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实在是太忙了。2013年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持续火爆，连习近平都为它“打广告”。向来被标签为“优雅”、“奢华”的中产也成了“忙一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中产阶层对实际休闲的满意度不高，最大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时间”。
中国人的时间去哪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写了《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一文。他认为：“时间荒”已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病症。“关键还是制度的问题。在包括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等所有问题的裹挟下，人们不得不疯狂工作。”
美式“时间荒”源于过度消费主义，中式“时间荒”是结构性现象。
美国人早就意识到过分忙碌带来的各种社会病症。1998年，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戈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时间荒”。她认为，消费本身也成为促成工作时间延长的一个因素。工作时间的延长，使美国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费”的隐性循环。人们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拼命消费，以补偿休闲时间不足造成的缺憾。
在王宁看来，过度消费主义只能部分有效地阐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在中国，‘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比如近十年住房市场的持续上涨，使没有购买或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来说，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构成了他们的一个持久的经济约束。一旦购房者失去收入，很可能陷入家庭经济破产。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
“房子的负担本该由政府承担部分，但政府显然做得并不够。”王宁举例，“同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英国工人的工资与城市住房价格发生脱节后，英国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
中国人还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这些年王宁经常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得不感慨国内的办事机构太僵化，太多形式化的程序浪费了办事人的时间。“比如美国的一些机构可以用驾照证明身份。但中国只能用身份证。”
让王宁深感无奈的是，中大社会学系每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硕士论文答辩都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老师们平时都太忙了。他分析这个问题源于制度僵化。例如，由于少数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单中存在作弊现象。为了避免人们作弊，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所有的人在职称晋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须上交成果原件，以供学校管理人员核对。制度环节的增加使得教师们无端耗费了额外的时间。
中国人付出的“无效时间”太多。我们一生需要办103个证。办理这些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要缴费。
4月13日，微博上疯转着一条“法国的最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公司将不允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向员工打电话。“国外的员工都很少会在周末工作。可在中国，老板以各种借口要求员工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甚至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中国并不存在明确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王宁认为，“这说明中国人还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如何治疗拖延症？用“分割重组任务法”。
老是太忙的人跟老是太穷一样， 会变傻——这是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研究的起点始于哈佛教授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
谈到拖延症的问题，王宁的第一反应是：“工厂里不存在拖延症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拖延症的数字在1978年才有所增加。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与工厂里的流水作业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管理自己的时间，单项任务的时间也变得长期。这一工作性质的变化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拖延。
拖延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如果你是生活在两万年前热带草原的人类，担心灌木丛后面的东西比担心三个星期之后的事情来得重要得多。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当一件事或一个目标其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它就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重要。
王宁本人并不存在拖延症的焦虑，这源于他长期以来严格的“自我训练”：将一项重要任务分割为无数个小任务，而消解焦虑感。每年他都会用同样的法子训练新学生：这些学生将一篇需要长达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时间写作的论文拆解为多个不同的任务。在他们的时刻表上写清楚完成文献回顾的Deadline、进行经验收集的Deadline……在无数个Deadline面前，一个可供延迟的未来时间也就被取消了。在他的经验里，这个办法百试百灵。
在王宁看来，解决拖延症的最佳路径正是这种分割并重组任务法——将看上去遥远的任务重组为一个个清晰而紧迫的目标。这个办法跟穆来纳森的发现不谋而合：当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时，利用片段时间或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会加剧时间焦虑感，专注于主要任务变得更加困难，拖延症愈加剧烈。最好的办法是分割问题，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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