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汤姆索亚历险记》剧照

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说两个书生吵架，一个说三七二十一，另一个说三七二十五，争执不下，到县老爷那里告状，县老爷就把那个坚持三七二十一的书生打了一顿，书生不服，问老爷为什么打我，县老爷说，他说三七二十五，你还和他争论，这不是糊涂吗？所以要打你几板子。知道这个笑话之后，有那么好几年，我心里都美滋滋的，遇到什么争论，就坚信自己是三七二十一的，对方是三七二十五的，这倒是减少了很多麻烦。但后来，年纪渐长，我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肯定了，又学会了一句西班牙谚语：观点恰如屁眼儿，每人都有一个，还嫌别人的臭。

我不太擅长辨别事理，更不擅长吵架，一是性格懦弱，二是脑子混乱。不过，前几个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以后人们会按照三观来确定远近亲疏了，当时一惊，这不是“亲不亲，阶级分”吗？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跟我父亲的想法都不一致，难道我们要划清界限吗？当然，按照西方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我们要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也要学会和不同观点生活在一起，但我觉得，“生活在一起”，这是个向心力的问题，要说文学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它总给你一种离心力，将你甩出去。

说起来，我对“自由”啊，“权利”啊这些词有概念，是美国黑人故事给的启蒙。十来岁的时候，在电影院里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看完之后满腔愤怒，只觉得应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后来看《汤姆索亚历险记》，里面有个逃跑的黑奴，跟汤姆索亚在密西西比河的筏子上漂流，这个黑奴得知主人要把他卖掉，售价800美元。他说，原来我值800美元呢，我要跑，我要找到那800美元。这让我第一次产生“自我”和“自我价值”的想法。不过呢，我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在操场上踢球，和一群留学生比赛，我带球突破，对方一位黑人学生抢我的球，我们有轻微的身体接触，他的手在我的胳膊上触碰了一下，我就愣在那儿，那种触感很奇特，汗津津又似乎有点儿毛茸茸的，时隔多年也忘不了。这几句话可能放在中文语境下也非常不合适，我赶紧打住。我的意思是，从大道理上，我们都觉得世界大同好、人人平等好、众生和谐共处好，但从内心的小心思来说，我们对许多人和事都有本能的排斥，只是不能宣之于口。

电影《汤姆索亚历险记》剧照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说欧洲某个国家，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主张开放和包容，他可能会在某些场合谴责右翼政党，但他真遇到一个移民，可能非常冷漠，远远地保持距离。一个小镇居民，会投票给右翼政党，但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移民，可能会比那个城里一脑子正确的知识分子还更热情诚恳一些。放到我们的语境里——曾经有一位北京东城区的人大代表，提交议案限制外来人口，在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从大道理上，我当然不同意她那些说法，但如果我有一张选票，我没准儿偷偷投给她。能说出口的大道理是一回事，出于自私的利益选择是另一回事。多审视自己内心的小算盘，可能让我们在讲大道理的时候，不那么理直气壮。我觉得讨论公共事务的时候，我们都该从自己的小算盘说起，都从自己的偏见说起，以谋求共识。但在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偏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还是抄一段布罗茨基吧，这是他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的一段——

如果艺术能教授什么（首先是教给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个性。作为一种古老的——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它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单一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面包、床铺、信念、恋人，但是诗，比方说，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此，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大众的统治者、历史需要的代言人大都不太喜欢艺术，尤其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在所期待的赞同与一致之处发现冷漠和异议，会在果敢行动之处发现怠慢和厌恶。

大众或者说大众情绪，会限制一个作家的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劳伦斯写出了《虹》，但这本书在英国不能出版，因为里面有色情描写，也因为它不符合爱国的气氛。有一位评论家说，年轻男人在战场上牺牲，女人在后方怎么还会有情欲，还想搞同性恋？这样的生命是匍匐在地的，跟战场上的英雄相比是卑贱的。所以，像《虹》这样的小说在战争期间没有存在的权利。劳伦斯当时娶了一位德国女人，被怀疑搞间谍活动，被监视居住。他反对战争，继而又希望，能有一大盒杀虫剂，净化这污浊的世界。他憎恨民主，他给罗素写信说，你必须放弃所有那些民主观念，必定不能再相信人民。必须有一位统治者，一位皇帝。罗素回信说，你只是满腔被压制的欲望，变得野蛮又反社会。战争这样疯狂的大事让很多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劳伦斯萌发一个梦想，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这样说：“我想聚集大约20人，一起乘船驶离这战争与肮脏的世界，然后建立一个小的聚居地，在这里，金钱并不存在，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共产主义，只有生活必需品，某种真正的正派作风。这个聚居地建立的基础是共同体每位成员所具有的真正的正派作风——这是一个以其成员的善而不是恶为假设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

劳伦斯想建立一个“三观正”小社区，可什么叫真正的正派作风呢？符合其想法的就是正派吗？他很快就在作品中说：“独自一人，选择独自一人，因为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一战”时英国的舆论气氛到底是什么样，但能看到一些三观撕裂的交锋。有时候，让你感到遗憾的，并不是这个世界充满偏见，而是一种贫瘠感——很多偏见都没什么思想根基，也未曾清晰有力地表达，只是一堆肤浅的情绪化的偏见。我们说，人性的丰富与增长，依赖于我们共同的东西，也依赖于我们不同的那些东西。但不管是什么东西，它要值得探究，而不能流于浮表。

诗人可能是充满偏见的人。比如T.S.艾略特，反犹、厌女，他担任编辑时，给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写了一封退稿信，他说，你的猪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得多，因此是最适合来管理农场的。如果没有这些猪，农场就无法存在，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更具公共精神的猪。艾略特是个写信狂魔，目前书信集已经出到第八卷，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有人统计，说艾略特写信的文字量，大概相当于每天发30到40条微博。文人写信，是一种很好玩的状态，他知道这些信是写给一个人的，同时也知道这些信很可能会被大众阅读，假想一下，艾略特将自己书信中的小心思都发在社交媒体上，估计早被唾沫淹死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与另一位很可能已经不在世的作家深刻的、近乎血缘的联系，或者说一类特殊的、私密的亲近，这感觉瞬间就占据了我们。对于一个初次被这样的激情攫住的年轻作家来说，他可能从此就改变了，甚至几星期的光景就能发生蜕变，把他从一捆乱七八糟的二手情绪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艾略特年轻时，读到一位前辈诗人作品时说的话，这大概就是文学的一种功能吧——把你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二手情绪变成一个思考的人。

其实，我们审视自己看到的偏见，且不论这个“偏”和“正”到底由谁定义，只看那种意见的表述：一、那是一种情绪上的煽动吗？故意激怒一些人，讨好另一些人？二、那是一种彰显优越感的故作惊人之语吗？稍作审视，我们可能会有贫瘠感，许多偏见（见解、观点、观念之争）都不过是言论市场上改头换面的产物。的确，互联网放大了各式各样的意见，但只要你还不习惯孤独的生活，还要跟外界接触，你就会觉得这个时代，好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100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发出感叹：“这是一个神经质的、躁狂的、嘈杂的、伪善的时代，一个被高谈阔论、虚假的精致、言过其实的担忧和娇气的感伤充塞的时代，我们稍不留神就将被平庸主宰，那最软弱、最沉闷、最浮夸的就将大行其道。”前几年，某个朋友感叹：“我们进入了一个所有人觉得所有好事都该属于自己的时代，人们高估自己的价值与才智并沾沾自喜，对欲望无法满足的领域压抑不住或明或暗的愤怒，缺乏基本的耐心和自省，这是一个特别乏善可陈的时代。”

好了，做一下总结陈词。读文学，大概让我接触了很多的偏见，你要说一个作家三观挺正，那他基本上也没啥创造力了。经过大量阅读和反复修正，我脑子里还是有不少偏见，有许多刻板印象，不过，也还有基本的耐心和自省。至少，不被乱七八糟的二手情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