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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法兰西文学的信使

作者:admin 2020-10-17 我要评论

他的想法,活着要给世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他翻译的作品。 翻译家、文学史家郑克鲁。他为我们留下了1700多万字的法国文学翻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更以...

“他的想法,活着要给世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他翻译的作品。”

翻译家、文学史家郑克鲁。他为我们留下了1700多万字的法国文学翻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更以一人之力翻译完成《雪莱全集》

 

“法兰西的一流作品译完了”

9月20日晚,翻译家郑克鲁在上海一家医院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住院那段时间,他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大都陪伴在旁。“走得很突然,他的生病和一般人不一样,没有多少痛苦,也没有多少畏惧。”他还记得,今天6月,在“非洲英语文学史”的项目开题上,老师还在线下会场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他的想法,活着要给世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他翻译的作品。”让朱振武惊讶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一向以法国文学翻译为主的郑克鲁,竟翻译完成《雪莱全集》,一个在很多人眼里以一生完成都不为过的成绩。

郑克鲁去世的消息传来,《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特意在朋友圈发出郑克鲁在1977年杂志复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作品,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从那时起,郑克鲁在40多年时间里,为人们留下了包括《茶花女》《悲惨世界》《高老头》《红与黑》《神秘岛》《法国诗选》《法国名家散文选》《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在内的1700多万字法国文学翻译作品。已过世的学者谢天振在《郑克鲁教授印象记》一文中曾提到,郑克鲁译著总字数甚至已经超过傅雷、许渊冲、郝运三位著名法语翻译家译作字数的总和。

郑克鲁的曾祖父,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盛世危言》一书作者郑观应。一次访谈中,郑克鲁谈起这位著名的曾祖父,曾说自己的写作能力也许跟他有点因缘。上中学时,郑克鲁最感兴趣的是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1957年,他最初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俄语专业,可受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北京大学那年不招收俄语专业学生,他只好改报法语专业,从此与法国文学结缘。大学毕业后,恰好赶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首次招收研究生,郑克鲁跟随李健吾攻读法国文学,毕业后留所工作,正式开启法国文学研究之路。

当时的社科院外文所,名家荟萃,李健吾、卞之琳、冯至、钱锺书等一批精通外国文学的著名作家,多已转入文学研究与翻译。诗人卞之琳,也是英语诗歌的重要翻译者,曾告诉郑克鲁“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这也为他后来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埋下了种子。

1969年,外文所被集体下放到通县、十三陵、信阳和寿县等地。正是在那段时间里,郑克鲁将一本有2.6万词汇的法语词典,反复背诵了两遍,并阅读了大量巴尔扎克的小说。现年85岁的翻译家金志平,当时和郑克鲁都是外文所的青年研究者,在电话中向我回忆起那段时光:“我记得我们下放的时候,有时候在一起下象棋,他记忆力很好,闭着眼睛下盲棋,我们好多人都下不过他。他的爱好是下象棋,喜欢那些动脑子的事情。”

郑克鲁最初的翻译,多与金志平合作完成。1973年,中国刚加入联合国,急需一批世界各国的历史著作。外文所接到一个任务,翻译法国人莫里斯·布罗尔的《荷兰史》,起初找的人是罗大纲。“罗大纲先生大概没时间,后来就委托我和郑克鲁翻译,他翻译一半,我翻译一半,就翻译出来了。”金志平回忆。

两人的翻译受到罗大纲的表扬,第一次合作愉快,他们又开始一起翻译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便是后来发表在《世界文学》复刊号上的作品,郑克鲁翻译的是《长寿药水》,金志平翻译的是《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后来,两人决定一起翻译一些长篇,考虑到法国小说家乔治·桑的小说倾向于平民,比较进步,而且很少为人所注意,便商议一起翻译她的长篇小说《康素爱萝》。金志平对当年的合作场景依然记忆犹新:“那会儿先把翻译中出现的名字统一好后,各翻各的,他翻译得比我快,总是要等我。《康素爱萝》分为上下两部,差不多五六十万字,他的部分最多翻译了一年时间,翻译完后,就去法国进修了。我翻译得慢一些,最后全部出来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

郑克鲁的法国文学翻译中,小说之外,法语诗歌颇为值得关注。在2018年写作的《我与法国诗歌的因缘》一文中郑克鲁回忆,正是从1980年年底起在法国进修的两年间,他开始大量搜集法语诗歌作品,预备将来翻译。回国后,由于忙于各种事情,直到80年代末,他到上海师范大学给学生开设“法国诗歌欣赏”课程时,才开始陆陆续续地翻译。从最初的《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法国抒情诗选》两本小册子,到后来三卷本的《法国诗选》,郑克鲁几乎翻译了法国中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所有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品。

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从读书时便开始关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后来还翻译了他的全本《恶之花》和散文诗《巴黎的忧郁》。郭宏安到外文所时,郑克鲁已离开那里,两人私下并无太多交往,但郭宏安感觉到,郑克鲁翻译诗歌的基本观点,和自己差别不大。“与英文不同,法语与中国汉字间有一定联系,一个词一般都是两三个音节,法文的一个音节相当于一个汉字,我觉得用中国语言的节奏或韵律,基本可以把法国诗的味道体现出来。比方说,最标准的法文诗就是十二音节诗——亚历山大体。法文诗的十二音节可以用十二个汉字翻译出来,形式上完全可以对应起来。我的观点与梁宗岱先生基本一致,他翻译十二音节诗,基本上就是十二个汉字。这一点对法文格律诗很重要,波德莱尔的诗全是格律诗,现在大部分译者不太重视这点,我觉得郑克鲁的观点与我基本一致。”郭宏安说。

法国作家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郑克鲁所译为数不多的理论著作,他也因此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巧合的是,2012年,郑克鲁和郭宏安一起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郑克鲁当时的得奖作品是法国作家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谈到网上一些读者对于这个译本比较生涩的反馈,翻译家,也是当时评委之一的余中先特别指出:“我反倒认为,波伏瓦的原文就是那么生涩,不可能在译文中改变这一风格。而且,要知道,郑克鲁先生翻译的很多法国小说和诗歌是不生涩的。”

朱振武向我比较郑克鲁与傅雷译文风格的不同:“傅雷先生能把原文化成很好的汉语,你能从他的译文中看出原文的句型句式,但不影响阅读,也非常好;郑克鲁先生的译文则化得更彻底,更直白,更易读,各有特点。”只是有时,郑克鲁也会特意在译文中加入一些生僻的词,比如在《悲惨世界》中,他特意用“恫瘝在抱”,形容福来主教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这种陌生感,在朱振武看来正是其翻译理念的体现:“要有新的表达,读者不光了解故事,而且学会了新的词。”

“他翻译作品,选择两种,一个是名流大家,一个是没有翻译过的,二流作品是不翻译的,所以他说他把法兰西的一流作品已经翻译完了。”朱振武说。只是,这种理解与郑克鲁成长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翻译家袁筱一在访谈中便说:“郑老师翻译他认为是‘一流’的作品,他对‘一流’的评价是比较古典的评价,包括已经成为经典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品和浪漫主义作品。”

用一生书写法国文学史

翻译家之外,郑克鲁还有另外两个重要身份:文学史家和教育家。研究和翻译,对他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一次访谈中,郑克鲁便谈道:“我是文学研究出身,所以我的翻译对象更倾向于选择优质且未译过的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研究能指导翻译对象的选择,且有助于写出高质量的译本序言。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的研究往往是在给自己的译本作序或应其他译者之约作序时展开的。”

在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外国文学思潮中,郑克鲁在翻译之外,承担了大量的丛书编选与文学史写作。1980年,厚厚四大册、收录了1000多部世界各国文学经典名著内容提要的《外国文学作品提要》,还有四大卷八大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读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正是从那时起,许多读者包括写作者才接触到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存在主义、新小说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各种思潮。

郑克鲁正是这两套书的四位编者之一,并翻译了其中好几篇法国文学作品。金志平向我回忆,“袁可嘉先生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派,他是一个专家,人家就请他做主编,另外找了几个副手,董衡巽、郑克鲁、金子信,总共四个人。当时外文所的任务很多,比如《大百科全书》里面的条目,外国名作家传记,大的项目大家都要参加”。

几乎在同一时期,郑克鲁还参与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影响巨大的两套丛书“春风译丛”和“漓江译丛”的编辑。1980年,应漓江出版社主编刘硕良的邀请,郑克鲁夫妇一起到桂林,帮助策划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他不但很快敲定第一辑中10本的篇目,找好了译者,而且承担了其中一本长篇小说《蒂博一家》的翻译。

郑克鲁的文学史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与柳鸣九、张英伦等人合编的《法国文学史》。七八年的编写过程,让他对法国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及19世纪文学有了深入了解,研究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法国文学论集》。1984年,郑克鲁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文学史的写作更成为辅助教学的题中之义。于是,《法国文学纵横谈》《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诗歌史》等一部部作品接连问世。对郑克鲁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他以数十年研究功力,在2003年独自撰写出版的《法国文学史》。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郑克鲁引用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法国文学史·前言》中的一段话:“一部《法国文学史》应该是整个一生的完满结局和后果。”比起以往的文学史写作,郑克鲁这本独自撰写的文学史兼顾了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的特点,既包含作家的详细生平、创作道路、重要作品的情节介绍分析、作家思想与艺术特点等教科书的惯常叙述,也深入地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详细阐述每个文学流派的发展状况。

《世界文学》杂志法语文学编辑赵丹霞,2017年在杂志上编辑发表了郑克鲁翻译的法国人加布里埃尔·德·吉尔拉格的《葡萄牙情书》。她告诉我,《法国文学史》便是她日常工作中的工具书,不但许多重要作品的故事梗概介绍详细全面,创作思想与艺术特色也总结到位。

“他的《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那么厚一本,你会觉得写得像故事一样。为什么呢?那是建立在详细阅读、仔细翻译之上才写的东西。他写《法国诗歌史》,是在通读了法国诗歌之后才写的,不像一些国内文学史,某种程度上有编写的味道。”让朱振武记忆深刻的是,老师对于文学作品乃至法文词汇的谙熟。读博期间,有一次他在翻译一首法文诗歌时,发现几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便去老师办公室请教。“郑老师拿过来以后,就说这两个词普通字典上没有,它是什么意思,熟得不得了,而且拿过来在我的打印稿上直接翻译,合辙押韵。”

在朱振武眼中,老师虽然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有时也很有趣。2000年,郑克鲁、孙景尧两位老师带着朱振武和陈义海两位博士生,一起从武汉到广州、深圳等地做调研。一次,大家买了一盒巧克力打算在包厢里吃,后来发现找不到了。郑克鲁以为有人藏了起来,让大家把行李箱都打开查了一遍方才作罢。“有的时候,他会像小孩一样执着于一个问题的答案。”

退休后,郑克鲁和夫人、英语文学翻译家朱碧恒依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到了晚上才回去。他们每天拉着一个装满书稿的拉杆箱,在校园携手相伴的情景,被一些过往师生记录下来。回想起来,这一无法复现的校园风景,依然让朱振武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个背影,很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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