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白鲨》剧照

 

调查记者笔下的瘟疫

也许只有调查记者出身的作家，才会用一次鲨鱼袭击人类的事件，作为一本瘟疫历史书的开头。

事情发生在1916年夏天，来自美国东部的中产阶级民众蜂拥至新泽西州北部的海滩避暑，结果在短短的两周内有5人遭到鲨鱼袭击，4人死亡。虽然这件事后来因为一部名为《大白鲨》的电影而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但很少有人会把此事和人类传染病联系在一起。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敏锐地捕捉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决定用鲨鱼这种外形恐怖的猎食动物来类比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微生物，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类瘟疫的起源。

霍尼斯鲍姆的这一洞见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原是一名调查记者，曾经在《观察家报》和《卫报》等多家英国媒体工作过，这份工作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善于观察和联想的非虚构写作者。有一年他去瑞士采访，在一家披萨店里偶遇了一位植物学家，后者在聊天时给他讲了一个关于金鸡纳树的故事。他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回到英国后便一头扎进图书馆，着手调查人类和疟疾的斗争史，最终写成了一本名为《热病之旅》（The Fever Trail）的医学历史书。

这本书让霍尼斯鲍姆重新找回了家族基因，因为他父亲就是一名医学史研究者。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便爆发了禽流感，他被《卫报》派往中国香港，亲眼目睹了那场疫情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各路媒体歇斯底里式的夸张报道。那次经历终于让他下决心重回大学，攻读医学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他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名为《和安莎共生》（Living With Enza）的医学历史书，获得了2009年英国皇家学会（相当于英国科学院）年度科普好书奖的提名。

写完西班牙流感之后，霍尼斯鲍姆决定再写一本关于人类瘟疫历史的书。类似题材的书已经出过很多，作者们为了追求作品的权威性，大都选择把重点放在黑死病或者天花这些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传染病上。但是，古人的医学知识有限，社会结构也和今天大不相同，那时的传染病对于现代人的借鉴意义并不大。霍尼斯鲍姆决定另辟蹊径，只写最近这100年里暴发的传染病。经过一番考量，他选择了西班牙流感、洛杉矶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和寨卡等新型传染病，希望通过这几个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后才暴发的大流行病给读者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这就是2019年出版的《人类大瘟疫》（The Pandemic Century）。

大白鲨与微生物

作为一名受过医学史专业训练的调查记者，霍尼斯鲍姆采用了一种介于社会新闻和硬核科普之间的写作方法，把每一种传染病的来龙去脉，以及科学家们追踪病原体的详细过程写了出来，读起来有一种类似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书里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专业图书馆和各国防疫机构保存的原始档案，再加上作者对部分当事人和疫情发源地的现场采访，使得书中内容很难在互联网上找到，远比那些根据现成的二手资料编纂而成的历史书更有价值。

除此之外，霍尼斯鲍姆还加入了一些个人思考，并把这部分内容总结成了本书的副标题：“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Hysteria，and Hubris）。在他看来，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就是人类和传染病抗争史的主旋律，而这些特点正好可以通过1916年夏天的那次鲨鱼吃人事件完美地体现出来。

资料显示，鲨鱼吃人事件发生之前，当地报纸一直在宣称鲨鱼不会攻击在北大西洋温带水域中游泳嬉戏的人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甚至对记者保证说，被鲨鱼袭击的风险比被闪电击中要小得多。但在霍尼斯鲍姆看来，这些言论充分体现了专家和媒体的傲慢态度，他们过于依赖以往的经验，小看了大自然的变化能力。

当鲨鱼吃人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立刻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实际上，北大西洋浅海海域碰到鲨鱼的概率并不高，鲨鱼袭击人类的概率确实也是非常低的，很多民众因为媒体对鲨鱼袭人事件的过度渲染，迅速从恐慌演变成了歇斯底里，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不敢下水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1916年夏天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鲨鱼吃人事件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美东地区刚好暴发了小儿麻痹症（Polio）疫情，专家们错误地认为这种传染病是从卫生条件不好的穷人社区传出来的，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逃离大城市，蜂拥至新泽西海滨躲避疫情，这就大大增加了鲨鱼袭击的概率。

更有意思的是，后续研究表明，在小儿麻痹症疫苗出现之前，避免因病致残的最好办法反而是在不太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幼儿期被感染一次，以便获得免疫力。所以，如果单从预防小儿麻痹症的角度来说，稍微肮脏一点儿的环境反而是更有利的。事实上，大多数来自贫穷家庭的小孩都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对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免疫力，富人家的孩子反而更容易中招，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在他39岁时因为感染小儿麻痹症病毒而终生残疾的。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导致瘟疫大暴发的罪魁祸首。就拿小儿麻痹症来说，以前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环境都不怎么干净，所以新生儿很容易被感染，从而形成一道免疫屏障，延缓了病毒的传播扩散。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个人和环境卫生，但这反而给病毒提供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易感人群，小儿麻痹症疫情就是这样暴发的。

同理，鲨鱼本来并没有吃人的习惯，但由于人类对部分海岸线的过度开发，导致鲨鱼失去了天然栖息地，再加上人类排放的污水增加了近海海域的生物量，这才把鲨鱼吸引到了海岸边，终于和不断增加的海滨度假人群发生了亲密接触。

人类瘟疫的共性

鲨鱼吃人事件只是个引子，接下来霍尼斯鲍姆通过一系列实际案例告诉读者，很多微生物对人类的威胁和大白鲨是类似的，都是恐慌与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比如，西班牙流感暴发初期，科学家们过度相信以往经验，误以为这种病是由普氏杆菌引起的，这一错误结论直接导致了早期防控措施的失败。再比如，2013年底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会失控，一大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埃博拉专家们态度傲慢，拒绝相信这种病毒能够传播到西非地区。

还有，科学家们之所以花了好几个月才找到“非典”的病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坚信这是一种禽流感，没有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将“非典”病毒带到香港的广东医生刘剑伦之所以在自身出现症状之后仍然决定去香港参加婚礼，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在门诊期间一直戴着手套和口罩，因此坚信自己不会被病毒感染。

很多这类对病情的误判与其说是源于科学知识的局限，不如说是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和个人喜好所导致的偏见。比如，1976年在一家费城高档酒店暴发的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一开始被美国的右派怀疑成“冷战”对手故意投毒，美国的左派分子则认为这是黑心资本家控制下的化工厂泄漏了某种有毒化学品，双方均忽略了传染病的可能性。美国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美国人的恐慌情绪，写了一首名为《军团病》的歌，讽刺了美国社会盛行的偏执狂风潮。

再比如，寨卡病毒导致很多巴西孕妇生下了小头畸形婴儿，但常年被一些伪科学自媒体误导的巴西民众拒绝相信这是一种传染病，坚信风疹疫苗或者杀虫剂才是罪魁祸首。当越来越多的证据把矛头指向蚊子时，一些巴西人仍然拒绝相信这是因为蚊子传播了寨卡病毒，而相信这些蚊子被科学家转了基因，这才导致了小头畸形。

在这方面，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并不比普通民众聪明多少，这些所谓“精英人士”甚至比老百姓更容易被偏见所蒙蔽。比如1980年美国医生发现了艾滋病，但因为最早被确诊的病人大都来自同性恋群体，所以共和党支持的保守的里根政府不但没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反而缩减了艾滋病研究人员的经费。里根本人直到1985年秋天才第一次公开提到了艾滋病，原因是著名好莱坞演员罗可·赫德森（Rock Hudson）不久前公开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这让同为好莱坞演员出身的里根受了刺激。

再比如，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1924年暴发鼠疫，当地报纸对这场疫情只字不提，反而是来自美国东海岸的报纸热衷于报道此事。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不是两地媒体记者的职业素养有什么不同，而是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东西海岸商人之间的竞争，他们都想利用类似这样的丑闻把对方打压下去。与此相反，几年后美国各地相继暴发了鹦鹉热，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上都充斥着关于“杀人鸟”的夸张故事，因为这些媒体都是依靠贩卖恐怖来赚钱的。这种故事一方面可以帮助资本家多卖几份报纸，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广告商做广告，敦促那些家庭主妇们多买几瓶消毒剂。

不过，记者出身的霍尼斯鲍姆坚持认为导致民众过度恐慌甚至歇斯底里的最大原因不是媒体，而是科学家。他举例说，艾滋病暴发早期，美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坚称这种病的危险人群仅仅局限于男同性恋和海洛因瘾君子等少数特殊群体之中，而当时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教授则公开表示，像家庭生活这一类日常密切接触也有可能传播艾滋病，这个论断让美国的同性恋群体进一步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全都错了，艾滋病毒通过针头和注射器传播的效率是通过性交传播的10倍。换句话说，艾滋病疫情的暴发和输血、打药等需要静脉注射的现代医疗方式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和少数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关系并不大。

事实上，本书列举的这些新型传染病大都和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有关。除了前文提到的小儿麻痹症之外，鹦鹉热的流行是因为宠物鸟的国际贸易使得很多野生鸟类被关在笼子里长途贩运至发达国家，给了鹦鹉热衣原体更多传播的机会；军团病的流行是因为人类为现代化建筑配备了大量室内水暖系统和热水系统，为嗜肺军团菌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位；艾滋病和埃博拉的流行则是因为非洲新修的公路把无数封闭的小村庄连接在了一起，让这些原本只在小范围流行的病原体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

当然了，新传染病持续暴发的最大原因肯定是人类侵占野生动物领地，以及喷气式飞机的普及。据统计，1940年以来暴发的335种新人类传染病当中有70%来自野生动物，它们都是人畜共患病。一旦某个病原体成功地从野生动物跳到人类群体当中，就会在喷气式飞机的帮助下迅速传遍整个世界，“非典”和“新冠”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结语

这本书刚出版时，世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但大家很快发现，新冠疫情几乎相当于把过去这100年里已经上演过很多次的戏码又演了一遍，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4年西非暴发了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迟迟不愿将其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因为当时负责卫生、安全与环境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在写给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的一封信中说，这一举措“会被视为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并且可能妨碍世界卫生组织和受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应也可以从以前的案例中找到蛛丝马迹。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当时还是一名房地产商的特朗普立刻发了一条推特，表示“应该阻止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

不过，相比于人类面对大流行病时的固定反应，病原体本身的特性却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生命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本书列举的一系列事实清楚地表明，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的瘟疫有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没有规律。每一个新出现的传染病都有可能颠覆过去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打破科学共同体曾经的共识。

总之，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提醒公众，科学家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傲慢而对新的证据视而不见，从而向政治家和公众发出错误的信息。再加上被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正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环境微生物更快地发生变异，未来新出现的每一个病原体都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随机应变，即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随时调整自己的应对模式，避免路径依赖。

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

 

 

专访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

本书中文版《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刊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这本书中总结了人类应对全球流行病的两种模式，要么因为无知而轻敌，要么因为恐慌而歇斯底里。请问你怎么看待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到底哪一种偏多一些？

霍尼斯鲍姆：我认为这两种应对模式的本质是一样的，我称之为“瘟疫想象”的失败，即人类尚不具备对这种大尺度灾难的后果做出合理的想象和评估的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官僚阶层在政治层面的失职，他们早就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疫情是如此的严重，而且病毒已经传到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却还是应对不及时）。另一方面，民众的反应也有歇斯底里的成分，比如去超市疯狂抢购厕纸和口罩等等。话虽如此，我对大部分民众对于政府制定的社交距离规定的忍耐程度表示吃惊。当然了，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来说，社会停摆还导致了民众的抵制和抗议，他们的这种行为危害了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书中你对科学家群体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质疑，认为他们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导致他们经常对真实的情况作出误判。请问你如何评价这次新冠疫情中科学家们的表现？

霍尼斯鲍姆：当年“非典”暴发时科学家们误以为这是禽流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确定病因。但新冠疫情暴发后，科学家们很快就抓住了真凶，这件事得益于他们手中已经有了非典病毒的基因序列。话虽如此，大部分国家的防疫部门坚持把流感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因此，至少在西方国家，防疫部门仍然不相信他们能依靠追踪病人活动轨迹来控制冠状病毒的传播链条，反而认为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对付流感那样任由它扩散至整个人群。这是一个误判。因为新冠病毒有一个长达两周的潜伏期，流感病毒只有2～4天，这就给防疫部门一个很长的窗口期，用于追踪并检测所有疑似感染者，然后通过隔离来防止病毒扩散。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新冠病毒出现了很多无症状感染病例，“非典”是没有的，这一差别是否会对防疫部门的应对措施产生影响？

霍尼斯鲍姆：确实有差别，但并不普遍，目前来看只有大约30%的新冠感染者具备无症状传染的能力。不管怎样，在新冠疫情早期，科学界确实曾经认为这种病毒不会通过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所以才会认为采用围追堵截的方式对付新冠病毒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一种全新的传染病，在我们对病原体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原则上我们确实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不能从一开始就假定我们只能像对付流感那样对付它，虽然它表面上确实很像流感。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前媒体人，你如何评价主流媒体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的表现？

霍尼斯鲍姆：就像过去发生过的情况那样，每次疫情都会有很棒的报道，也会有很糟糕的报道。从这次疫情来看，初始阶段来自中国的信息不够透明，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后来，关于这个病毒存在太多不确定的信息，尤其是新冠的死亡率到底是高达3%，还是因为有很多无症状患者没有确诊，导致其真实死亡率其实很低？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一点是：记者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报道科学事实上，对一些假说性质的科学理论则要小心处理，比如群体免疫理论。要知道，即使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感染过这个病毒的人是否会产生免疫力，更不用说免疫力到底能持续多久了。除此之外，记者应该在措辞上十分小心，不要使用诸如“超级传播者”和“中国病毒”这样的字眼，这么做会侮辱到某些个人或者某个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显然不能说是应对成功的。请问在你看来谁的责任最大？

霍尼斯鲍姆：政府的责任最大。这次危机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失职，以及多年来公共卫生领域投资不足造成的。与此同时，像德国这样从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健康投资，因此拥有更多的呼吸机（相对于总人口），测试了更多的病人，以及更好地对病毒进行追踪的国家，表现就要好得多。中国台湾和韩国也表现得很不错，也许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当年“非典”的教训，知道控制群体性感染有多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预言流感将会是未来人类社会最大的隐患，没想到第一个冒出来的却是新冠病毒，你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吗？

霍尼斯鲍姆：我认为每个人都被这个结果震惊了，但这也正好验证了我在书里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警惕医学界和科学界盛行的那种傲慢态度，做好准备应付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