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一名男性戴着口罩走在北京王府井街头

堵路

这是大年初六的下午，按常规，春节长假就要过去了。我回到自己在宋庄的家去取一些资料。村口新设了门岗，两位老年人在那里守着，他们不让我进村，原因是我不在他们大年初一登记的外来人口名单上。等了一会儿，村干部来了，我请她把我登记上。她说已经封档了，没在档案上的不能进村。我问她能不能打电话找管理这件事的人，她说不能。僵持了很久，我感到无助。但对法律的信念还是帮助了我，我闯了进去，留下他们紧张地呼喊着。

傍晚，我看到了北京市政府关于村民自治、拦车封路的通告，又过了两天，最高法的关于“严打新冠病毒‘战疫’的9类36种犯罪”的紧急通知下来了，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疫情爆发后封堵道路先是发生在武汉周边地区，大刀长矛的堵路场面网络上疯传着。现在连远离疫区的北京都有很多村庄自觉“封了村”，可见全国上下封村堵路之严重，可从法律的角度，具有正当性的堵路行为寥寥无几。堵路算违法了，但诸如买菜只能在上午，社区便利店全关闭，购物只能上大超市的土政策却仍在个别地区执行着。

堵路对经济的伤害有多重？最早出现的损失来自于疫区的养殖业，那里道路封锁后饲料物运中断，很多养殖户面临无米之炊。因铁路、水运、公路等物流通路堵死，饲料运不进来，湖北存栏的4亿只家禽、1692万头牲畜面临断粮，大多数养殖企业面临破产、关门。

堵路堵得最严实的还是人。没有了返工的劳动力，“中国制造”这台按下了暂停键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再启动，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初七，也就是往常正常返工的时日，北京还有800多万该回还没回来的旅客，意味着将近40%的常住人口被各种原因挡在了大门外。北京如此，相信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是如此。通常，建筑装修、五金建材乃至批发零售等季节性行业会推迟到元宵节以后开工，但大面积的返程潮早就该出现了。大面积的封村堵路无疑加重了人们的担忧，返工的人流被阻碍了。

我乘着夜色在村子里四处探寻，寻找着无人值守的道路，却失望地发现，在堵路这件事情上，那些对病毒知识有限，却擅长体力劳动的村民真是把篱笆扎得太实了，所有的道路不仅用土堆隔离，上面还扎了铁丝网。加之这两年美丽乡村工程留下的围挡，真是插翅难飞。

疫情面前，最高法发出的通知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在北京北部的回龙观社区，社区大妈们正在核发进出小区的通行证，因为证件只发给身份证号“110”开头的人员，外来的业主与本地人起了冲突，业主们打了“110”请来了民警，警察却爱莫能助。因为封闭了村庄，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外来人口”无法正常上班，城中的清洁工、保安、快递和小时工等基础工作岗位极端缺人，这又直接导致了城镇中的居民区因缺少人手而关闭了出入口，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不便。

再也没有什么时刻像现在这样，待在家里就是给社会做贡献了。这个意义上减少人员流动是家国大义。可民以食为天，即使那些在执行街头隔离的大爷大妈们也是领取疫情补贴的，截至2月3日零时，各级财政累计下达疫情防控补助资金470亿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患者救治，也包括防疫工作者的临时性工作补助。一方面，限制人员流动要花钱，另一方面没有了人员流动，整个社会却在实实在在地损失着资本和资源。而“堵路者”的绩效越好，对整体经济的破坏也就越严重。

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粗暴地将道路截断，防疫的效果也是打折扣的。为了突破这些本就违法的防线，急于出行的人们不得不寻求各种非常规的办法，有人买通乡村医生，穿着防护服出门，有人甚至乘澡盆划水渡江。公开的交通渠道阻断了，黑市于是活跃起来，而从一个地方“偷渡”到另一个地方也是明码标价的，跨城一个价格，跨省又是一个价格。

很难统计因为这种效果不彰却徒耗人工的堵路封村封社区给社会带来的损害，因为这是一个难以定量化的工作。但因为缺乏人手，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却是显而易见的，如玻璃大王曹德旺就表示，福耀集团每个月全球有几十亿的营业额，大年初十了还有一半的工厂不能开工，跟很多国际知名品牌汽车厂家的订单都不能做了。正常情况下，福耀每个月能赚4亿元，如今只能赚2.5亿元。

1月28日，北京某超市内，民众戴着口罩选购商品

复工

2月1日下午，江苏南通市一家纺织厂为赶订单组织了三名工人在车间内工作，却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成为全国第一例因为提前复工被处罚的企业，企业主因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被通州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这给了企业主一个明确的信号，疫情期间任何人员的聚集都受到行政部门的监控，也不管企业是否有着紧迫的经营问题。可实际情况却是，如果不能及早开工，我们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着环环相扣的经济压力，员工需要工资收入养家糊口，企业需要现金流维持房租水电，需要给员工发薪水，需要维护一个健全的员工团队。或者，仅仅为了履行合同，避免违约责任，老板们不得不开工生产。可江苏公安局的严厉处罚，令企业经营者进退维谷。如果流失了经营资源，疫情过去了，机器还能再次轰鸣吗？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紧张严峻，按照湖北省市相关要求，企业复工时间不得早于2020年2月9日24时。但到了复工日期，企业若无力复工，非但今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都有“掉链子”的风险，一次疫情带给我们的除了短期的财富和健康的损失，甚至可能是产业链转移到他处的釜底抽薪式的危害。

武汉，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全国六大“车都”之一，是通信、电子、汽车、医药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聚集地，更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湖北十堰曾经是中国汽车制造的重镇之一，后来“二汽”移师武汉，在那里形成了从零部件到整车的完备的汽车制造产业链。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大潮中，武汉又承接了沿海的制造业，并培育出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这两年国产芯片在提速，总投资2000亿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光谷，围绕着芯片制造，武汉正试图在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2020年是5G应用逐渐登场的一年，应用涉及的半导体、面板、5G换机、激光等细分产业链在武汉也颇有些上市公司，其产品是整个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好消息是，高科技企业劳动力需求少，多数企业仍能继续运行。长江存储是中国的NAND闪存生产商龙头，曾有分析师预测，中国的产能下降可能会使美国企业受益。来自长江存储的消息是，工厂正常运转，没有停工。面板领域，京东方等仍在正常运营，但也预计产能释放进度将有所放缓，由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2020年全球超大尺寸显示屏供需关系持续紧缺局面。

实施封城之后，湖北省内的人员流动停滞了，封城之前流落到外地的500万人一时也难以回归，企业的运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人员流通限制和原材料、成品的运输困难等原因，非但湖北人手短缺，主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在全国的多家园区也一再推迟复工日期，能否全面复工引发多种猜测。

口罩短缺，那些中国制造业的巨无霸们，如比亚迪和广汽的自救方式是先转产口罩和消毒液，再恢复传统业务。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回顾这些曲折的复工过程，我们可以感叹混乱总有过去的时候，但身处其中，却无法不焦虑。

损失的财富

大年初三，我的微信群里曾闹了一次“菜荒”。那天去买菜，前后跑了三家超市，经历颇为奇幻。第一家货架上空空如也，剩下的都是蔫菜烂菜。赶忙换了一家，这是以生鲜著称的市场，菜倒是有，可与往日不同，这里的土豆几乎都带着收获时留下的刀口，圆白菜、大白菜的档口全是菜帮子，让人联想起抢购过后，“劫后余生”的情形。最终反而是一家饭店前的蔬菜大篷车菜品充足，满足了我的需求。

当晚的朋友圈充斥着“蔬菜恐慌”。在汕头，传说要封城，猪肉涨到了70元一斤。在“盒马生鲜”，土豆、白菜和豆角等大路菜被抢购一空，只剩下牛肝菌、鱼腥草等平日很少吃的配菜，冷冻食品也告罄。那些平日里很活跃的街坊APP里，白菜、韭菜等过年包饺子用的蔬菜也没了，慌乱中，一位同事在有机农场的网店里花了555元买了白菜、西红柿和白萝卜，一斤白菜6元，一斤西红柿20元。各地市民纷纷开启了囤积模式，要和病毒打持久战了。

和居民囤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酒店饭馆为春节长假储备的生鲜菜蔬却无用武之地，在后厨的冷柜里一点点地蔫了。为了减少损失，也为了缓解市民的蔬菜焦虑，那些规模大一些的饭馆酒店都在自家门口卖起了蔬菜，成了萧条的街巷中难得一见的风景。自从疫情传出，酒店门可罗雀，继之以关门大吉。海底捞是最早宣布停业的餐饮企业，因为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状况相对透明，2019年海底捞每天门店的收入约5800万元，而每天员工的成本约2000万元。这也意味着，每停业一天，让这家火锅龙头企业仅仅是门店房租和员工支出就损失达7800万元。

餐馆只剩下一点外卖流水，绝大多数餐馆的营业额只剩下原来的一个零头。眉州东坡酒楼，春节退订1万多桌，直接损失1700万元，生意狂跌九成。在全国60多个城市拥有400多家连锁店的西贝莜面村基本都已停业，保留的100多家门店外卖业务，收入只能达到正常营收的5%～10%。西贝的董事长贾国龙担心，2万多名员工待业，但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元左右。照着这个资金消耗，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贝账上的现金撑不过3个月。

西贝和眉州东坡算得上是业内的领军企业。对于绝大多数本小利薄，本来就苦苦支撑的小吃店、大排档乃至中小餐厅，如果没有营业，大多数都难挺过一个月，房租、水电、员工工资以及腐坏的生鲜库存，没了商业流水的支撑，企业账面上的资金很快就会耗干。疫情发生在春节，年前企业通常已经结清了货款、支付了员工工资及年终奖，此时的现金流更脆弱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全国餐饮行业收入为4.67万亿元，增长9.4%，其中15.5%的收入来自春节期间。中国饭店协会预测，2020年餐饮业收入有望突破5万亿元，仅春节期间将达到7000多亿元。这7000多亿元的餐饮收入，在这个已经过去的春节，颗粒无收。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区都把快递和外卖挡在了大门之外，即使考虑到外卖，餐饮业在这个春节档口也几乎是全军覆没。

中国的餐饮业创造的产值占到整个GDP的4.7%，和海外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比起来多出了一倍左右。餐饮业的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相对廉价。作为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餐饮业是我国吸纳技能劳动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在各行业位居前列。如2017年，餐饮业贡献了4300万个就业岗位。

餐饮业一叶知秋。疫情袭来，除了超市还在营业，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处于停摆状态。电影院关门了，为春节档准备了很久的影视公司无奈撤档。1月23日，据猫眼的全国统计，票房还有2500万元，随后是大年三十，春节长假开始，票房却永久地显示为零了。去年凭借着《流浪地球》等大片，春节档收获了59.05亿元票房，2018年则是57.71亿元票房，此前已有多位业内人士预估，2020年春节档有望突破70亿元大关。不仅春节档，随着疫情的进展，到了情人节影院也难开张，意味着2020年两个重要的档期都错过了，专业人士分析，今年的票房损失至少上百亿元。疫情过去后，影视业要维持去年600亿元票房的水平，以后的日子里每天至少得有2亿元的进账。

餐饮、酒店、文化旅游和影视业彻底停摆，交通运输也在春运高峰中损失了大半的收入。整个春运假期7天时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651万人次，和去年相比减少了近一半。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1月10日～2月5日，春运前27天发送旅客数较去年同期减少35%。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尤为严重，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波音屡遭机型危机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民航经历了10年以来最大的增速滑坡，民航客运增速创下2009年来最低水平。春运是航空公司一年中最赚钱的时段，可疫情这个“黑天鹅”却覆盖了节前节后本来供求最紧张的时段。

不仅服务业，甚至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受到了影响。家电行业看似需求不受疫情的影响，但物流和线下销售遇阻，线下渠道零成交，那些现金流不佳的企业日子只会更加难过。线下大卖场则面临着和餐饮业一样的命运。工业消费品的销售和需求都在萎缩，作为上游的原材料领域已经感受到了寒意。2月最初的一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跌去2.75%，铁矿石领跌9.62%。

那些损失掉的GDP

战略新兴产业是幸运的，它们知识密集，厂房设备本身就是隔离的无菌环境。线上服务提供商是幸运的，居家办公、网络学校、线上游戏和娱乐等业务迎来了一个巨大的窗口期。甚至第一产业也是幸运的，农业、养殖业和采掘业都不是与人打交道的行业，生产不受影响。可中国绝大多数人从事的，却是传统的，与人面对面打交道的行业，俗称服务业，这一行业的产值已经占到GDP的55%。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戴上口罩尽快复产，要么在与时间的消耗战中丧失自己的客户和资源。

清华大学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调查企业都预计今年的收入下降，其中近30%的企业预计收入下降一半，还有近30%的企业预计收入下降20%～50%。34%的企业账上现金余额仅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只有9.96%的企业能维持6个月以上。为度过难关，企业要么降薪，要么贷款，要么转向民间借贷，每一个选择都很艰难。

和17年前的SARS相比，我们的经济体量增加了6倍多，那一次，中国损失了61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大数字，且因为经济处于腾飞的开始，“非典”过后实体和虚拟经济均以超常规的速度迅速恢复。17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增速下滑，结构转型，第三产业占比比那个时候多出了一大半，加之疫情影响的范围远超当年，整个经济处于异常严酷的环境之中。

国金证券做的预测显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2020年一季度，二季度影响显著下降，下半年影响消失。预计疫情拖累2020年一季度增长1.0个百分点，全年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2019年百万GDP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约损失3000亿元。这似乎是一个颇为保守的数字，整个春节期间仅餐饮业就损失了7000亿元。

可疫情终将过去，那些被压抑着的需求终将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那些经济中的“加减法”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着GDP的转移。居家做饭、居家办公和娱乐，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填补着那些消失的GDP。但愿疫情过去，那些被隔离带走的金钱能够再次回流；但愿那些被影响的行业能够迅速恢复；但愿那些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迅速复工，国际分工合作的产业链中我们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