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6日，尼泊尔志愿者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直升机上装卸救援物资（视觉中国供图）

奖项颁给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可谓中规中矩。诺奖提名中出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引发广泛争议。今年9月，以色列、美国、巴林和阿联酋在白宫签订《亚伯拉罕协定》，以色列正式与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被一些评论员称为中东和平的标志。特朗普的强硬路线居然在中东问题上开花结果，颇为讽刺。刚上任9个月就获诺奖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指出，主张强硬路线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总理，增加了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的难度。

和平奖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奖项，这里不去讨论，这里只分析获奖的WFP都做了什么。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属于联合国的食品援助组织，其援助机制是成员国多边合作，宗旨是以粮食为手段帮助受援国在粮农方面达到生产自救和粮食自给，援助方式分紧急救济、快速开发项目和正常开发项目，其援助资源主要来自各国政府自愿捐献的物资、现金和劳务。目前主要认捐者有中国、美国、欧盟、加拿大、荷兰、日本、德国、瑞典、英国、丹麦和澳大利亚。

在官网上，WFP向外界展示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所做的12件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援助组织，它在全球88个国家有援助项目，帮助1亿人口。每天，WFP有5600辆卡车、30艘船和100架飞机在路上，向急需帮助的人们运送食物和物资。在爆发种族冲突、突发天灾的地方，WFP深入到第一线，当下他们正在20余个国家和地区解决棘手的问题。WFP为1700万孩子提供校餐。自1990年起，WFP帮助40余的国家为孩子们提供免费食物，这也激发了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热情。WFP从小农场主那里采购粮食，帮助他们开发荒地，还利用自己的预测评估模型，为孤立无助的家庭发放紧急救济金。

近年来WFP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捐赠，去年的捐赠额创了纪录，达到80亿美元。但全球战乱频仍，气候变化加速，WFP仍有着41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有趣的是，WFP的成立还和美国的粮食过剩有关。上世纪50年代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东西方冷战关系确立。美国粮食的销售渠道少了，而农业的科技革命，以及战后大片土地得到开垦，使得美国的粮食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仿效欧洲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粮食外援，1954年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的核心法令《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粮食援助。但美国自己的援助还不足以解决粮食过剩问题，于是又推动联合国成立多边援助的长期机制。

起初美国承担着WFP几乎全部的认捐份额。后来由于歉收，总统肯尼迪开始寻求其他国家在WFP认捐份额。1967年，《粮食援助公约》签订，WFP成为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粮食援助机构，更加公平的国际粮援分担机制得以建立。对于我国，国际粮食援助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12月31日，WFP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这意味着中国粮食援助身份的转换，从受援国转向了捐赠国。中国也成为继美国和欧盟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粮食捐赠方。

粮食捐赠，救急救困，可方法不当也会产生副作用。如商业替代，那些本有能力通过商业购买的粮食，却靠救助；“额外消费”指的则是，援助超过了基本需求，受援者于是有余力额外消费；更需要警惕的则是受援国的腐败行为，政府把援助的粮食在市场上销售，而不是将其直接分发给那些买不起粮食的贫困人群。援助粮食的宗旨是使遭受了天灾人祸的人们免于饥饿甚至死亡，但长期对援助的依赖却可能侵蚀一个国家粮食生产的能力，催生政府的腐败行为，更进一步加剧了受援国经济基础的崩溃。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由“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贝里特·赖斯-安德森与WFP照片合影

至今，《粮食援助公约》已经修改了多次，为防止出现商业替代，约定了“剩余处置和通报的原则”。捐助国如果歉收无力提供食物，《粮食援助公约》允许捐赠国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乃至受援国的市场上购买粮食，用于履行粮食援助的义务。至于捐赠的食品，最好是初级食品。不过，从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出发，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法律，要求援助粮食采购自本国市场，由本国企业加工运输。这也往往造成采购和运输成本增加，并延宕救援时效。从受灾国发出求救信号到粮食发放，很可能要数月的时间。并且，由于《粮食援助公约》缺乏严格的监控机制，常常出现成员方没有完成规定的援助义务量的情况。

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颁给世界粮食计划署，凸现的是当下全球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上世纪70年代全球曾遭逢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1972～1974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全球谷物连续歉收，主要粮食出口国大幅削减出口。当其时，苏联还改变了此前谷物歉收便屠宰牲畜的做法，进入了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以至于到了1974年，世界粮食价格相比1971年涨了3倍。2007年前后，全球粮食供应又遭遇一次规模和范围稍小的危机，起因是石油价格节节攀升，发达国家开发生物燃料。两次危机中WFP均从短期紧急粮食援助和长期粮食安全机制建设两个方面入手，综合采取了各种措施，对稳定与解决粮食危机、缓解全球粮食安全局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在应对中显示出局限性，如援助政治化、资金不足以及相关捐助规定缺乏约束性等。

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干事阿米尔·阿卜杜拉在WFP总部前

面对粮食危机，增加信任与协作、完善援助机制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今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多次发出预警，呼吁各国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正在迫近。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面临严重的饥饿风险，今年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不过从粮食生产上看，年中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全世界粮食产量将达到27.9亿吨，比2019年增加8130万吨。可见今年的粮食危机并不发生在供给端，而是出现在流通上。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食品供应链，更损害了千千万万人的工作机会。发达国家还好，失业者尚且能够得到社会救济；而欠发达国家，那些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则爆发了越来越多的人道灾难。在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食品援助点，造成了踩踏事件。在印度，靠赚日薪生存的工人们排起长队领取食物，因疫情封锁而失业的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则陷入为食物而挣扎的困境。在菲律宾的卖肾一条街上，无助的人们寻求以5到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卖自己的器官。

WFP最大的援助项目在战乱的也门。自2014年以来，持续的内战、武装冲突正在让数百万也门人民陷入饥荒，2700万人口中有近1800万人处于粮食无保障的危机中，超过一半的家庭需靠赊账购买食物，其中800万人食品严重不足，完全依赖外部援助，儿童营养不良率更是处于全球最高水平。正是在硝烟和废墟中，WFP支撑起这个国家脆弱的生命供给网络。

在WFP的官网上，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也门的人道主义局势极其脆弱，粮食、燃料和药品等关键供应渠道一旦中断都可能使数百万人更加接近饥饿和死亡。WFP呼吁为最需要的救济物资提供畅行无阻的通道，以避免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