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威廉姆斯

7月7日，美国《哈泼斯》网站发布了一个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信中说：“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正在加强，还有特朗普这样强大的盟友，他代表了对民主真正的威胁。但对它的抵抗不能变成教条或者强迫。只有公开反对不宽容的气氛，才能实现包容……现在频繁地听到要求迅速、严厉地惩罚那些被认为犯规的言论和思想。”

《纽约客》透露，公开信的发起人是《哈泼斯》专栏作家托马斯·威廉姆斯、马克·里拉等五人，大约20个人参与了撰稿。联名信中还说，“公开羞辱、集体排斥、盲目的道德观”会削弱公开辩论和对差异的宽容。

在信上署名的有“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麻省理工教授诺曼·乔姆斯基、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哈佛大学教授史蒂夫·平克等153名作家、学者和记者。

签名的人既有小布什的撰稿人、“邪恶轴心”的提出者大卫·弗拉姆，也有乔姆斯基这样的左翼，所以信的内容只能是他们的最低共识。

这封公开信非但没有引起同情，还引起了充满怒火的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一篇文章说，签名的都是持有特权的知识精英，他们只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小人物的批评而感到受伤，他们想取消“取消文化”。有几个签名的人发现自己的敌人也签了名，就要求拿掉自己的名字。《大西洋月刊》的作家格雷姆·伍德说她没同意签字，是因为联名公开信这种形式肯定文笔很差、显得懦弱，1931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名后，有一个小册子名叫《100位作家反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为什么要100个？如果他们对的话，一个人就够了。”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中，罗琳和史蒂夫·平克正深陷舆论漩涡中。有550位学者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把平克赶出美国语言学学会，因为他说种族不是导致警察开枪的重要因素。

公开信中没有提到“取消文化”，但“取消文化”就是它的目标。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文章解释说，“取消文化”指的是一种抵制行为，尤其是在网上发起的抵制行为。社交媒体上常见某人（通常是知名人物）或某家（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全被取消。

“取消文化”不同于网络羞辱或网络暴力。网络羞辱或网络暴力比较负面，而取消文化主要是被抵制的对象发生了或被人挖出来曾经做过引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行，取消的目的是让其受到惩罚。

马克·里拉

公开信的发起人认为取消文化做得有点过了，一个人因为错误的言论，不仅立刻会被雇主开除，而且其他地方都认为不宜雇用他。再者，网民强求学者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还会奴役美国人的灵魂，这是密尔曾经有的担心：“当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构成它的各个人之上时，它虽然通常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几乎不给人们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渗入生活的细节，并且奴役灵魂本身。要预防社会这样的倾向，即以民事处罚以外的方式把它自己的观念和做法当作行为准则强加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以阻碍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如果可能，甚至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格都按照社会的模型来塑造。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性的合法干涉也存在一个限度；发现这个限度并维护它免受侵蚀，这就像预防政治专制一样，对于维护人的事务的良好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是支持“取消文化”的。他说，名人最容易成为取消的对象，但也是最难真正被取消的。罗琳等人遇到了网上的暴民，照样可以出来讲话、卖东西、表演。他们的复原力很强。如果一个人名气足够大、粉丝足够多，取消他的门槛就很高。“取消文化”最有效的是针对那些正在成名的人。取消文化的意义是为大多数人确立规范，而不是扳倒名人。即使不能毁掉一些名人的事业，只要能改变人们谈话、辩论和做事的方式，就算成功了。

意大利作家、哲学家翁贝托·埃科如果还活着，应该会同意在公开信上署名。1997年他在评论政治正确时说，政治正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运动，产生于美国的大学，从“自由和激进”中获得启发，因此它是左派的运动，致力于承认不同的文化，减少语言中对少数派带有歧视意味的表达方式，但过分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的担忧将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局面，会使人们对于任何人都无法容忍。他说：“大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它确立了独立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教育机构不仅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权力，而且其中的教师也应具备独立于大学本身的各种思想和理念。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想法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进步。但如果要遵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原则，这种自由就会受到质疑。例如，一个英国文学教授将会被禁止讲授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因为书中的那个黑人是个嫉妒鬼，而且还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将会激怒那些不是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也不能讲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显，因为在那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点大众化的排犹主义思想。”

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人会支持完全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英国哲学家密尔在为自由辩护时，区分了冒犯和伤害。我们不能因为受到冒犯就阻止别人怎么做、怎么说。因为太多人会因为太多事情而受到冒犯。我们只能限制会造成伤害的行为。

拥护言论自由的人会说，言语只会造成冒犯，不会造成伤害，所以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但哲学家奥斯汀指出，词语不仅能用来交流想法，也能用来做事。比如一位牧师可以说一句“现在我宣布你们是夫妻”让两个人成婚。言语也能煽动仇恨、激起暴力活动、造成恐惧。当有人这样使用词语时，就不能说他们只是在表达意见，他们的词语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冒犯以及伤害。所以要限制有人散布仇恨言论。种族主义者的言论会让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仇外言论会让歧视变得合法化。阻止有人用词语伤害别人不是出于政治正确，而是为了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