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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大水后的山民和村庄

作者:admin 2020-07-18 我要评论

2020年6月26日,一场特大暴雨降临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地区,造成彝海镇等村镇附近的河水改道,19人遇难,2100户9880多人受灾,500公顷农作物受到影响。气象灾害和地...

2020年6月26日,一场特大暴雨降临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地区,造成彝海镇等村镇附近的河水改道,19人遇难,2100户9880多人受灾,500公顷农作物受到影响。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阴影笼罩这一地区多年,生活在当地的彝族人不得不依靠古老的民族文化,找到一种与洪水共处的心理模式。

 

6月29日 ,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官兵在冕宁县的一个临时避难所向受洪灾影响的村民分发食物(李结义 摄/新华社供图)

 

记者/张洁琼

死里逃生

凌晨1点钟,一辆白色起亚车在四川冕宁的国道上急速奔驰着,宋旭远手握方向盘,脚紧踩油门,车子近光灯照射的范围不超过30米,平日里闪着亮光的街灯也暗了。他围绕着山体在黑暗中快速穿梭,想尽快赶回冕宁县城,摆脱深夜的大山给人的威压和恐惧感。此时此刻,一场特大暴雨正在冕宁县内肆虐,宋旭远却对此毫无察觉。

6月26日18时至27日1时,冕宁县高阳街道灵山景区降雨量达到了211毫米,彝海镇大马乌村降雨量为107.5毫米。根据气象学惯例,24小时降水量为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称为“暴雨”。而这天冕宁县暴雨降水总量总计已超过400毫米。“从灾害程度上看,超过了暴雨的范畴,属于特大暴雨。”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说。这场特大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顺着山四散开来,形成一个冲积扇,失控的河水冲塌了280间房屋,冲断了5座共370米长的桥梁,10.5公里的公路也因此受损。

凌晨1点40分,宋旭远碰上了一个大转弯,他对这条路了如指掌,还有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冕宁,他即将摆脱黑暗的威胁,于是,和之前的每个转弯一样,他转动方向盘,车轮也跟着摩擦而过。但转入直道不过20米,车身便失去了平衡,紧接着,迅速下坠带来的恐惧占据了宋旭远的大脑。“咣当”一声,车子落入河中,奔涌的泥石流卷着车子不停向前翻滚,宋旭远坐在驾驶位上,被安全带紧紧捆绑在车座上,跟着车子来回翻滚。他口鼻并用,呼哧呼哧反复挣扎着呼吸,每吸一口气,还没来得及吐出,就会再次迅速地浸入河水,污水跟着冲进他的嘴里,袭击他的鼻腔。冲出两三百米后,一块巨石挡住了车体。宋旭远和同伴从破开的天窗钻出车子,他们蹲在车顶上,两只手紧抓行李架,洪水溅起的水花击打在他们的脸上,宋旭远也恍惚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河水。他的脚上只剩下了一只板鞋,他隐约感到脚指头流血,“但根本来不及想受伤的事儿,只想着逃命”。于是,他掏出车里常备的小手电,站在车顶,按下手电筒开关按钮,对着前面的路口,希望引起来往车辆的注意。离宋旭远落水十几米的地方,一辆面包车斜着身子,20分钟前,他们也坠河了。

面包车里坐了八个人,冕宁京泰建工集团的工头欧其给夫,他的一对儿女,他的哥哥欧其时报,以及他的四个工友。为了逃离洪水,他们挤进这辆七座的车里,预备往冕宁县城去。22点,上涨的河水一步步逼近他们住的砖厂,那是一处用土砖临时搭建的休息地,位于山脚,有些房子甚至没有门,工人们大都是附近村子的彝族人,在山里架设信号塔。

6月28日,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暴雨造成的洪灾中至少有12人丧生,10人失联

 

平日里,洛尔那古22点前就上床,而26号那一晚,23点他还坐在床上,手里摆弄着手机,等待着雨停或一通电话。“那水的声音就跟火箭发射似的让人害怕。”洛尓那古说。27日刚过零点,他们接到了老板要求工人们撤离的电话,于是洛尓那古抱起被褥,钻进了欧其给夫的面包车。30多个工人在混乱中离开了砖厂,打头儿的是欧其给夫,洛尓的哥哥骑电动车跟在后面,他隔着几百米,注视着面包车车尾的红灯一路前移,突然一道火光乍现,接着,车灯发出的红光便直冲冲朝上了,那红光迅速向河的下游移动,越来越靠近洛尓的哥哥,眨眼间便经过了他,然后消失不见。这之后,洛尓的哥哥试图调转车头寻找,但红光已经隐匿在群山间,只剩下浑黄的洪水在山间翻动。洛尓的哥哥和后面的工友停下车,堵在国道断裂的地方,在等待警察和救援队来临之前,他们不断向来往车辆叫喊着“别过去,别过去”,试图阻止其他车主的靠近。在稀里哗啦的水声面前,人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他们还是没能阻止得了宋旭远栽进河中。

宋旭远落水后,水位迅速攀升,只一个小时,就从车的底座涨到了车门上方,洛尓坐在车顶,身子不住发抖。另一边,冕宁县高阳街道城厢派出所所长高威接到了洛尓那古哥哥的报警,他带领救援人员打着手电,沿河走了1.5公里左右,山洪淹没了原本的河滩,河面变宽许多,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有限,高威听着山谷里传来的呼救声,但就是看不到人。凌晨2点多,消防车开到了路中央,大灯一亮,高威便认出了在河中央,全身沾满泥巴,不停招手的三个人。10米开外,宋旭远也站在车顶呼救着。水流湍急,救援队只能想办法从空中营救,他们调来了一辆吊车,将两个消防员绑在吊臂上,送到河中央。

在水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的宋旭远得救了,他将救命手电筒塞进口袋,和消防员一起绑在吊臂上,被吊到了路面上。被吊车吊起的那一刻,洛尔那古看到一只脚卡在副驾驶位上。被送到医院后,他才知道,欧其给夫、欧其时报、欧其给夫的女儿和儿子,一位姓杨的工友都溺亡了,同车的八个人只剩下三个。

27日一大早,宋旭远的妻子赶到了医院,看到丈夫的第一眼,她差点没认出他来,虽然伤口已经清理完毕,但宋旭远的脸上仍被疲惫与惊恐填满,那是她结婚十几年来第一次看到丈夫露出这样的表情。一看到妻子,宋旭远就哭了,妻子抱着他:“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住在医院的一周以来,他试图从恐惧中一点点恢复,他经常看电视,看有关洪水的新闻,每次看到洪水,在水中刚要呼吸就又沉入水底的窒息感,被裹挟着来回翻转的眩晕感便涌进他的大脑。

大水冲垮了彝族小姑娘吉英琼家的屋子。洪灾过后一周,她和妈妈从安置点回到家里查看,后院种的蔬菜全倒了(方苑郦 摄)

 

洪水的次生灾害

死里逃生者难以摆脱洪灾的阴影,普通村民也难以摆脱次生灾害的困扰。事故发生一周后,洪水退却,大大小小的石头堆积在河道中,很难看到河道原来的形状。宋旭远和欧其给夫的车仍留在河滩上,一辆挖掘机在河滩中央,将河中间的石头铲到10米开外的地方,一个下午过去,挖掘机挪动了不到20米。“我们只是拓宽一下河道,免得再下雨,造成洪灾,现在做的只能起一个临时作用。”冕宁砂石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刘魏对我说,“27号开始,我们就派出挖掘机来清理河道了,天天连轴转。这几天天气也不好,要么是下大雨,要么是大太阳。”

邓明兰站在地埂上,看着挖掘机在她家的地上来回翻动,她种的几亩稻田已经被巨石填埋,剩下几亩靠近马路没有被埋的,庄稼也是烂的烂,倒的倒。她是枧槽村人,村子位于上游,家里没遭太大洪水,但一觉醒来后,地全没了。暴雨前一天下午,她还在田里做检查,因为近水,邓明兰家的地格外肥沃,她不仅种水稻,还种蔬菜、药材,都长势喜人。还有两个月,稻子就能丰收了,不仅够邓明兰一家一年的口粮,还能卖上两三千块钱,给儿子交学费。

一切毁于这场暴雨。27日以来,或许是不忍直视田里的惨状,她只来了两次。7月2日我们在田里遇到了邓明兰,从前油绿色的土地被分割成了两块,一半是灰色的砂石,一半是被碾在泥里的农作物。田里的水稻倾斜成了45度,邓明兰用枯瘦的手抓住其中一撮,剖开根部的土,稻根几乎裸露在地上。“根出来了,再怎么也救不活了。”她喃喃道,说话时望着30米外的挖掘机,眉头紧皱。“他们把河道挖到那边去了,水也引不过来,没几天地就干了。”她说,“前几天村子里派人数了坏掉的地,之后也没信儿了,村长说,受灾的不止我们一家。”

根据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在这次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彝海镇、高阳街道和灵山景区。彝海镇政府将受灾村民安置在了镇政府的大院里,附近的房子虽有洪水涌入过的痕迹,但都是完整的。不过,在距离政府大院100米的地方,也有村民的房子在洪水的冲击下,塌了半面墙。吉英琼的家离镇政府有800米,暴雨过后,她家里的19只鸡只存活了一只。26号以来,她和妈妈、弟弟、妹妹都住在安置点,帐篷不够,她们一家四口便在楼梯前的一块空地窝了几晚,后来又搬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躺在桌子上睡。

7月3日,暴雨过去已经超过了一周,她们一家被允许回家看看。吉英琼走在前面,穿一双粉红色拖鞋,鞋底沾一层泥巴。她站在后院,伸手指了指远处包裹着村庄的几座山,绿色的山脉在云层中若隐若现。“你数数,现在有九条河,但以前只有两条。”她抓着我的身体,带着我转了一个270度,我细细辨认,有两条河看着明显,仿佛山中的一条裂缝,但另外几条毛细血管般的支流不细看根本辨认不出来。

吉英琼今年12岁,却对周遭的环境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她告诉我,村子里损毁最严重的那家房子被冲倒了三面墙;有一家新婚夫妇刚修了一栋新房,雪白的墙,还没搬进去,房子就被冲垮了。暴雨发生以来,她听大人们反复聊起灾难和生死,自己谈起这些也云淡风轻:“一个做迷信的师父被河水冲到了几十公里以外的寺庙,有个小孩儿的尸体被河水冲到了县城的红军广场。”

村子里的人们试图将生活拉回正轨,但这并不容易。有村民将仅剩的几摊黄豆放在院子里晾晒,不少已经发了芽。几个女人蹲在河边洗衣服,不时用手拨动水面,试图避开浮着的垃圾。吉英琼家大门敞开着,屋里潮湿的泥土味扑鼻而来,地上摆着两个新买的床垫,以及从政府那里领来的物资,一袋米,几包速食酸辣粉,还有一台金黄色的手电筒。

一个村庄的防汛经验

截至7月3日的统计,这场暴雨引发的山洪导致县内共计19人遇难、3人失联。每年5月,汛期一到,冕宁各乡镇便会成立对应的防汛小组。实际上,这场暴雨之前,冕宁县就建立起了一套防汛机制,彝海镇镇长、各村组的监测员都在一个46人的防汛群里,从5月份起便消息不断,特别是连续降雨的那几天,群里会实时更新气象信息。但受制于有限的救援条件,这套防汛机制没能阻挡山洪对村庄的伤害。

26日18点开始,彝海镇镇长肖鹏便不断收到县里雨量监测系统发来的预警短信,其中一条是:彝海镇彝海村野鸡洞泥石流雨量截至2020年6月26日18:55,最近1小时累计雨量值超过注意级(蓝色预警)阈值,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请注意及时避让。他将预警信息转发到防汛群里,各村组的监测员一接到命令,就在辖区里来回巡查,马黑伍火就是其中一位。6月26日洪水暴发前,他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叮嘱各家各户不要出门,不要休息,等待村子的通知,此时河水还没有看涨,只是暴雨一直没有停歇。令人难以预料的是,23点以后,各地的蓝色预警突然升为了红色预警,曹古村地区的雨量格外大。肖鹏开了一个短暂的线上会议,决定要求各村组立刻转移。再由肖鹏和副镇长扎西平措各带一队人,分头在大马乌村和大堡子村指挥救援。

在镇政府官员到达前,逃灾的信息全靠监测员传递。接到撤退信息的那一秒,马黑伍火来不及取下晾晒在车子上的鞋,就光着脚跑出了家,村里的广播被雷劈坏了,他只好冲各家各户挨个叫喊:“洪水来了,快走,户口本银行卡都别收拾了。”有警惕的村民一听到话音,便不管不顾地朝镇政府跑,这条线路他们已经在此前的防汛演练中走过几次。26日晚上,彝海镇紧急转移了4100多人,大部分都是村民自己迅速撤离,只有400人是通过救援队营救。

凌晨,曹古村的村民们都集中在了镇政府,大雨还未停,村民们肩挨着肩,挤在楼道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儿。村干部们清点完人数,便站在院子里协商,扎西平措负责到大堡子村实施救援。来回三趟后,水位已经上涨到了人腰部的位置,车都快要浮起来了。于是,扎西平措坐进前来救援的消防车里,河水湍急到连消防车也举步维艰,像一座孤岛似的,被困在路中间,直到第二天早上,河水下落,大型机械设备进村,他才得以脱困。“车子被困后,我们就下车蹚水查看洪水中的路面,就这样来回踏勘,第二天才发现,我竟在被困的路段走了3万多步。”扎西平措说。我是在一个挖掘机轰鸣、土堆随处可见的救灾现场见到他的。他正在受灾最严重的曹古村组织清理淤泥。“去年,我们大马乌村和大堡子村合并成了彝海镇,因为管辖范围很长,我们的防灾难度明显增加了。”扎西平措向我强调。

2018年撤乡并镇前,洪水下游的河道修建了河堤,因资金有限,河堤只修筑了一边。此前,乡政府在地方“两会”上也给县政府提过修河堤建议,但由于财政困难未能遂愿。后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优先修筑村民和农田靠近大堡子村一边的河堤,每年再对河道进行疏通,以防山洪。事后,彝海镇镇长肖鹏对媒体总结道:“如果要总结经验教训,应该提升防汛的硬件设施建设,争取项目资金将河堤完善,并且加强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6月29日,在四川冕宁的武警官兵全力协助开展救援工作。图为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医疗小分队队员在开展消杀防疫工作 (李结义 摄/新华社供图)

 

与水共存

冕宁县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处于地震频发区,这使得当地地质结构较为疏松。常年受季节性雨水的淋蚀、冲刷,冕宁地区形成了一种世界级的自然奇观——土林。黏土、砂、砾石组成的松散堆积物像石笋一样矗立在山间,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此外,当地依托安宁河河谷发展起了现代农业,2010年冕宁市在复兴镇建设村投资成立了农旺合作社,得益于安宁河水的滋养,建设村的经济迅速腾飞,一个人口数不足2000人的村子,有乡村酒店,有清水游泳池,村民还在村子里搭建起近200平方米的双层别墅。但雨水也给这里带来了一个麻烦——一遇到暴雨就容易发生水土流失,进而引发泥石流。2018年冕宁县列入县级地质灾害预案点共计136个,灾害涉及全县38个乡(镇)。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泥石流为主,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且大部分分布在泸宁、里庄高山峡谷之中。

当被问起为什么不搬离这个水灾频发的地区时,彝族村民们往往一脸呆滞,错愕地看着提问者。尽管山脚下临河的地方危险系数高,但彝族人仍旧依水迁徙,这种观念深深植根在他们的文化习性里。在彝族人的哲学观念里,水象征第一实体,各种形式都起源于水,最终以复位的形式回到它那里。《滇彝古史》里有“气生雾,雾生水,水生万物”之说。在他们眼里,水能够毁灭一切存在,消灭过去的洁净,使得新生命诞生,洪水不再是造成经济损失的罪人,而是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它周期性地将世界解体,消灭了旧世界的罪孽,使世界回归到原初海洋的洁净中来。彝族人普遍认为他们的彝族始祖阿普笃慕就是经过洪水的洗礼,接受了一种新的启示,才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篇章。

大多数水利学者认为,山区遭受洪水侵袭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承认并认识洪水风险,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完善洪水影响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人与洪水共存的新管理模式。但这种模式对政府的灾难信息管理、疏散逃生系统、救援能力、灾后统计和救助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这一切还不能就位时,生活在山区的彝族人不得不依靠古老的民族文化,找到一种接受洪水、接受灾难的心理模式。

吉英琼拉着我,踩过一片狼藉的菜地,向我介绍她家唯一的一头母猪是如何在水灾中生存下来的。“它双手扣着墙,撑了两个小时,我妈妈以为它肯定活不了了,但第二天一看,它还活着。”她将手比成猪蹄状,语气格外地兴奋,话音刚落,她便打开猪圈门,一只一米多长的母猪横躺在草垛上,大水和生殖让它疲态尽露,七只眼睛还没睁开的小猪崽俯在母猪身旁,整整齐齐一排。“昨天它还生了八个宝宝,活了七只。”吉英琼说。

吉英琼的妹妹总远远地跟在吉英琼身后,在田间地头穿梭。遇到一支洪水冲刷成的小河沟,涓涓水流从中流过,吉英琼一跨便越过去了。妹妹只有两岁,步子不够大,被隔在河沟另一边,为了跟上姐姐,她不加犹豫便脱下脚上10厘米长的鞋子,一手提一只,将脚丫慢慢伸进水中,她摇晃着身子,颤颤巍巍踏过河沟,吉英琼站在10米开外的地方看着妹妹过了河,接着又回头继续沿着被洪水冲垮的山路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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