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

江南也有了名山

世人常说“黑暗的中世纪”，但中世纪的人未必自视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不仅如此，种种现代制度、理念和技术，其实正是在那时所孕育的。由此反观中国，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后那长达400年的时间，也多被看作是分裂、悲惨和倒退的年代，但事实上很多新事物也是在此时涌现的：科举制的前身“九品官人法”渐趋完善；佛教和道教的成熟化；文学、史学、书法和绘画的独立发展；当然，还有“山水”“风景”和中国式园林的成形。

如何理解这些变化，那时的“山中”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可以说，那是一个“发现山中”的时代。一方面，长期持续的战乱和政治的污浊，使很多人选择逃入山林，或构筑坞壁以自保，或隐居修行以自高，《桃花源记》就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表征；另一方面，自东吴征讨山越起，历朝为了在攸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立足，都不断深入边荒，搜山料民，对驯服这些“负固山险”不服“王化”者的国家意志从未如此强烈。与此同时，方士、逸民、隐士这类远离尘世的文化性山居者，又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随着4世纪以后佛教山寺的兴起和山中修道的宫观化，山岳的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山中”的六朝史》

在此可以借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如果围绕着某个静止空间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虽然他用以阐释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建筑物和公共空间，但六朝时的“山中”也完全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意义枢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魏斌在《“山中”的六朝史》中所言，它作为观察历史进程的窗口，“呈现着六朝历史的各种要素：正统与边缘、士庶与寒人、侨民与旧民、都城与地方、信仰与生活、知识与身份等等”，在此，历史具有了强烈的空间性，也更能让我们体会和想象当时普通生命在一个丰富交错的场景中“活着”的状态。

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其首要的特征是：它乍看是远离“尘世”的，似乎更多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其实却是“文化”的。实际上，单纯的“自然”是没有历史的，有也是属于自然史、地质史的范畴，而本书所说的“山中”所包含的，乃是包括祭祀、寺院、道馆、学馆、隐舍等在内的文化信仰系统，是被人的文化活动所界定的“山中”。更进一步说，也正是文化内涵决定着这些名山的声望和价值，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像普陀山、紫金山、清源山这些名山，都不过数百米高，它们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正是一代代的文化实践所沉淀下来的。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山林一直是圣域。《礼记·祭法》说得明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也是五岳、国山等山岳信仰的社会心理基底：人们相信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福祉有赖于山岳保障。对立国于南方的六朝来说，这很自然带来一种政治焦虑：除南岳之外的四岳都在已沦陷的北方，那么如何论证本朝的合法性？对道教等宗教团体而言，也有同样的挑战：如何在一个原先相对陌生的南方安顿自己的精神信仰？

从本书分析的东吴国山禅礼事件、“神仙南渡”和江南名山的兴起来看，答案是很明确的：六朝历史的一个脉络便是政治文化的“在地化”，表现为对南方地域认同的强化，这也与北方流民与土著逐步融合、最终“土断”为本地居民的趋势一致。原本在中原视野中被边缘化的江南地区，也有了自己的“名山”，而“土地所在”的小山也开始被列入朝廷祭祀。在当时南北分裂的背景下，这不无与北方抗衡、争正统的意味，但就整个中国史的大局来看，却又意味着中国文化因子在南方的不断深入、扩散，最终将原本处于文化视野之外的“蛮荒”都纳入了这一扩张的文化网络之中，为之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山林与世俗

就此而言，吊诡的是，那些避世山间的山民、隐士，看似是对世俗社会的拒斥，但却也是将这些山林“文化化”的先锋，自然之境、神圣之域由此才得以转化为文化空间。东晋以后兴起的山林佛教，选择的恰是与市朝不远的山林，这样才能既便于与官府往来，又得到山林清修。

山林尚且如此，城郊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城乡分界处的“郊”，原本也是神圣属性的过渡地带，然而自东吴在建康东郊钟山建蒋子文庙祀奉山神之后，空间原本的神圣性逐渐褪去，而变成了游乐、休憩等世俗活动的场所，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山水画、园林才得以兴起，敬畏的对象变成了审美的对象，最终成为人文意义渗透的“风景”。

法国民俗学家范热内普曾在其名著《过渡礼仪》中指出，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会有一个模糊的“地域过渡”：“凡是通过此地域去另一地域者都会感到从身体上与巫术－宗教意义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一种特别境地：他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六朝时往来于山林与市朝之间的人们看来也是如此：“山中”似乎是“脱俗”的，但更确切地说是与世俗若即若离的，不仅如此，从种种迹象看，甚至可说当时南方的文化重心已由京师转移至山林，代表着当时新的文化动向。

南朝时陶弘景隐居茅山，但他却又为南梁定国号、以至梁武帝萧衍常向其咨问吉凶、征讨等国家政事，号称“山中宰相”，据说在回应皇帝征辟时，他答以一首著名的绝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于此最可见“山中”在那时的特殊意味：它看起来是有别于“名利之场”的“清旷之域”（谢灵运《游名山志序》），但实际上又“道不远人”，并未真正与世俗社会隔绝，甚至反倒获得了政治权力的高度认可，以至后世以隐居为仕进之阶，所谓“终南捷径”。

由此或许也正可见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山林寺观的兴起，虽是“权力体制之外一个有意义的存在”，但它却并不能从原来的结构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自我规范的独立领域。其结果，看上去是“山中”的神圣化，其实却加速了它的世俗化。也因此，如果说当时还是山林与世俗的圣俗二分，到后世，尤其是宋代之后，神圣领域就不再成为一个维度，而是世俗领域的权力二分：庙堂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