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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的士与族

作者:admin 2020-09-03 我要评论

如果要谈魏晋南北朝这样一段长达400年的分裂时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意义,它其实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

如果要谈魏晋南北朝这样一段长达400年的分裂时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意义,它其实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

 

实习记者/岳颖  主笔/蒲实

魏晋南北朝仅仅是过渡时代吗?

三联生活周刊: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这本书中将魏晋南北朝称为专制官僚政治的“波谷”,体制上的“变态”和“扭曲”。对于魏晋南北朝来讲,前有奠定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的秦汉,后有盛世唐宋,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时代吗?这段时代在中国古代帝制政治史上有何独特性和重要意义?

仇鹿鸣:传统史学观点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当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这种说法也没错。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作为一个主流是要经过魏晋南北朝才能成立的。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间非常长,整整有四个世纪。在这四个世纪当中,除了西晋有20余年的统一之外,基本都是分裂状态。

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候,比如五代十国。但是五代十国也就半个世纪多一点,而且当时北方还是统一的,是五个短命政权相连,只有南方分裂成了所谓十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之后,国家分裂的时间都不长,也没有再陷入过碎片化的分裂状态。而在魏晋南北朝的400年当中,东晋十六国有100年都是碎片化的分裂状态,南方是东晋政权,北方连续有十六七个小的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生活在公元5、6世纪,他会觉得秦汉以来奠定的制度会持续两千年吗?如果这个人还比较有历史知识,他可能知道在现在的动乱之前,秦和汉都是大一统的非常稳定的王朝,但是在此之前春秋战国还有5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讲,假设我们穿越到过去,去问一个魏晋人,他对中国历史演变线索的认识,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和生活在1400年之后的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学者,喜欢把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相比较。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秦汉帝国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重建起来?在真实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代,然后重建了统一的隋唐帝国。历史有很多交错和偶然。尤其是在十六国时代,北方有五六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互相斗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中国会不会变成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欧洲一样,变成一个一个小块?我们为什么后来又会连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要谈魏晋南北朝这样一段长达400年的分裂时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意义,我认为,它其实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唐帝国和汉帝国很不一样,它融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宋代人讲“唐人大有胡气”,指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现在经常喜欢讲,盛唐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开放多元作为盛唐的朝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个胡汉交融的社会。而胡汉交融,其实是八王之乱后、五胡入华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胡汉关系主要是冲突和战争;到了隋唐帝国,胡汉才真正交融,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我认为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影响。

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尽管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没什么意义,但这也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实际上要到隋唐帝国成立之后才成立。假设有一个人活在公元618年前后,这时隋朝还没建立多少年就结束了,人们会不会觉得国家将再次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去?当时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唐会重新建立一个300多年的稳定帝国。

 

《历代帝王图》(局部)(FOTOE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意思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共存的局面,为后来一统天下的唐帝国提供了一种弹性。

仇鹿鸣:确实提供了一种弹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到北魏六镇之乱,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好。后来经过长期战争冲突和文化的交融,胡汉问题才在北朝末期得到基本解决。到了隋唐,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核心问题了。隋末,天下群雄相争。虽然有些人具有胡人血统,但大家不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只是政权之间的斗争,没有人想要代表某一个民族集团压迫另一个民族——这种统治是不会稳定的。正因如此,唐统一全国后,政权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五胡入华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量。他们能否融汇于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还是从此一直胡汉分治?其实历史有很多偶然,也许当时过了几百年还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只不过出于偶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风雨之后,北方解决了这个问题。隋唐帝国本质上继承的是北朝,消弭胡汉界线。对于目前生活在现有中国这个版图上的人来讲,隋唐帝国的意义,就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找到了一个重新统一中国的方法,而统一的基础是消弭胡汉界线。唐代很多一流的文人都是胡人出身,比如白居易、元稹;但是你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有胡人的特点,当时的人们对于是胡人还是汉人并不在乎。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消弭胡汉界线的意识,中国可能永远都统一不起来,至少不会维持长久的统一。我还曾经设想过,如果在淝水之战中,前秦即使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维持很久;伴随着新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前秦政权会迅速瓦解。

鲜卑族壁画,现藏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博物馆(FOTOE供图)

 

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何独特性?

三联生活周刊: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际,作为士族政治形成的初始阶段有何独特性?

仇鹿鸣:一般来说,东晋南朝是典型的士族时代,我们将其称为“门阀的时代”,或者说“五朝门第”。既然东晋南朝被认为是士族达到全盛的时代,那么在研究上就有一个溯其源流的任务。如何理解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段时期,政治和官僚阶层的构成和凝固这样一个历史的变化,是问题的核心。

魏晋之际的这个历史变化,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偶然的面向上来讲,曹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这两次王朝转换,出于主客观的原因,没有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从主观上来说,曹操和司马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寄生于前一个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20多年,司马氏代魏也准备了长达16年的时间。魏晋两朝的更替没有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后一个王朝的官僚阶层和前一个王朝的官僚阶层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和延续性。从客观的外部形势来讲,曹氏和司马氏在当时都面临着外界军事压力,当时还处在一个分裂的时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僚阶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保持稳定和延续。西晋初年,政治已经有了相当强的世袭特征。其实,在东汉已经有四世三公的现象,比如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但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而到了西晋前期,一个家族中三代甚至四代人仕宦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另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变化。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生发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清”,对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这个概念下,士大夫形成了一套自己标举的方式。从传统意义上讲,官员身份的高低其实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品质,而取决于他在国家官僚阶层中的地位:大家大多尊敬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位置。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也是一样——无论是魏晋发展出来的官分九品,还是秦汉的爵秩制度,都是如此。但是在党锢之祸中形成的这个“清”的概念,使得士大夫能够以此来抗衡官品的高低。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所谓“清流”的人物,哪怕官品不高,甚至没有做过官,但是依然能够得到极大的尊重。而如果你是因为卖官鬻爵、行贿受贿,或者依附于宦官外戚的手段取得官职,哪怕你位居高位,也会受到士大夫的鄙视。魏晋时期,“清议”慢慢地转变为“清谈”。“清议”就是议论政治,抨击时政、品评人物,这被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统治者所厌恶;慢慢地,士大夫对政治直接的批评变成了更具哲学和技巧性的“清谈”。“清谈”擅长谈辩,以漂亮的、具有哲理的表述作为自己的文化特征。

《金谷园图》,清华嵒绘。描绘西晋富豪石崇在金谷园中与歌妓吹笛寻欢的场面(FOTOE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在西晋初年,这两个因素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个是累世为官的官僚阶层的形成,第二个是在这些官僚阶层中,存在着共同的对于清谈,以及后来玄学文化的认同。这些变化如何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之后得以延续和加强?

仇鹿鸣:八王之乱后,五胡入华,整个中原处于战乱状态,东晋政权被迫南迁到建康(今南京),形成了东晋南朝的政治局面。其实一开始,司马氏并没有想到此后政权会一直退居南方。留守在南方、后来成为晋元帝的司马睿,在当时其实只是一个人望比较低的宗室亲王。真正有机会逃到南方的司马氏宗室甚至都不多。当时人称“五马渡江”,其实就是说五个宗室王逃到了南方,司马氏剩下的宗室基本都在北方的战乱中覆灭了。因此,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大大衰弱。

战乱也使得西晋时期大量重要的官僚家族被清洗掉。不过也有一些家族,如琅琊王氏,在与东晋政权一同过江之后,地位大大上升。这些官僚阶层在西晋就存在文化认同,而到了东晋,在皇权衰弱的背景下,地位更加强势。士族,作为一个官僚文化阶层,就这样出现了。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您的书中提到,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官僚阶层的不流动。为什么源源不断地有寒族的力量被任用、参与到政治事务中,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官僚体系?

仇鹿鸣:西晋初年的官僚阶层大都经历了从东汉到曹魏这100多年的时间。这一批人其实已经通过世宦、婚姻等方式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此时也有一些出身平凡但有才能的人崛起,但这些人主要是因个人功劳而进入到西晋政权当中的。这种个人力量与其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之间构成的网络相比,还是很微小。这些崛起的寒人多立下的是军功,文化水平较差,融不进当时的清谈圈子中去。邓艾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在军事上很有才能,地位很高,但他有点口吃,融不进当时的圈子。也有一些人成功地融入进去了,比如石苞就是寒士出身,由于军功显赫,受到司马氏的重用,地位很高。到了他的儿子石崇,已经可以对当时的文人阶层产生重要影响了。寒人与士族并非截然对立,存在着转化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在魏晋南北朝中,寒人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仇鹿鸣: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寒人扮演的是配角。在大部分士大夫、士族的眼中,寒人的形象是不怎么光彩的。当时有一个词经常和寒人连用在一起,叫做“躁进”,意思是非常积极进取,想要做官,是一种带有贬义的描述。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官僚阶层非常封闭。在西晋初期,人们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人如果社会身份比较卑微,哪怕他很有才华,也很难在政治上获得高位。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左思所说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个现象在东汉末年还不明显,但到了西晋初年,态势已比较明显;到了东晋南朝,士族政治就稳定下来了。

对于当时的士族来讲,“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意思是,只要你按部就班地做官升迁,要做到三公九卿这样的高位并不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不愿意处理烦琐的事务。当时士族口中的“清”的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很不同。士族认为,“清官”,首先是要社会声望高;这是我们现在也能接受的。但是“清”的第二点可能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要事情少才称得上是“清”。但在士族时代,他反而不看重财政、国防这种最有权势、最有油水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都要处理很多日常的事务。士族比较喜欢担任的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清闲、具有美望的官员,像著作郎、秘书郎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财政部、军事部等需要处理大量事务的部门,其实才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能够维持运作的根本原因,更何况东晋南朝还经常面临着北方政权的威胁。在当时,皇帝往往会用自己亲信的、具有行政才能的寒人,也就是在士大夫看来比较“躁进”的人。南朝时期存在一种现象,叫做“寒人掌机要”——这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观察,而是当时的人就能观察到的现象。比如,中书舍人,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负责诏令的撰写和传达,是当时最繁忙、也最有权力的官职。在南朝,这一类位置往往都由寒人所担任。这是南朝相对于东晋的一个很大变化。东晋中期,比如淝水之战的时候,北府兵是由谢氏家族统领的,那时士族还能承担实际的带兵打仗的任务;但是慢慢地,士族越来越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才能,实际任务就落到了皇帝所亲信的寒人手里。

魏晋之“士”有何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士”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都密相呼应。与唐宋乃至明清相比,魏晋之“士”有何特点?

仇鹿鸣:魏晋之外的其他时代,士更多是一个个体。宋代士大夫的代表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他只代表了他个人,不代表范氏家族。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士是一个个体,强调的是因为有政治才能或德行而为官,或者被人尊敬的个人。

而在魏晋,士是一个家族。不是说个人才能不重要,但是在大的层面上来讲,一个人在政治上有地位,往往与他的家族地位有关。一些学者喜欢把士族比附为贵族,我认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也有一定道理。魏晋政治中,门第能够取代个人因素,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是与“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与其他时代很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仇鹿鸣:这种转变在西晋时出现端倪,在东晋逐渐凝固。东汉末年时期的“清议”讲的就是品评人物,这时还是以人物为中心。魏晋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很多研究文学和哲学的学者对这个时代有很高的评价。出现了“竹林七贤”等一批非常有个性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因为他们特立独行的表现和才能而被人所看重。这个时候还是“竹林七贤”,而不是“竹林七族”,他们是作为个体而出现的。但几乎在同时,社会阶层也在凝固,官僚阶层累世为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西晋时还有一些出身不太高或者说家道中落的人为人所看重,但到了东晋,门第因素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我们谈王谢的时候,谈的其实不是王导和谢安两个人,而是两大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魏晋之后,士从家族向个体的转化又是怎么发生的?

仇鹿鸣:一直到唐代,门第都非常重要。学界一般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都是士族时代,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比较衰弱,士族的力量强一些,而到了唐代,士族开始走下坡路,在黄巢起义中基本全都覆灭。后来的宋代基本上是一个庶民时代,很多官僚都出身平平,是靠科举考试,而不是家族步入仕途的。这种变化也是唐宋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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