——反正这里已经逐渐空了，没人住，也没有人竞争。这些西德人都是年轻的波西米亚青年或左翼青年，有一些是乌托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很穷，来这里能免费住上房子。他们在街区的垃圾堆放点捡来被遗弃的旧家具，重新装点自己的公寓。后来，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西德人不断涌入这里。我们同样很穷，大多是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里所有东西都非常便宜，我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富人”。博士毕业前，我在慕尼黑的大学每个月提供给我2000马克奖学金，我的女朋友也有奖学金，这笔钱在这里简直是巨款。我们有了儿子，过着“富裕”的生活。

然而，我并未实现在柏林做一个大学教授的梦想。在德国做教授是一件讲政治的事，讲师门和圈子，我的关系都在慕尼黑，在这里没有人提携，也没有职位。对职业生涯来说，东柏林不是一个好地方。我跟随那位东德的房东一起去建筑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柏林的生活，是从当工人开始的。我一边在洪堡大学上课，一边打工，每个小时赚8到9马克，工作简单又辛苦。那时的慕尼黑很富裕，容易赚钱；在慕尼黑我也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一个周末能赚500到600马克。柏林很穷，东柏林更穷，普伦茨劳伯格则是东柏林的贫穷黑洞。但我仍然很开心，我们都开心。与金钱相比，这里提供了兴奋刺激的生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很不一样。

普伦茨劳伯格的咖啡小店和酒吧不少，很多是非法地下经营，存在时间也不长。它们赚得很少，一杯咖啡或啤酒的价格便宜得很，也没有什么钱可以缴税，有的几周就关门了。有一些酒吧藏在中庭内一道进一道的深门背后，深处藏着热闹的派对。这是一片被忽视的地方，权力触角没有伸到过这里，在东德时期亦如此。它藏纳过一些政治谋反活动和秘密政党，为其提供悄然存在的庇护所。政府也懒得管这些年轻人，放任他们干一些青春又愚蠢的事，这里就是一直这么生长的，直到我们这些西德人也涌了进来。

卡尔·马克思大街沿线原东柏林的苏联式建筑

政府的修缮工程进入这里后，我们搬离了第一个公寓，寻找新公寓。东德时期，东柏林的很多楼房和公寓没有产权和明确所有者，只有使用者；东德消失后，就没有实际所有者了。从法律上，东德政府对一些楼房和公寓的所有权也是非法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时期从别人那里占领并延续下来的。柏林墙倒塌之后，很多个人或机构来认领这些公寓或楼房，比如一些犹太人认领组织和过去的老业主。法律程序复杂又漫长，但很多人都认领了回来。这也是使这片街区不至于一直沦为荒野和废墟的解决方案：这些过去的业主以自有资金和一些政府资助，修缮改造了这一片住宅区，粉刷了外立面，安装了中央空调，铺设了冷热水管道，安装了马桶，让这里慢慢变成了一个舒适的住宅区。过去这里非常难找到美食，没有人有精细烹饪的生活经验、专业技能或施展机会，找不到任何一个好厨师。我们现在正坐在普伦茨劳伯格第一家能做好甜品的咖啡厅里，是两个东德小伙子在上世纪80年代开的。

那时我已有一点儿积蓄，在这个街区看中了一套漂亮的公寓，它已处于原来一条街之隔的西柏林政府部门的管辖下，以700马克的便宜租金租给我们。我高兴地租了下来。接待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很惊诧，竟然有人愿意租住在这种垃圾地段。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不仅贫穷肮脏，而且到处都是犯罪。这当然不是真的。西柏林人也有偏狭之处：墙倒之后，他们所见的东柏林完全是另一个星球，他们感到恐惧、无法理解。我这样一个从慕尼黑来的西德人，看到同样是西德的西柏林人如何看待离他们更近的东柏林，觉得很有意思。普伦茨劳伯格对我来说，早已是一个充满异域气息、让人兴奋的城市生态，容纳着年轻音乐家、艺术家和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

柏林墙东边的画廊

历史的缝隙

逐渐变得舒适的生活条件，改变了这里原有的小生态。我和那些曾经快乐地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人一样，后来都变成了“失败者”。资金流进来，工作职位被创造出来，食物、租金的价格也随之上升，一些富裕的人开始迁入。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形成了一股潮流，很多富人带着资本投入到这片街区。他们通常是得到在西德的自己富裕家庭资助的年轻人，以对他们来说还根本不算贵的价格买下这里的公寓，在这儿定居。人口成分完全洗了一次牌，结构彻底改变。今天，普伦茨劳伯格只有20%的原住民，80%来自西德和海外。原来留下来的老人逐渐去世，住不起这里的穷年轻人也搬离了。

对于这样的变化，自然有过抵抗。那些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就来到这里的西德人大多是左翼波西米亚人，本来就不喜欢西德，也不喜欢共产党。他们很多是社会主义者，在历史拐弯处，他们曾试图抵抗，想从共产党的右翼实现超越。早在东德晚期，他们就通过露台集会、剧场、音乐会、文学和诗歌朗读会，来表达对西德资本主义的不满。他们是一群浪漫主义的梦想者。然而，面对汹涌流入的资本，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已不可能。他们都为此心怀怨恨，常在自己开的酒吧和餐厅聚会。但他们的状况不断恶化：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他们必须有翻台率才能维持餐厅和酒吧，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带着钱来消费。他们死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接受穷人，公开鄙视看起来富有的人，将他们拒之门外，直到最后逐渐连租金也付不起。他们的身影从这里消失了——这个咖啡馆对面的那个小酒吧就是最后一个，2015年，它原来的主人也离开了，从此再无音讯。他们是历史弯道处短暂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他们从西德的莱比锡、慕尼黑、勃兰登堡来到这里，偷偷溜进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东德地界，作为东德的外国人却没有人身自由再往前深入东柏林，就以非法状态卡在了这里，卡在了历史的缝隙中。他们中有同性恋，有摇滚乐手，在东德严苛僵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边缘，曾享受过真正的、最大的自由。他们很穷，却获得了在东德西德都不可能有的表达自由，与半心半意追逐他们的斯塔西（东德安全机关）不断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理想就源于那段小型乌托邦的生活经历。

我的抵抗意识并不强烈，更实用主义一些。要让这片区域变得更美、更舒适、更宜居，唯有靠资本，它会顺着这种欲望和向往渗透进来。我接受把这个已破败得跟废墟差不多的地方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地方，其实有一些不喜欢那些抵抗分子。当他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瓦解，他们的世界就与他们一起消失了，消失在废墟中。政府激励人们来这里投资房地产，提供房屋总价三分之一的修缮补贴资金，很快资金就流了进来。我的女朋友带着孩子搬到了荷兰，我独自一人留下，换了一个小房子。

柏林墙倒塌后的柏林非常穷，积累了大量债务，没有什么商业和工业。东柏林的经济更是在东德马克转化为德国马克的过程中崩溃掉：两种货币1比1的兑换率仅让东德人享受了短暂几个月的消费狂欢，他们手中的钱突然能够买得起汽车这样的商品，也能自由旅行，第一次成为消费者，但扭曲了市场价格，兑换率很快让经济无法运转。上世纪90年代，很多东柏林人处于失业状态，度过了一段沮丧的时光。当时人们批评这种货币政策很愚蠢，30年后回过头看，也许当时并没有别的选择可能性。1989到1991年这几年，大量东德人，特别是有专业技能和资质的东德人，抛家弃子离开东德，从他们的家庭、从过去的生活中消失，涌入西德。这股获得合法流动性的新劳动力大军对西德的劳动力价格产生了很大压力，薪酬随之降低。在当时，1比1的兑换率至少保障了东德人不致陷入贫穷，能有时间融入西德，这或许是当时人口去东德化的唯一选择。对东德人来说，穿行在那个时空转换的隧道中，阵痛很强烈。

柏林墙倒塌不久的柏林，是一座表情独特的都会，能以在小村庄生活的价格在这里居住，生活成本几乎只有慕尼黑的一半。那时柏林的资本很低调，只要有钱赚就行，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它比巴黎、伦敦、东京和其他所有的都会都便宜，吸引了全世界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有一些在这里成名，比如重金属摇滚乐队德国战车，他们是“冷战”时出生的一代东德人，柏林墙倒塌后曾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公寓里。那时我有时会在酒吧中遇见他们，成名后他们搬走了，只在这里拥有一些房产。

这种状态10年前结束了：住宅和商业租金爆涨，资本突然膨胀，柏林也逐渐失去独特的表情。今天，柏林仍然有很多建筑工地，依然在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现代化，但很多人被这座城市排挤和驱赶，不得不离开。这场历史变迁的平衡点在哪里？

2009年，在日本度过一年后，我回到普伦茨劳伯格，发现最喜欢的酒吧关门了。它就在公寓隔壁，像我的一间卧室，我常常在那里和邻居们一起过夜，通宵饮酒聊天，直到第二天一早。酒吧主人是个有智慧的东德人，上了年纪，左手只有两根手指，是个同性恋，特别会讲笑话，我太爱听他聊天了。他就像是那些爱聚在这个酒吧的同性恋年轻人的父亲。后来他爱上了一位阿拉伯裔美国男孩，随他一起去了摩洛哥。他有一笔不错的养老金，可以供他在艳阳下的摩洛哥舒服地度过余生。我为此哭了一场，再次感到失去了什么，仿佛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消失了。

另一些事情也冲击了这个街区。东德人过去比西德人更重视家庭，家庭也是一个不受权力侵蚀的私密空间。随着东德档案解密，人们却在一些材料中发现了经常相互往来的邻居的名字，才明白一直住在这里过着波西米亚生活的一些艺术家，原来曾是东德间谍。这场丑闻所带来的恶意弥漫着整个街区，原有的温情和信任不复存在，我们对道德产生了很深的怀疑。随着这场丑闻曝光，原来从东德过来的那个旧波西米亚生活圈也解体了。加之经济上越来越无法负担，人们恍然发现，过去十多年东德边缘的自由生活不过是一场幻梦。这些人流散了，只剩下屈指可数几个人。

如今，住在这里的主要人群是从西德富裕家庭来的年轻人，其中很多人来自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这样有很多村镇和自然风光优美的富裕州。年轻人想到柏林这样的国际化都会来生活，很快在这里建立了家庭，加上有很多闲暇时间，这里很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过去空着的游乐场现在全是孩子——普伦茨劳伯格的生育率到现在也是全德国最高的。这里也很快国际化，从北欧、俄罗斯、日本来的外国人喜欢这里位于都市中心的便宜和休闲，来这里定居，组成了各自的小社区，开张了很多小型画廊、艺术和音乐工作室。

我一直没有找到教授工作。先在一家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又在一家帮助小公司得到政府筹集资助金的小型咨询公司工作过，第一次学会了写商业计划，然后又学会了写风险投资商业计划，成了另一家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哈根雪广场有过一间办公室。我的生意在成形，也见识到许多新事物：电子商务、卫星通信、计算机，各种技术驱动的生意。然后，德国股市崩溃，新经济的泡沫也破灭了。我又做过MP3相关的数据流传播，然后是一个小型软件公司，最后也关闭了。2005年我去日本继续做软件，创业再次失败。在创业经历中，我实践了从普伦茨劳伯格获得的波西米亚精神，一边冒险，一边享受自由。2009年以后，我不再做与技术相关的事，成立了一家小型出版社。

现在我是电影制作人，正在制作的新电影有关一对在柏林过着隐秘生活的男人。他们和身边同龄的中年朋友都过着纵欲生活，喜欢嘲讽，非常聪明，孤芳自赏，漂浮在现实之上，享受性自由和毒品。这是变革时代的渺小人物试图逃避和超越过于沉重的历史的一种方式。今天很多德国人也不热衷于政治，觉得那是白痴才关心的事，社会内部把政治化的东西彻底剜掉了，许多人不再具备政治生活的知识。就像这群中年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轻盈，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人其实都在撒谎，都在美化生活的现实，都在自我欺骗。他们用工作赚来的钱整日作乐，却没有在人生中创造或建造任何事物，事业、家庭统统没有，转而开始寻找真爱的救赎与真实感。这是一部关于今日柏林的电影，你能在柏林的夜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有时我们感到，柏林成了一座堕落的城市：是的，我们享受到了很多，生活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也逐渐感到失落，发现我们沉溺在消费主义中，越来越肤浅。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我们有一种生活开始悄然瓦解、变得无意义的感觉，精神死亡的蜃景浮现在地平线上。

战车乐队有一首歌叫《德国》，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德国，我的心在火光中燃烧，

我们想要爱你，咒骂你，

你，过于强大，完全多余，

我，众人之上，令人厌烦，

我们升得越高，落得越深。

旧人，新人

20世纪80年代，我在密特朗任总统的巴黎度过了浪漫学生时代，与一个日本女人秘密同居在一起。那10年的巴黎是悬浮在梦幻泡泡中的城市，与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关系，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行世界。当我回到西德，发觉这里一切都变了，变成了一个消费主义、机会主义、肤浅浮夸的地方，泛滥着流行文化。

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家庭问题开始出现。突然间，教育理念变了。经过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西德人变得很富有，勤奋不再是特别必须的事。富有的家庭不再认为应该教育他们的孩子，而更想成为他们的朋友，鼓励他们的个体自由，未来似乎有无限可能性。人们普遍接受的新理念是：教育需要娱乐，需要消极，需要快乐。

我结过两次婚，一共有7个孩子。唯一的男孩现在24岁，住在科伦坡。他身上保留着许多传统品质，喜欢阅读，善于思考，很勤奋。其他年幼的孩子则非常不同，大多很懒惰，无时无刻不在玩手机、打游戏，不再阅读，不再学习需要大量时间来磨炼技巧的乐器和手艺，没有任何才华。每个人都追随网红，想变得有名又有钱，我想当他们需要靠本事赚钱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创伤体验。我四处一望，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看起来有点儿恐怖。我是一个相对权威主义的传统父亲，很严格，讲规矩，要求孩子一定程度地服从。我的大儿子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他成长得并不坏。反而是在新教育理念下，很多孩子失去了去做一些枯燥的、可能需要一些强制力才能开始和持续的事情的能力，比如阅读和才艺，这些大量时间在枯燥中流逝后才能产生结果的活动。如果教育理念建立在家长希望孩子喜欢自己、与孩子相互喜欢的基础上，我想，它的本质和根基已经改变——过去，尊重需要挣得，而不是给予。这种观念转变，我想和“后物质主义”有关，也就是不再以创造和占有财富为导向的价值观。大概在1968年，联邦德国和西方首次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进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再鼓励人们储蓄和占有财富，而诱导创造生活方式。其实是随着经济形态的变迁，权威主义在这20年中消失了。

新一代德国人不再像过去的德国人那样，勤奋、守纪律、有很强的秩序感。今天，我如果在公共场合提醒一些妈妈管好她们到处乱跑的孩子，会受到她们的鄙视，认为我干涉了孩子的自由。我想，他们会成长为与我们不同的“新人”。

柏林墙倒塌后，西德人第一次知道，东德同胞穷到了什么程度。东德人也第一次知道，自己究竟穷到了什么程度。东德最令人怀念的，大概是大家都曾一样穷，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在东德，如果你有一辆车，你会与大家一起用；如果你独自用一台电话，大家会怀疑你是不是在为斯塔西工作。那种质朴单纯的生活也意味着人情的温暖，而人际关系在西德是冷漠的。今天，你仍能从人们的行为举止中判断他们从曾经的东德还是西德来：西德人会打量你的衣着，判断你的经济地位，隐私感更强，在交往中常常隐藏着另外的目的，言不由衷，老练世故；东德人通常很友好，更单纯，看重家庭，容易敞开心扉交谈，可以成为交心的朋友。这两种特质，有时使得他们相互不喜欢：东德人不喜欢西德人虚伪，西德人不喜欢东德人“傻”。不过，东德消失和苏联解体的历史重量最终缓慢地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两种曾经对立的意识形态蒸发后，我们的信念真空逐渐被消费和享乐占据。我们正在成为“新人”，对正在消失的、曾经存在过的一些东西逐渐失去了感知。

虽然是一个从普伦茨劳伯格的过去而来的“失败者”，我仍愿意定居在这里。对我来说，普伦茨劳伯格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过去和现在于这里并存着。在这个街区里，穷人、所余不多的工人阶级、醉汉、依旧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人、流浪艺术家，与那些年轻富裕的新人混居在一起，不会被驱逐；垃圾地带存在于绿荫遮蔽的时尚住宅区空地间，它们可以安然地存在下去，不会被抹去；在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与纳粹党人激战过的历史性餐厅里，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在这里聚会，仍然在这里与新纳粹争吵斗殴。这些都让它保留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不过，许多精品小店付不起高涨的租金搬走，进来的更多是连锁资本。从前这个街区所赖以运转的小资本、小生意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都在被“大”所取代。

今天的柏林，每个街区也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城市——弗里德里希恩（Friedrichschain）、米特中心区（Mitte）都是另一个城市。走出普伦茨劳伯格，去克罗伊茨伯格（Kreuzberg）一趟，对我来说就像出国。那完全是另一个国家，聚居着许多土耳其人，全是陌生的面容和装束，完全不同的食物和味道，是异域的生活气息和节奏。如今，普伦茨劳伯格已生长成一个稳定的街区，但还有很多街区像20世纪90年代的普伦茨劳伯格那样，骚动着，居于不停的变动中，充满活力。在柏林，我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