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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印度拉贾斯坦邦城市阿杰梅尔的小学生在课间戴上口罩，以预防能随飞沫传播的甲型H1N1流感。自20世纪初开始，流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致死人数最多的主要流行病

 

一款“反人类”游戏

美国政治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在1998年出版的《彩虹六号》中设想过这样的情节：环保恐怖主义者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利用空调系统将变种埃博拉病毒传染给了数万名初始患者。当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之后，恐怖分子控制的制药公司又通过投放假疫苗进一步加快病毒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遭遇灭顶之灾。2011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传染病》（Contagion）则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人类社会在面对未知致命病毒时暴露出的阴暗面：由于针对新型流感的疫苗研发滞后，阴谋论者开始向恐慌的民众兜售草药牟利，美国总统抛下民众避入地下应急指挥部，卫生官员绑架了WHO专家以图优先获得疫苗……

沃恩不是恐怖分子，对医学也所知不多。他只是一位就职于埃森哲咨询公司的IT专家，业余爱好是开发电子游戏。受到《传染病》的启发，沃恩创办了一家小型游戏工作室Ndemic，推出了一款针对手机用户的即时战略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在游戏开局阶段，玩家可以从细菌、病毒、寄生虫、朊病毒、纳米病毒等七种“武器”中选择一种作为病原体，最终目标是使全球所有生物受到感染并灭绝。每种病原体拥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常规病毒易于突变且难以控制，朊病毒传播速度缓慢但较为隐蔽；玩家能否达成最终目标，与他选择的“武器”直接相关。玩家还可以选择在何处开始传播病原体：医疗条件不佳的非洲有利于病毒的前期扩散，但当地与全球其他地区来往不频繁意味着它可以被整体隔离起来，赤道地区的高温也可能威胁到病毒的生存。在发达国家开启病毒传播可以捕获更多早期感染者，但当地政府的应对会比非洲更加迅速。

《瘟疫公司》的开发者詹姆斯·沃恩展示游戏主界面

 

瘟疫爆发之后，传播者将会面对AI（人工智能）控制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阻击。无论是象征游戏难度的常规措施（是否强制洗手、医生是否随时待命、患者是否被隔离），还是关闭边境、限制旅游、安装新型消毒设备之类的高级别应对方案，都会阻碍玩家达成目标。此时，游戏也会允许玩家修正策略：他可以主动散布假消息和“反疫苗论”来麻痹公众，也可以利用一些随机事件（例如举办奥运会）将病毒带到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最终，只要玩家能在针对瘟疫的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并付诸投放之前，成功地将病原体改良到无法被现有医疗手段所遏制，并使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遭受感染，游戏便将以“瘟疫公司”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此“丧心病狂”的设定，当然会令第一次接触这款游戏的玩家略微感到抵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瘟疫公司》所反映的恰恰是我们真实经历过的历史：无论是“反疫苗论”的盛行，还是交通工具之于病毒传播的加成作用，甚至包括洗手、隔离这样的细枝末节，在人类与流行病漫长的斗争过程中都曾经实际出现过。不仅如此，游戏AI还会以资讯的形式比对玩家创造的虚拟病毒与鼠疫、肺结核、流感等现实中的流行病在传染性方面的差距，从而构成一种警示对照。玩家在游戏中“传播瘟疫”的同时，也变相进行了对自己的流行病知识教育。无怪乎自从2012年5月《瘟疫公司》问世以来，每逢全球范围内爆发新的流行病，这款游戏在各大平台上的下载量都会出现显著上升。2019年底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之后，Ndemic也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了指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主页的链接，以引导游戏玩家进一步认识现实中肆虐的冠状病毒。

严格说来，所谓“瘟疫”或者Pandemic（大流行），其实是对一系列曾在较大地理范围内传播开的感染症流行病的统称。按照目前WHO采用的标准，它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病患数量在较短时间内呈现指数级增长（流行性）；有感染症存在（传染性）；扩散范围不限于一地一国（跨地域性）。前WHO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对此有一个更简略的概括：“所谓大流行，就是全球性爆发（Global Outbreak）。它意味着既存在病原体的传播，又有不仅限于病毒传播的其他疾病活动出现。”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把季节性流感、癌症以及战术性化学武器袭击引发的伤亡剔除出大流行疾病的清单。但反过来，要逐一罗列出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原体却要困难得多：大部分流行病都由病毒导致，而地球上平均每平方米空间存在8亿个病毒，并且从未停止复制和突变。这种复杂性意味着人类很难开发出类似广谱抗生素的疫苗，以提前消灭未及爆发的流行病病原体。

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流行”案例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参照。它们大部分发生在距今5000年之内，波及范围和致死人数与远距离交通条件的妥善度具有直接关联。更进一步看，大流行可以被当作是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副产品；每当有现实中的“瘟疫公司”开始肆虐，总会暴露出特定城市医疗、卫生条件乃至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的疏漏。一些“古已有之”的高风险社会习俗，也是在流行病的警示下才逐步得到修正。考虑到最近十余年“大流行”再度进入了活跃期，历史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庆幸医疗技术已经获得极大提升的同时，人类依然不得不殚精竭虑防范下一波考验的出现，并且不只是在游戏中。

好莱坞电影《传染病》（2011）剧照

 

帝国的丧钟

人类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广为人知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指出过一项重要事实：尽管细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甚至早于人类这一物种，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天花才作为第一种广为人知的流行病开始了传播。这主要应当归因于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的出现：与流动的狩猎采摘生活相比，定居显著增加了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密度，使病菌通过粪口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概率有了显著上升。而当农耕生产的粮食积聚到一定规模之后，作为农业消费者聚落的城市也随之出现。城市的人口密度相较农村有了更惊人的上升，并且需要频繁地和其他地区交换生活资料、进行贸易往来。病菌的传播范围于是日渐扩大，频率更加惊人，最终积累到了大流行的规模。

可以确定的是，致命的流行性传染病在距今约4000～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就有过爆发记录。在《圣经·旧约》中，“瘟疫”（Pestilence）一词先后出现了65次，“灾病”（Plague）出现了47次。尽管记录者的初衷是为了渲染“上帝降灾惩戒罪人”的能力，但那些陈述瘟疫发作状况时的字句，显然是出自作者的亲身经验。在《民数记》中，迁徙中的以色列人曾经两次遭遇大瘟疫，死亡人数分别达到1.47万和2.4万。《撒母耳记》中记录的另一场大疫则杀死了7万人，使得但城和贝尔谢巴之间的村庄几乎沦为无人区。尽管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这些病症的详情，但《旧约》的记录者曾经提到在埃及出现过只在牛马牲口间传播对人类却无害的疫情，以色列则出现过只在城市中传播而未殃及乡村的灾病，足见当时的流行病在类型上已经相当丰富。《旧约》和《新约》中还曾62次提及麻风病（尽管它们未必等同于今天的同名病症），并专门强调“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而这种慢性传染病存在的记录将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

进入城邦时代，地中海文明开始成为“大流行”最初的牺牲品。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了对抗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雅典统帅伯里克利（Pericles）将居民迁回到坚固的卫城城墙内，仅通过比雷埃夫斯港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大批仓促内迁的希腊农民在城中无法觅得合适的住处，有限的水源和公共卫生设施也因为居民数量的陡然增加而不堪重负。恰在此时，前430年，起源于东非的流行性斑丘伤寒随着雅典舰队船舱内的虱子进入了比雷埃夫斯港，并迅速传播到肮脏不堪的卫城内。短短一年时间里，包括伯里克利在内的10万雅典人死于这场瘟疫，全城将近1/4的人口为之一空。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城邦国家从此永远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仅输掉了战争，而且再也未能恢复到巅峰时代的繁荣水平。

“雅典大瘟疫”（Plague of Athens）是西方世界第一场存在可靠史料记载的传染病大流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瘟疫的幸存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录了雅典人在灾难到来之际无所适从、随波逐流的景象，也提到集中火化尸体可能是阻止瘟疫进一步蔓延的有效手段。但到了罗马时代，悲剧再度重演：165年，围攻塞琉西亚（在今伊拉克巴格达省境内）的罗马军队中第一次爆发了流行性天花。由于频繁的部队换防和病患返乡，病毒很快被带回到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并在随后的15年里反复发作。这场出现在安东尼王朝治下的“安东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杀死了一位皇帝和500万～1000万军民，几乎令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彻底瓦解。到了公元3世纪，由麻疹病毒引发的“西普里安瘟疫”（Plague of Cyprian）更是把罗马帝国广泛的统治危机推向了最高潮，并使帝国一度分裂成三个事实上的割据政权，从而埋下了未来东西分治的伏笔。

根据全球史泰斗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统计，到公元3世纪末为止，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大流行案例并没有脱离“内循环”模式：天花和麻疹病毒都是地中海南岸的“原生”病原体；它们首先在北非的牛群中出现，接着被传播到牛肉的消费者欧洲居民中间，并在主要城市迎来大爆发。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交往的频繁化，地中海以外的病原体也开始侵入这一地区，其中又以鼠疫的影响最为深远。541年，起源于中亚山地的淋巴腺鼠疫杆菌搭乘着埃及运粮船驶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持续一整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此前正因查士丁尼皇帝的穷兵黩武而不堪重负的帝国一举丧失了超过2500万的人口，相当于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将近一半，君士坦丁堡有超过40%的居民死于非命。这场惨剧彻底奠定了流行病大爆发作为地中海帝国掘墓人的地位——希腊—罗马文明的军事帝国主义性质意味着其核心统治区的大量城市人口无法摆脱对来自北非、西亚以及西欧的谷物和牲畜的依赖，因之也无法阻止那些蛰伏在沙漠边缘和森林深处的病毒被驼队和商船带到地中海东岸。而经久不绝的战争往往使主要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处于年久失修和严重过载的状态，完全留不出因应流行病爆发的冗余。任何一种新病菌的传播都可以在短期内夺走数以十万计的青壮年人口的生命，帝国的丧钟自然也将随之敲响。

随着最后一场“地中海鼠疫”在公元8世纪中叶呼啸而过，这种为祸甚烈的流行病在欧洲销声匿迹了将近600年。麦克尼尔对此的解释是：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瓦解了有利于病菌传播的人口和社会构成，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则在事实上阻断了鼠疫杆菌随“丝绸之路”西进的通道。但随着崛起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蒙古帝国于13世纪启程西征，鼠疫再度返回欧洲。这一回，它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黑死病”（Black Death）。

彼得·勃鲁盖尔油画《死亡的胜利》（16世纪），以恐怖的意象描绘了“黑死病”肆虐的年代欧洲尸横遍野的情景

 

1347年，第一种发生过突变的腺鼠疫杆菌随着蒙古骑兵抵达黑海沿岸，接着乘坐热那亚商船登上了西欧大陆。在英法百年战争和拜占庭—奥斯曼战争经久未绝的背景下，病菌迅速横扫肮脏的欧洲主要城市，在每个国家都引起十万人级规模的死亡。天主教会以“天罚说”来解释这场飞来横祸，组织了大大小小的祈福活动，却为病菌提供了密集人流这一最理想的传播媒介。兼充医院功能的修道院很快就成为停尸房的同义词。土耳其方面的情况同样糟糕：尽管他们的阿拉伯老师从希腊人那里习得了一部分应对恶性传染病的经验，但狂热的宗教信徒把瘟疫视为“直升天堂”的捷径，拒绝实施预防，这使得中近东很快成为下一个人间地狱。

从1347年到1352年，“黑死病”杀死了欧洲1/4左右的人口，数量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随后的400多年里，死亡人数过万的鼠疫在欧洲和北非至少又爆发了21次，史称“第二次大流行”。整个14世纪，全球人口由于鼠疫减少了大约1.25亿，直到17世纪初才恢复到1347年时的水平。当时的病理学家依然在用过时的“瘴气理论”解释鼠疫的成因，这给防治这种疾病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所幸积极的因素也已经开始累积：出于对教会医疗体系的不信任，欧洲各诸侯国政府和城市自治团体陆续组织了“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进入疫区，从事统计死者数量和救治患者的服务。这些身着长袍、头戴骇人的鸟嘴面罩、手持木拐以查看患者伤口的勇士，日后成为现代感染及传染科医生的雏形。而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间，西欧各国先后建立了对疫区进行强制封锁以及每日统计新增患者数量的制度。在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境线附近建立了一道“防疫线”，任何从东方进入西欧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先在该线附近隔离21天。中世纪的长夜，至此已近尾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旧大陆与新大陆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三章，戴蒙德记录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殖民探险家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指挥着168名欧洲士兵，在秘鲁的卡哈马卡击败了印加帝国的近万人大军，俘获了皇帝阿塔瓦尔帕。一年后，整个秘鲁都被皮萨罗征服，“旧大陆”国家西班牙在中南美“新大陆”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帮助西班牙人取胜的不仅有质量更好的钢刀、长矛、盔甲和马匹，还有一种隐形武器：欧洲风帆战舰带来的流行病。在环境学上，它们也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

第一个使用“大交换”这一术语的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指出，随着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在15、16世纪之交抵达美洲，原产于“新大陆”的马铃薯、玉米、西红柿、烟草等作物开始进入欧亚大陆，为“旧大陆”饮食结构的改变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创造了条件。作为交换，欧洲人也把水稻、柑橘、葡萄和驯养家畜带到了美洲，使原住民得以改良其传统的耕作和生产方式。

但作为这种“大交换”的副产品，已经对多种流行病形成免疫力的欧洲人还带来了美洲人闻所未闻的病菌和带菌动物，这在“新大陆”上迅速引起了灭顶之灾。1545～1548年，肠道沙门氏菌大流行在墨西哥杀死了500万到1500万印第安人。到了1576年，类似的病症又使至少200万人死于非命。加上天花、麻疹和黄热病（由欧洲人运进的黑奴所携带）的影响，从1492年到17世纪中叶，美洲原住民总数的90%死于克罗斯比所说的“处女地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直接遭到灭绝，从而彻底改变了当地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初始人口结构。

不过，类似的报复很快就降临到了欧洲人自己头上。1816～1826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省和中南半岛、东非以及外高加索爆发了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死难者超过10万人。这是麦克尼尔所称的“四大病毒仓库”之一孟加拉湾沿岸的原生疫病首度扩散到南亚以外。不过由于1824年底罕见的冬季低温杀死了大部分霍乱弧菌，这次疫情并没有在西欧引起警觉。仅仅过了5年，1831年，商船再度载着这种“印度特产”驶向欧洲各大港口，这一回它在沙皇俄国、奥属匈牙利、英国、法国和埃及造成了超过60万人死亡。霍乱弧菌还沿着北太平洋航线进军加拿大和美国，使这两个刚刚在印第安人放弃的土地上建立了新城市的国家也体验到了“处女地流行病”的威力。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共计爆发7轮霍乱大流行，累计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从炎热的南部非洲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附近，整个世界再无一寸可以逃脱“大流行”的净土。霍乱弧菌也因此成为整个19世纪发作频率最高、造成死亡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大的流行病病原体。

尼古拉·普桑油画《亚实突的瘟疫》（17世纪），描绘《旧约·撒母耳记》中记载的亚实突人遭天降疥疮惩罚的情景

 

全球化之于“大流行”的加成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旧大陆”居民期待从殖民活动中获得的是欧洲以外的贵金属、广袤土地和商品市场；但作为副产品，他们同样无法阻止反向发生的“处女地流行病”从亚洲和美洲流入欧洲。交通条件的普遍改善还使大量人员聚集的场景在丰富性和频率上都有了显著上升，从而大大有利于传染病的扩散。整个19世纪，至少有两次霍乱大爆发是在前往圣城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船上出现，这在长途旅行不便的中世纪绝无实现的可能。而病菌从南亚传播到西欧的时间也由过去的几个月缩短到了几星期。

麦克尼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寄生平衡”。如同希腊—罗马文明寄生在北非出产的谷物和牲畜基础之上，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整个欧洲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最高潮，“旧大陆”对海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变得空前惊人。整个欧洲大陆现在聚集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产业工人，国家需要他们在工厂中劳作以创造经济效益；相应的，为如此之多的城市居民提供口粮和原材料的任务就被分配给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欧洲国家越是在工业产能方面保持领先，它们对输入物资的依赖就越是突出，外来细菌和病毒进入欧洲的道路也越是畅通。

和病菌的张牙舞爪相比，人类的病原学（Etiology）知识在击退“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尽管在应对肠道沙门氏菌、麻疹和黄热病的过程中，大多数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大致行之有效的检疫和隔离办法，但其中的经验因素还是远远大过科学性。医学界的主流观点仍是发端于古希腊时代的“瘴气理论”；接触感染理论虽然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萌芽，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被当作是无稽之谈。在英国甚至出现了取消进出口货物检疫制度的呼声，理由是“那不过是几百年前天主教愚昧思想的残存”。

19世纪80年代，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右）尝试在兔子身上培育狂犬病疫苗

 

转机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实验证明：细菌并非如“瘴气论”所言可以由动物自发生成；它们已经存在于空间中，需要借助空气、水等媒介方能对动植物施加影响。作为这项实验的一个注脚，巴斯德在19世纪70年代末发现了牛炭疽杆菌，并证实通过接种人工培养的鸡霍乱和牛炭疽疫苗，可以有效避免禽畜感染同类疾病。到了1884年，德国人科赫（Robert Koch）从印度的霍乱患者身上分离出了霍乱弧菌，从而彻底颠覆了“瘴气论”的支配地位。在那之后的短短20多年里，结核杆菌、狂犬病毒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病原体陆续被发现；病原学家逐渐了解到，细菌和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水、血液、直接接触以及其他媒介（如粪便）等五种路径进行传播。要预防和控制“大流行”的发生，切断相应的传播路径最为重要，接种疫苗则是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达到杀灭病毒功效的有效方法。至此，人类在病原学和流行病防控方面终于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也是在各种流行病已经肆虐全球数千年、杀死数以亿计的生命之后，人们所获得的最弥足珍贵的新知。

流感世纪

在人类与流行病漫长的对峙史上，还没有哪个时刻会像20世纪初那样洋溢着近乎无处不在的乐观气息。是的，霍乱照例又在北非、中东和东欧开始了传播，美国西海岸和中国东北出现了腺鼠疫疫情，非洲锥虫病正在刚果和乌干达肆意横行。但在西欧，公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确信自己的国家有足够能力抵御新的“大流行”的进攻。疫苗接种的普及有效降低了城市中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局部传染病爆发则被视为“落后”的同义词——只有在肮脏的俄国农场和非洲部落中还会出现数以万计的倒毙者，“先进”的西欧已然与之告别了。

这种信心，首先来自城市化进程的“趋于结束”。1900年，全球范围内的城市人口第一次无须依赖农村移民而可实现自主增长。在西欧，这意味着城市化在城乡人口间造成的急剧流动接近结束，城市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态和人口增长模式。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从19世纪开始，西欧各国陆续对其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扩建，连带也改善了一般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公共卫生条件。1848年，英国政府在著名社会改革家查德维克（Edwin Chadwick）的推动下颁布了《公共卫生法》，开始以新的排水管和下水道系统强制替换那些与巨型化粪池无异的露天城市排污管道，并为所有城市住户提供经过过滤的不间断自来水（这一目标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完全实现）。这一举措显著阻断了可以通过污水和粪便传播的霍乱弧菌、结核杆菌等病菌的扩散，意义极为重大。

《公共卫生法》规定的成立一系列地方卫生委员会来监督本地区水源、养殖和屠宰场所、公共环境卫生等事务的做法，随后也被美国政府所效仿。法国则是在第二帝国时代，通过奥斯曼勋爵对巴黎的整体改造，彻底告别了随地便溺、臭气熏天的日常面貌。这对抵御以水、粪便和空气作为媒介的传染病显然极为有效。

基于军事需要实施的医疗和卫生规范改革，则是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从拿破仑时代起，义务兵役制的普及和公民军队的出现使得战争的人力规模骤然膨胀到上百万之巨。那些被仓促征召入伍的新兵，在防疫经验方面显然不及封建时代常年活动于火线的雇佣兵，而数量却远远过之。为了使如此庞大而昂贵的人力资源不至于被一场流行病摧毁，政府开始为军队配备全职医疗人员，并通过接种疫苗、集体理发、灭虫、定期换发内衣和被褥等举措来保证他们的卫生条件。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率先试行了专业护理制度以降低战地医院中的伤患死亡率（此前各国的随军护士大多由教会修女兼任），被证明行之有效，随即得到推广。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死于伤口感染和其他流行病的士兵数量已经下降到直接战死数的1/4。

“西班牙流感”爆发期间，美国陆军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科里山建立了隔离医院，专门负责接收患病官兵。医院护士在取水时也戴上口罩，以防病毒随飞沫传染

 

然而乐观主义的花朵仅仅盛开了不到20年。1918年，整个世界再度陷入“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带来的恐慌之中。根据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在1999年的研究，最初是某种鸟类携带的病毒感染了法国加来海峡大区一处伤病营中圈养的家禽和活猪，接着人类也开始被殃及。由于流感病毒可以随飞沫传播，并且加来是新近参战的美国士兵在法国最重要的登陆口岸之一，病毒的扩散范围很快从西欧延伸到了北美、中近东和东南亚，最终造成大约5亿人被感染，相当于当时全球人口的27%。

从“雅典大瘟疫”开始，战争状态就是最易于导致“大流行”蔓延的温床，1918～192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一战”在欧洲造成的医疗条件恶化和药物短缺使得法国前线的伤兵营迅速成为一个个病毒培养皿；当症状更重的患者经由火车送往后方医院时，病毒也随之传播出去。24个月里，法国有4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这场流感，英国也有25万。美国的青壮年人口则是受到直接打击最严重的群体——当第一批归国的伤兵把病毒带回北美大陆之后，那些刚刚被征召到训练营中的新兵很快受到感染，免疫系统的剧烈“细胞因子风暴”迅速杀死了这些更加年轻力壮的男性。最终，1.05亿美国人中共有28%患上流感，至少67.5万人因此去世。

在席卷全世界整整24个月之后，大流感像它最初出现时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没有证据表明它是被人为治愈的。一些病毒学家认为，病毒本身的突变产生了致死性较低的新毒株，最终自然结束了整个流行周期。身为中立国的西班牙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起就正面报道这场流感的国家；由于该国自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以下几乎全民患病，历史学家决定以“西班牙流感”为这一事件命名。但就实际死亡人数而言，被欧洲人习惯性忽视的印度才是最大受害者：根据《英国医学期刊》2000年的估算，整个英属印度（含土邦国）共有1700万人遇难，占当地总人口的5%，接近西欧国家的两倍。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在百万级规模。而全球范围内死于这场大流感的总人数据信在5000万到1亿之间，几乎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难人数之和（7700万）。

以“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作为标志，流感正式取代霍乱和鼠疫，成为20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流行”祸首。1957～1958年，甲型H2N2流感（“亚洲流感”）在中国和东南亚造成约200万人死亡。由该种病毒亚型重组产生的甲型H3N2流感（“香港流感”）在1968～1969年又造成了全球接近100万人死亡。在人口密度较大的香港，共有50万人患病，占当时在地人口的15%。即使在进入21世纪之后，流感的阴影也依旧不曾消除：2009～2010年，甲型H1N1流感（“猪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再度造成了至少15万人死亡。

相较前哥伦布时代“大流行”的单中心特征，流感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均质”疫病：任何一个受到影响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爆发式增长点，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又会使疫情的扩散完全不受限制。人们花费了整整100年时间来研究自己面对的新敌人，确认了3种可感染人类的基本型流感病毒（即我们所知的甲乙丙三型流感）的存在；但由于这种病毒的高度不稳定性，疫苗抗体往往只能在事后发挥治疗效果，而无法起到预防作用。未知的新病毒亚型依然寄存在飞禽、哺乳动物以及其他物种身上，等待着某一天突然现身。

1621年秋天，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抵达北美的欧洲清教徒与印第安原住民共度第一个感恩节。由欧洲人带往美洲的“处女地流行病”在16～19世纪杀死了当地90%的原住民

 

环球同此凉热

21世纪的人类很难再具有一个世纪以前乐观主义者那种“胜利在望”的心理。相反，我们所了解的病原学知识越是丰富，对“大流行”可能重现的恐惧就越是深重。这首先是因为可能导致疫情的病原体近乎无处不在：相较每平方米空间内存在的8亿个病毒的基数，今天人类对它们的认知不过是沧海一粟，更何况病毒还拥有近乎无解的复制和突变能力。美国病毒学家、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研究部门负责人奥利瓦尔（Kevin Olival）对此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从2009年到2014年，流行病学界的‘病毒捕手’发现了大约1000种新病毒，同时不得不暂时放过其他几百万种。谁敢赌下一波大流行一定是出现在那1000种之内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中心资深研究员阿德加（Amesh Adalja）呼应了这一怀疑。在他看来，“流感世纪”的出现在公众心目中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只有爆发频率最高的流行病才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严重的疾病。实际上，由于全球的进一步融合，一些过去仅仅存在于特定地理环境中、尚无大流行历史的病毒如今也有机会进入人口密集区域，而它们的伤害性绝不亚于流感。1999年西尼罗河病毒在美国纽约的意外现身便是一个实例：在那之前，没人能预见到携带有病毒的尖音库蚊竟会从埃及搭上国际航班，远渡重洋来到北美。

更何况，对于过往历史中一些近乎转瞬即逝的神秘流行病，今天的病毒学家依旧所知不多。这方面的典型之一是汗热病（Sweating Sickness）：1485年亨利七世击败理查三世、开创英国的都铎王朝之后，英国本土很快开始流行一种以畏寒、头疼和大量出汗为特征的新型瘟疫，超过50%的患病者会在精神错乱后死于数小时之内。这种病症存在了大约6个星期，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旋即销声匿迹。之后的60多年里，汗热病在英国贵族圈、伦敦、爱尔兰以及东欧仍有若干发病记录，但在1551年之后就彻底没了踪影。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才大体确认罪魁祸首乃是一种名为汉他病毒（Hantavirus）的RNA病毒，它可能由啃齿科动物携带，跟随亨利七世的骑兵进入英国。但无人能确知汉他病毒是否已经变异，又是否会在某天再度爆发。

2015年6月18日，韩国首都首尔的防疫人员身着防护服，对一处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的剧场实施喷淋消毒

 

是的，无论是全球化带来的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还是快速城市化为人畜共患病传播提供的便利，都使得“大流行”的风险和涉及病种变得比100年前更为复杂离奇。在2003年，没人能预见到蝙蝠携带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冠状病毒竟会经由果子狸这个中间宿主传播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正如在2012年，中东游牧贝都因人饲养上千年的骆驼意外地成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的宿主。奥利瓦尔在邮件中告诉我，2016年他的团队曾对最有可能在人类中出现流行的哺乳动物病毒进行了一系列罗列，最终结果有188种——“其中还不包括像天花这样正在死灰复燃的‘老伙计’，以及其他具有潜在致病性的品种”。

中国从来都不是“大流行”历史的局外人。就在欧洲爆发“安东尼大瘟疫”之后不久，流行性斑丘伤寒同样在东汉末年的中国引起了“建安大瘟疫”。而元朝末年爆发于淮河流域、造成全国人口几近腰斩的大规模鼠疫，显然与蒙古骑兵传播到欧洲的“黑死病”属于同一病种。进入近代，中国在多次全球性“大流行”中已然成为重要爆发点：无论是1910～1911年造成超过6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流感”和“香港流感”，乃至进入21世纪后的“非典”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人能独善其身。

1976年11月，美国丹佛的社区医疗人员使用无针注射器为莫雷中学的在校生接种甲型H3N2流感疫苗

 

如果说在清末那场席卷整个东北的鼠疫疫情中，是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华侨伍连德的出现，使中国得以开始建立系统的检疫和防疫制度；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在抗击“非典”、甲型H1N1流感以及新冠肺炎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样可以为全球医疗界提供足够丰富的研究素材。毕竟，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对如此之多人口的城市化转型。每一次“大流行”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都可以为更多国家提供参照。而中国做出的应对及其成效，在未来的全球防疫史上也将成为重要记录。

从这个角度看，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既是中国医疗和科研系统面临的挑战，也构成全球化时代这场人类共同的“病毒战争”的一部分。人类相互融合与需要的趋势既已不可能逆转，则应对“大流行”的出现，各国皆责无旁贷。毕竟，环球同此凉热，无人可以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