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对抗瘟疫的英雄是那些不显山露水、把挺身而出视为理所当然、当作职责的人，他们有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

英国学者托尼·朱特说：“《鼠疫》是加缪最成功的小说。它出版于1947年，当时加缪33岁，小说立即获得了成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它一直长销不衰，在作者于1960年因为车祸丧生前就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它比加缪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更宏大，比他后来的作品更好读。”

《鼠疫》是一部寓言小说，瘟疫比喻的是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医生等人是入侵的反抗者，科塔尔认为瘟疫过于强大，打不过它，防疫队的活动是浪费时间，他象征的是通敌者。但也可以从字面上来阅读这部小说，加缪知道作为小说背景的奥兰市1849年爆发过霍乱，“它展现了加缪叙事和创造人物的文学天赋。瘟疫成了一种实验室，研究人类面临时的态度。它使读者好像身临其境般地生活在这座遭鼠疫袭击的城市之中”。

《鼠疫》的情节紧张、紧凑，结构像是一部希腊悲剧，一共分五场，瘟疫从爆发到慢慢自行消退，描写了病人的惨状、医生的努力、志愿者的活动，剖析了人们的心理。奥兰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个法国海外省的省会，镶嵌在无与伦比的美景中。街上突然出现许多死老鼠，然后出现病人。起初连里厄医生也不想相信是发生了鼠疫，“当灾难临头之际，世人还很难相信。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频仍的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我们的同胞一样，也是猝不及防。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不决。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人们总是说这仗打不久，这么打也太愚蠢了。毫无疑问，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那么就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自身，换言之，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灾祸。灾祸无法同人较量，于是就认为，灾祸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场噩梦，总会过去的。然而，并不是总能过去，噩梦接连不断，倒是人过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只因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的同胞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殊不知，只要还有灾难，就永远不可能自主自由”。

《鼠疫》

也许情况并不严重，里厄医生认为，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在讨论会上，省长问：“会不会是这样，即使没有闹鼠疫，也应该实施鼠疫流行期间所规定的预防措施呢？”医生回答说：“如果非要我有一个想法，那的确是这样吧。”医生们商议起来，里夏尔医生说：“那好，我们就负起责任，行动起来，就当这种疾病真是鼠疫。”

可是省政府的布告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然而，省长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包括往阴沟里喷射毒气来科学灭鼠，严密监视饮用水的水源。布告要求居民保持极严格的清洁卫生，还敦请跳蚤携带者到市立各诊所检查身体。此外，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人，并同意将其送进医院特设病房隔离。隔离病房配置齐全，能在最短时间取得最大的疗效。可是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特设病房就是两间亭阁、八十张床位，三天就满员了。“瘟疫流行，如不能自动终止，那么政府所臆想的这些措施也不可能战而胜之。然而，这天晚上，政府公报仍旧很乐观。”

为防止感染鼠疫，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致药店里已经脱销了。纸张供应日渐趋紧，有些期刊不得不削减篇幅，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家新报《鼠疫信使报》创刊了，其宗旨是振作民众的士气，传达当局的指示，总之，聚拢同心同德者，有效抗击残害我们的病魔。但没过多久，这家报纸就仅限于刊登广告，宣传新制的预防鼠疫的特效药了。

四天当中，高烧症天天飞跃，死亡病人不断增加。到了第四天头上，当局宣布在一家幼儿园里开设附属医院。此前，市民总以玩笑话掩饰内心的不安，现在走在街上，就显得更加沮丧，更加沉默寡言了。同一天，统计有四十个死亡病例。省长自称要承担起责任，从次日起就强化已经制定的措施。死亡人数重又达到了三十来例的那天，省长接到殖民地首府的电报：“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门户一旦关闭，大家才发觉所有人，必须同舟共济，人们的分离注定要旷日持久，应该尽量设法如何打发时间。但由于死亡人数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人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馆贴出这样的广告：“葡萄美酒能灭菌。”烈性酒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思想，大家已经觉得很自然了，公众舆论现在就更加坚信不疑了。但慢慢人们变得沮丧、随和顺从，里厄医生认为“安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

巴黎来的记者朗贝尔思念自己的恋人，他想请里厄医生给他开一份证明，确认他没有感染上鼠疫，好让他可以出城。里厄虽然渴望朗贝尔同他的恋人团圆，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的职责所在，他不能答应。也许是在志愿者的感召下，最后朗贝尔放弃了出城的计划，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外来人。也有结束隔离的人也选择留下来当志愿者。

油画作品，描绘的是1721年，法国马赛爆发鼠疫

里厄跟塔鲁结下了友谊。里厄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管鼠疫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塔鲁说是出于他的道德观——理解。里厄意识到，“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他们那样做，其实也算不上丰功伟绩，只因他们知道那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不下决心去做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组织促进我们的同胞深入了解鼠疫，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他们相信，既然病魔降临，那就责无旁贷，必须与之斗争。鼠疫就这样变成了某些人的职责”。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英雄主义，“我们不会因为一位小学教师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就大肆赞扬他。也许可以称赞他选择了这种高尚的职业。塔鲁和其他一些人做出了选择，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这是值得夸奖的，但是也应当说，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他们共有的，那位小学教师，以及心胸跟那位小学教师一样的所有人，莫不如此，数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这实在是人类的光荣”。里厄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虽然鼠疫对他来说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失败。他说：“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

加缪借塔鲁之口阐述了他的道德思考。塔鲁说：“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我也知道，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以免稍不留神，就面对别人的脸呼吸，将疫病传给别人。天然生成的，是细菌。其余的东西，诸如健康、正直和纯洁，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而人的意志永远也不应该停歇。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就是尽量少疏忽走神的人。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才始终不会疏忽大意。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求减少损失。”

奥利维·托德在《加缪传》中说：“世界看上去不再是荒诞的，而是可怕的。对此加缪在《鼠疫》中想要给出的回答是：进行反抗。《鼠疫》平静而开阔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局外人》那种简练与干涩，就像是湍流进入了平静的湖泊。‘鼠疫’的内涵非常丰富：德军的占领、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加缪也把亲人间的分离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来表现。”

瘟疫消退后，面对狂欢的人群，里厄感叹：“现在他们知道了，这世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人总是渴望，有时也能获得的话，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爱尔兰学者康纳·奥布莱恩说：“《鼠疫》不是一部令人绝望的小说，相反倒是一篇充满希望的布道。就像加缪所有最优秀的著作那样。在笼罩着恐惧的背后蕴含着一种生活愉悦之深刻含义。在故事中几乎不间断的阴森可怖被一种平凡的生活中充分显露出来的明快气氛的趋向巧妙地改观了。”

但加缪最后写道：“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

加缪这一说法也不完全是比喻。美国科普作家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说：“很多病毒都能在条件适宜时突然爆发。但像麻疹或水痘这样的病毒，一旦发作，就不会从我们的身体中彻底消失。它只是低调地潜藏起来，不温不火地传播……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病毒星球上。”

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说，有些病毒非常古老，躲在热带雨林中，是人类的活动扰动了它们。他在《血疫》一书中说：“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自然结果。这些新出现的病毒从生态被破坏的区域浮出水面，其中许多来自热带雨林破损的边缘区域，还有迅速被人类蚕食的热带稀树大草原。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雨林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储备池，因为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传播。”

 关于瘟疫的书 

《十日谈》，薄伽丘

1348年，意大利一城市瘟疫流行，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批判天主教会，嘲讽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

《瘟疫年纪事》，笛福

小说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这本小说很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当时所留下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笛福不厌其烦地为达到效果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

《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

描写了男女主人公长达六十年的爱情纠葛，将战争、瘟疫和其他灾祸巧妙穿插，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世事沧桑。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说，这是一部卓越的、令人心碎的小说。“马可·奥雷里奥医生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

《失明症漫记》，萨拉马戈

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跟加缪的《鼠疫》一样，是一部寓言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医生依旧拥有视力的妻子也很突出。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说：“萨拉马戈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

《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认为，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他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