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当工人？

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中国制造业正处于技术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当老一代工人老去，谁是操控新机器的新工人？

“2600元/人”背后

格兰仕集团顺德厂区有一栋大楼刚好在105国道边上。大楼的上半段是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今年2月，这块显示屏用红底白字简明扼要地打出了一条招工广告：“格兰仕重金大招聘，介绍新员工有重奖：奖励介绍人2600元/人。”在广西、湖南等地乡村，企业还刷起了围墙广告，用更接地气的口号宣布：“哪儿有钱最好分，介绍格兰仕买大奔：格兰仕招工福利，介绍100人，最高奖励26万。”

“有奖招聘”的背景是增产之下的用工渴求：格兰仕的外贸订单今年一季度预计同比增长90%。用奖励金的办法，仅电器配件制造部在半个月内就招到大约1500名工人。

在不熟悉劳动力市场的人看来，2600元/人的推荐费算得上是“重赏”，但实际上，这笔账要看怎么算。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这次招聘依靠的是内部引荐，如果用劳动公司招人，还要交高额的中介费用。

曹录宝是蓝领招聘行业的从业者，他以劳务中介的眼光看“2600元/人”：“甲方也有甲方的难处，以今年的行情来看，诚意不够。”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人在工厂每多干满一个月，就可以多拿一个月的中介费。目前在市场上，企业交给中介的费用大概相当于工人工资的15%～20%，紧俏的时候比例可以高达1/3。前两年普通电子厂普工月收入在3500到4200元之间，现在普遍涨到了4200到5500元。这样算下来，企业从劳务中介招聘一名工人工作一年的花费就在6000元以上，甚至过万元了。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曹录宝深有体会。2011年，他进入蓝领招聘行业时，劳务市场正在发生一个“调转”。“在那以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个人想要进厂子是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等到我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调转头开始找工厂要钱了。但也有特殊情况，你要进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400到800元的介绍费。再往后，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卖方市场。”

中介费变迁的同时还有一些直观可见的变化。“从前主要是季节性缺工，年轻人其实用不完。这边电子厂、纺织厂，一水儿年轻小姑娘，那边机械厂、模具厂，一群年轻小伙子。下班了大家就凑在一起玩儿。”曹录宝说，“但这是以前的工厂美好故事。现在年轻人少了，工人老了。有的厂子招人都放宽到了50岁。过去，河南、河北、山东的老爸带着儿子，背着行李一起下南方打工，这种场景我已经见不到了。”

数据支持了曹录宝的观察。2004年到2011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与之相应的，2004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2011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劳动年龄人口连年下降。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8.96亿人，较2011年减少了将近3000万人。据预计，2030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还将加快，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工厂车间的主力军。从2008年到2019年，21～3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从7957万人下降到6717万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农民工整体占比中快速提升，2008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11.4%，2017年首度超过20%，2019年达到了24.6%。

从绝对数字上看，中国依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付出2600元/人介绍费的格兰仕在短时间内确实满足了用工需求，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工厂的影响依然是持续、深刻的。

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在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现代工业部门，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到了第二阶段，劳动力开始短缺，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05年率先提出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也就是说，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这是促成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个阶段，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廉，总能以较低的价格雇到所需的劳动力，因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十多年里，尽管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有过许多争论，但可以看到的是，2007年到201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长55.2%，高于全国各行业46.2%的平均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64643元。如果同其他行业比较，这个工资的绝对水平并不高。同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80元。然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在2019年的“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提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2.5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辉煌的工业化成果。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部门，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1990年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2.7%变为19.8%。也就是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且保持桂冠至今。

但中国距离“制造强国”依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一组数字是：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2020年1月在佛山举办的“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人们感慨制造业的钱不好挣。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黄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板的工厂有100多名员工，一年盈利只有103万元，如果关停工厂，将厂区的楼房顺利租出去，年租金能有300万元。这是许多工厂面临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逼着企业想办法。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连续六年位居世界首位。从装机量来说，中国占全球市场的36%。

2018年7～10月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邓韵雪对广东省19个地市的608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有299家（占50.08%）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实施了“机器换人”项目，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电脑数值控制机床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工；另有16.42%的企业也准备实施“机器换人”。在已经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中，有48%的企业是因为客户对产品的精度要求高，用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次品率；有40%的企业坦言，引进机器人或者自动化设备是因为当前招工比较困难；还有12%的企业则是因为某些工序生产环境较差，劳动强度大，或者生产过程存在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采用机器人可以替代工人完成这些工作——这些也是招工最困难的岗位。

无论是产业升级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都在推动中国工厂的技术升级，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乐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力数量和技能的“双短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作为中国工厂的主力军，农民工中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比约75%。在孙中伟和邓韵雪的调查中，“机器换人”后许多企业用工需求并未降低，只是用工需求从一线普工转为自动化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59.82%的企业表示缺技术工人，54.06%的企业表示缺研发人员。

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在格兰仕的工厂，工人按照技术水平分为四个等级。普通装配型技工的技术含量最低，从事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流水线工作。电器配件部已经完成了80%的自动化改造，4000多名工人中只有30%的人还从事这类工作。关键岗位技工占40%～50%，要求工人有能力操作设备，解决设备出现的小问题。再往上一个级别是设备操作型技工，要求熟悉设备操作、维护保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工装技改型技工，这些工人已经有能力自主研发自动化设备，占总人数的5%。尽管企业对工人的素质已经有了不同的要求，但刘敏坦言，在招工的时候，是不敢提学历和技能的，“因为说实话，招人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