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杨雯

刻板印象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阿列克谢·包达列夫（Alexey A.Bodalev）做过一个巧妙的心理学实验，他向两组人分别展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眼眶深凹，下巴外翘。包达列夫告诉第一组人这是一名凶恶的罪犯，告诉第二组人这是一位伟大的学者，然后请他们从照片呈现出来的外貌特征对这个人进行评价。结果第一组人认为这名罪犯的眼眶凹陷代表了他性情残忍，下巴外翘代表他冥顽不灵；第二组人则评价深凹的眼睛中折射出学者深邃的思想，外翘的下巴凸显了他不屈不挠的科学探索精神。

同样一张照片，因为预先给定了不同的身份，令参与者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解答。人们依照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人和事物进行判断时，往往容易认为某类身份或事物一定会具备某种特质，这正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所导致的偏见。除此以外，社会上还有许多因性别、地域产生的刻板印象。

种族歧视

1968年4月5日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第二天，美国教师简·艾略特（Jane Elliott）为了向她班上的28名三年级学生更好地解释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了“蓝眼睛和棕眼睛”测试（“Blue eyes/Brown eyes”Exercise）。艾略特依据眼睛的颜色将所有同学分为棕色眼睛组和蓝色眼睛组，并指定棕色眼睛组为更优等的种族。艾略特鼓励棕色眼睛的学生和其他棕色眼睛的一起玩，并且给予他们课间多休息五分钟、允许使用更好的设备等特权，还会故意当众批评蓝色眼睛同学表现出的缺点。渐渐地，棕色眼睛学生的成绩比以前提高了，并且变得傲慢、专横，而原本在班上表现优秀的蓝色眼睛学生的成绩开始下滑，性格也逐渐怯懦、顺从起来。一段时间后艾略特对调了身份，宣布蓝色眼睛是更优等的血统，这些学生迅速重复了棕色眼睛学生当初对他们的嘲弄和排挤。

实验结束后，艾略特让这些学生写下心得，不少学生交上了这样的感想：“我有棕色的眼睛，最初我觉得自己可以想打谁就打谁，我就是有比别人多休息五分钟的特权……而身份调转后，我几乎想要退学了，我觉得自己要疯了……原来这就是被歧视的感觉。”

群体冲突

1954年夏天，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土耳其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同事在罗伯山洞公园进行了一场现场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参与者是21个出身良好的11岁男孩，他们以为只是来参加普通夏令营。这些男孩在行前被随机分成两组，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整个实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组人驻扎在各自的营地，和组员彼此熟悉并建立感情，并分别给小队取了老鹰队和响尾蛇队的名字。到了第二阶段，研究者让两组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赛，两组之间火药味渐浓，男孩们逐渐从只是在言语上攻击对方发展到烧毁旗帜、洗劫基地，在这一阶段中他们给予对方成员非常负面的评价，而用非常好的词语形容队友。研究者在第三阶段让两组人握手言和，但发现像组织一起看电影这种强行加强联系的方式并不奏效，后来研究者让两组人一起解决水管损坏的问题，在合力修复后两组人的关系发生了缓和，而后他们又一起合作解决了许多共同面临的难题，最终在夏令营结束时达成了和解。

这项多阶段的实验呈现了群体偏见从产生到消弭的过程：偏见因群体的划分而形成，由竞争而加深，最终可以在达成共同目标的合作中被消除。谢里夫提出的这一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同样适用于解释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偏见。

虚假同感

1977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 Ross）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简单的实验，提出了“虚假同感偏差”（False Consensus Effect）的概念。104位斯坦福的本科生被罗斯询问是否愿意在身上挂一块“来乔餐厅吃饭”的牌子去校园里走30分钟，参与者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并要猜测其他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参与者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然后分别对愿意挂牌子和拒绝挂牌子的人作出评价。实验发现，在这些假想的评价中，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别人会和自己作出相同的选择，而对于那些和自己持不同选择的人，他们往往会给出更加极端的评价，表示不理解，甚至可能认为这些人小题大做、不正常。

虚假同感偏差会让人们在想象中高估自己观点、行为的正确性，在和他人交往时很容易假定对方是与自己持有相同看法的，甚至有时会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别人身上。这就导致当人们在实际交往中遇到相左的观点时，会下意识地捍卫自己的观念，从而对对方产生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