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奖晚宴

文/任晓远

今年是我在瑞典生活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我来到斯德哥尔摩求学，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里生活这么久，以至于第二故乡这个词都有些不大准确。儿时随父亲工作调动频繁搬家，曾在北京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如今的斯德哥尔摩竟成为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这座美丽的群岛城市，一如瑞典人的气质，低调、谦逊、深沉、可靠。

斯德哥尔摩与诺贝尔奖

10月初的斯德哥尔摩，虽不及盛夏的郁郁葱葱，却是一年中最为多彩的时节，这份绚烂短暂又脆弱，随时会被如期而至的一场秋雨褪去。然后整个城市一头扎进漫长阴郁的冬天，直到来年4月底沃尔帕吉斯之夜（Valborg）的篝火点燃，才敢宣布春天的到来。仿佛是为了和这场秋雨抢时间，诺贝尔奖选择在这个时间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这里。

每年第一个宣布的奖项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机构正是我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这所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医学院，成立于1810年。彼时雄霸北欧的瑞典帝国刚刚输掉了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导致原本属于瑞典的芬兰地区被割让，成为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有感于战争中外科医生的极度短缺，导致三分之一受伤的士兵死于战地医院，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Karl ⅩⅢ）成立了这所医学外科学院。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已经稳居世界一流医学院所之列。

这里是诺贝尔遗嘱中指定的评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机构。诺贝尔本人就安葬在与卡罗林斯卡附属医院一路之隔的北部公墓，这是瑞典最大的公墓之一。这位最为世人所知的瑞典人，墓碑并不显眼，上面只刻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名字和生卒日期，稍不留神就会错过。

1946年11月，英国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准备为患者做脑白质切除术

每年由来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50名教授组成评委会，从近500份的提名中，讨论并投票选出该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因此，每个踏入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学习和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和诺贝尔奖产生了或强或弱的联结。讲台上的教授或者课题组的老板，都可能是诺奖的投票者，他们有义务对提名保守长达50年的秘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历史上共有5位诺奖得主。我们不禁会想，评委会投给自家的候选人，会不会略显偏颇。但纵观5位得主的成果，也都当之无愧，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长期以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研究见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里毕业的每一位博士生，都会被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参加博士戴帽仪式和庆祝晚宴，负责晚宴的就是诺贝尔奖晚宴的厨师团队。

我的博导曾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的双料评委，他的导师——也是就是我的师爷——曾是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主席。师爷和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林达尔（Tomas Lindahl）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两人在同时期师从瑞典核酸化学先驱艾纳·哈马斯登（Einar Hammarsten）教授，研究方向均为DNA修复。2018年师爷去世后，我曾和导师一起整理他办公室的遗物。我们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上锁的铁皮柜，标记着“机密”（Classified）。打开后，我们发现是师爷担任诺奖主席期间的一些会议记录。导师马上合上说，我们需要把它送到委员会去。于是我们几个学生将这个沉重的铁皮柜抬到导师的老款沃尔沃上，归档到了学校的诺奖办公室。路上我还是没忍住，问我的导师：“真的50年内什么都不能透露吗？”他笑笑说：“绝对不可能！（Not from my mouth!）”

与科学共同进步

如果你恰好在10月初拜访斯德哥尔摩，你很有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令科学界为之疯狂的一周。这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只有零星的几张海报在公交车站滚动。但如果你恰好对诺奖有兴趣，你还有机会亲临诺奖新闻发布会现场。尽管宣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诺贝尔厅（Nobel Forum）席位有限，且为媒体预留了很多位置，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始终坚持新闻发布会对公众开放。

在留学的第一年，我和几位同学带着朝圣的心情，提前几个小时在寒风中排队进入现场，还不忘自嘲一句：“这或许是我们这辈子离诺奖最近的时刻。”也就是这一天，我在《新闻联播》的诺奖报道中，看到了自己的后脑勺。

是的，诺奖像是科学界的珠穆朗玛峰，绝大多数科学家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因为它就在那里。”就像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回答记者“为什么要攀登珠峰”这个问题一样，诺奖它就在那里。每一个科学从业者的梦想里，或多或少都有它的影子。尽管很多科学家在获奖前已经在本领域内声名显赫，“诺奖得主”的标签还是会很大程度地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获奖后科研经费上的特殊照顾自不必说，很多人因此成为公众人物，一举一动被放在聚光灯下，随之而来的还有络绎不绝的采访，书稿和自传邀约。有人乐此不疲，有人则被名所累。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几年前，我们曾和在冷泉港实验室工作的沃森博士开展合作课题。年过九旬的沃森博士，先是在2014年卖掉了自己的诺贝尔奖章，近几年又频频发表涉嫌性别和种族歧视的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被冷泉港剥夺所有荣誉头衔，我们的合作课题也无疾而终。

自1901年起，诺奖始终代表着人类科学和文明的最高水平，以至于很多优秀的奖项在其耀眼的光辉下都略显黯淡。美国极具声望的医学奖项拉斯克奖（Lasker Award），最被医学界广泛认可的标签却是“诺奖风向标”。甚至有人将科学以诺奖的诞生为时间点，划分为前诺奖时代和后诺奖时代。

瑞典摄影师伦纳特·尼尔森拍摄的做完脑白质切除术的病人

科学革命始于17世纪，但直到19世纪末，许多发现和发明才真正变革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比如细菌致病学说、铁路、内燃机和电报。世界笼罩在一片科学乐观主义的情绪中，科学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利益，而这正是诺贝尔设立此奖项的时代大背景。我们也可以从同时代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感受到这种乐观主义精神。

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催生出的战争怪物，诸如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让人们深刻意识到其双面性。科学总是求真，偶尔求美，但之后的应用往往难以预测和控制。因此，战争之后，人们对科学求善的呼声渐涨，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伦理的发展。这其中最复杂的就是医学伦理，常常涉及科学、个人、社会以及宗教等多种因素的角力。

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以表彰他发明的脑白质切除术（lobotomy）对治疗精神疾病的“贡献”。这项并不成熟的手术，在诺奖的加持下风靡全球，大量手术操作近乎残忍和野蛮。许多患者手术后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精神不振，如同行尸走肉，引发了激烈的关于人权和医学伦理的讨论。这也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G. Edwards）独享了该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自1978年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爱德华兹就受到来自社会、宗教、甚至同行的（这其中也包括沃森博士）多方面伦理上的质疑。32年后，400多万例试管婴儿终于为爱德华兹赢得诺奖，这背后既有科学的不断进步，也有伦理观念随着时代不断更迭的痕迹。

最近几年飞速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为生物医学研究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革新，并将引领出许多创新性的疗法。自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以来，其获得诺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在今年斩获了诺贝尔化学奖。2018年，我国科学家贺建奎突然宣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为这项技术的伦理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贺也受到学界一边倒的批评，并承担了其相应的法律后果。伦理学虽然不是科学，但它已经渐渐整合成为科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诺奖的评奖风格趋于保守，重视基础性突破，对应用持长期观望态度。在我看来，并不是诺奖落后于科学的最前沿，而是在勾画科学伦理的底线。

诺贝尔奖典礼：对科学的欢庆

12月的斯德哥尔摩，黑暗会像一道冰幕，早早落下，这里正经历着一年中黑夜最长的时段。而对于瑞典的男女老幼，大家像期待冬天快些过去一样，焦急地等待着12月10日的到来。1896年的这一天，诺贝尔在意大利圣雷莫安详地离去，随后被安葬在斯德哥尔摩。每年的这一天，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和市政厅的蓝色大厅将被从圣雷莫送来的玫瑰装点。对瑞典人来说，这是他们的“超级碗之夜”。对于诺奖得主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激动人心，且终生难忘的夜晚。

诺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进行，每个获奖者将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一张诺奖证书、一块诺奖奖章，以及诺奖奖金。诺奖得主们需要进行一次简短的彩排，以确保领奖的姿势绝对正确：当你的名字被念到的时候，起立，走到地毯上印有诺奖基金会标识的地方；从国王手中接过诺奖的同时，和国王握手；然后三鞠躬，一次对国王，一次对历届诺奖得主和诺奖评委会，一次对观众；最后，在军号声的引领下，接受观众的掌声，回到座位坐下。当然也有人选择不按常理出牌。2001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保罗·纳斯爵士（Sir Paul Nurse），在三鞠躬后，举起胳膊做了个类似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的庆祝动作。据说之后的数年，这段视频被当作反面教材反复播放给将要领奖的得主们，规劝他们不要自由发挥。

之后的诺贝尔奖晚宴将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近1300人将在这里共同享用精致的晚餐，这其中包括皇室成员、诺奖得主及其家人，以及80位通过抽奖获得机会的学生。这种诺贝尔奖券（Nobel Lottery）是在斯德哥尔摩求学的专属“福利”。首先，奖券需要购买且中奖概率很低；其次，中奖后晚宴的费用需自付，该费用在2018年为每人3600瑞典克朗（约2800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购买或租用全套晚宴礼服的费用，着装不合要求的客人会被拒之门外。但是，这样能在一个场合见到当年所有诺奖得主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晚宴后的派对则一改正统严肃的氛围，常常被描述为最酷的派对，由斯德哥尔摩的四所大学轮流组织。每年派对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布置现场，这个主题往往是当年主办学校的顶级秘密，且该派对不允许拍照，也不允许媒体进入。遗憾的是，疫情背景下，诺贝尔基金会将取消今年的晚宴和派对，而颁奖典礼也将首次在线进行。

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曾经在诺贝尔周采访路人，当问及是否知道今年的诺奖都给了哪些成就时，大部分人都答不上来。但当问及是否会看颁奖典礼时，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这采访很有代表性，这一天，绝大多数瑞典人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经过诺贝尔周各种活动的铺垫，这将是该年诺贝尔奖相关活动的高潮和收尾。

关注每年的诺奖，给了我们一个不远不近，刚刚好的距离去欢庆科学。无论是不是科学从业者，我们都可以忽略科学内容的本身。我的瑞典同事，每年12月10日这天，会边看直播，边举行一个家庭版的诺奖庆典和晚宴，孩子们会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在庆典的时候扮演国王给孩子们颁奖，晚宴的时候则变身大厨和侍者。2014年，当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LED发明者的消息一出，瑞典各大电器和家居店纷纷对LED灯泡进行了一波半价促销，我也趁机把家里的灯泡全部换成了LED。2015年屠呦呦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诺奖报告，我看到来自瑞典各行各业的华人在寒风中排队，有人甚至驱车数小时专程从别的城市赶来，演讲大厅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令人难忘。对了，如果有机会来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别忘了，你可以在学校的纪念品商店买到诺奖晚宴使用的同款香槟杯。

无论在何地，每年的这个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举起手中杯，以诺奖之名，欢庆科学，欢庆它为我们带来的，正在为我们带来的，以及即将为我们带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